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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到现在，有多少事情发生在中华大地上，而人们对于古代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史书。《史记》是中国第一本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是百度百科中对《史记》的评价，但《史记》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吗？这个显然并不是绝对的。毕竟，司马迁只是西汉人，对于前世的了解，多是通过一些古籍，并不是亲身经历的，而且秦始皇“焚书坑儒”烧毁了大量的六国典籍，导致后世在考据前世时缺乏足够的资料。 而想要对前世历史有详细联系，书籍随着后世的传播，散佚严重且存在涂抹的痕迹，导致伪书的出现。因此，在读史书的时候又不能尽信于古书。因此，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意思是，除了纸上材料之外，我们也可以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历史。 在此基础之上，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和后世的通行本存在不同，这个是西汉初期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古籍。出土的帛书《老子》有甲乙两个抄本，其中的甲本抄写时间在刘邦称帝之前，乙本的抄写时间也在汉文帝登基之前，距今两千多年。但两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现在通行本的《道德经》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尤其也说明一个问题，《老子》之书在后世不断传抄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 出土文献的一次次出土给后世之人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古人社会和世界，更多带来的是文献的变化。而出土的前世史书更是对后世史书的一种订正。这其中就绕不过西晋时期出土的春秋时期的史书《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古文纪年》《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发现。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竹书纪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颇为特异，与传统的正史记载不同。五帝纪，关于舜的记载，就跟史记等正史所载的有德之君舜的形象大为不同。引述如下：
夏纪 夏纪所载，与《史记》只是记载“太康失国”不同，还记录了羿的事情。让羿代太康，成为夏王朝统治者的这些旧事得以重见天日。当然，孰是孰非，那就见仁见智了。 殷纪 殷纪则颠覆了《史记》记载的历史第一位贤相伊尹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压，这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但是由于现代对不同地区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译，发现整个商代伊尹都是师权的象征，地位尊崇，并且有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并且整个商代伊尹的后人都有很高的地位与权力，因此这部分存疑。当然，究竟如何，还要加以考究。 周纪 周纪最与《史记》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记载。按照史记等正史所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国的伯，名和者，摄行君位。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说法。 另外，还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以及记载了周幽王死后，两王并立的史事。 晋纪 周平王东迁之后，竹书纪年以晋国纪年，而作晋纪。晋纪记载了晋文侯杀周携王的旧事，详细记录了曲沃代翼的过程。研究晋国历史，《竹书纪年·晋纪》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杜预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由于《史记》采用纪传体来记述事件，《竹书纪年》的出现，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史记内容，如“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与史书有极大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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