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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太康初年，有一个叫做不准（“不”音通“否”，后文称否准）的盗墓贼，他抱着发财的梦想，挖开了一座战国时期的魏王大墓。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座魏王大墓里最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陪葬的财宝，而是一本叫做《竹书纪年》的通史。从此，整个秦汉之前的中国历史，都将因为这本书的重见天日而被颠覆。无数信奉儒家经典的人，都因看了这本书而三观尽毁，信仰崩塌。甚至有不少儒生坚决要求将这本书永久封禁，不许重见天日。  那么，《竹书纪年》究竟记载了什么内容，让大家的反应如此激烈呢？ 提到秦代的史书，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有左丘明的《左传》等书。而随着秦始皇执行了焚书坑儒的政策，大量秦汉以前的古籍古书被付之一炬，因此，这些仅剩的史料就不得不成为了众多史学者们的心中，唯一的“真理”。直到晋朝的一个盗墓贼颠覆了这一切。  西晋太康元年，一个叫做否准的人，正在河南的汲郡徘徊。他已经在此地探出了一个王公贵族的大墓，现在正进行积极的准备工作，准备大发一笔横财。 中国人向来讲究事死如事生，人死了，在下葬时自然也会挑选不少好东西陪葬，以供其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享受。更何况这还是个王公的大墓，否准觉得这里面必然有数不尽的宝藏。  于是，否准选了一个月黑风高的良辰吉日，带着挖掘工具跑到了探查的地点。随着地表的土一点一点地被掀开，否准的心跳也开始不断地加速。 否准确实是个探墓的老手，过了没多久，他就挖进了墓道。荣华富贵就在眼前，否准欣喜若狂，一跃跳进了墓穴之中。  但是落地后的否准却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因为墓道有些漫长，否准进入墓穴之后，手上的火把几乎快燃尽了。 这下否准就有点发慌了，毕竟墓穴漆黑一片，没了火把别说找财宝了，自己出去恐怕都找不到路。  否准四下摸索，惊喜地发现了一把竹简所用的竹片。他当即点燃了竹片，借着火光在墓穴里探查了起来。 不得不说，否准挖的这个墓还真有点东西，里面的贵重陪葬品确实有一点。但是让否准觉得恼怒的是，比起金银财宝，这个墓穴里更多的是一根根竹片，上面刻写着自己看不懂的文字。  否准是个没啥文化的人，他也不知道这些竹片正是古代记事用的竹简。一旦搬运出去，其史学价值不可限量。他只知道自己是来发财的，不是来搞研究的。面前的竹片对于他来说，除了拿来烧火照明以外没有别的用处。 在烧掉了一片又一片珍贵的竹简后，否准意识到这个墓里他已经找不到更多的财宝了。但是翻找了半天只有这么点东西，实在是让否准失望不已。就这样，在把墓穴折腾得乱七八糟之后，否准收拾了自己的“战利品”，扬长而去。  可能是否准离开的时候过于愤怒，竟然连墓穴都忘了填，就这么大大咧咧地把挖开的墓穴摆在了光天化日之下。结果到了第二天，附近的居民出来一看，自然是吓了一跳，赶紧报了官府。 不得不说，当地官府的执法效率确实靠谱，他们得知情况之后，立刻把现场封锁起来，而且没过几天就把否准抓捕归案了。  而官府的长官也确实是饱学之士。他们看到了否准盗走的文物之后，立刻意识到这个墓来头不小。赶到现场之后，官员们被墓穴里的竹简震惊了。他们随即将此事上报给了朝廷，并且小心翼翼地把竹简清理保存了起来。经过盘点，汲郡官员总共从大墓里清点出了数十车竹简，上面所载文字更是有十余万字之多。  得知消息后，晋武帝司马炎十分重视，他立刻命令中书监荀勖和中书令和峤，组织了一大批学者，前去整理和释读这些竹书。 虽然竹书上的文字是先秦时期所用的篆文，与西晋时使用的隶书、楷书大相径庭，但是所幸，西晋与先秦时期也只有五六百年，相当于当代和明代的年份差距。虽然久远，但并不算完全不可考究，传世的资料也不少。所以荀勖等人在识读竹书方面的进展还是不错的。  至于墓主人的身份，荀勖等人形成了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墓主人是战国时期的魏国君主魏安僖王，另一种认为墓主人是魏安僖王的爷爷魏襄王。 经过研究，他们发现，这些竹书基本都是先秦时期的书籍。经历了秦汉战火，先秦古书除了儒家经典已经十不存一，现在能保存下来如此成系统的古书，实在是填补了史学上的一大空白。 可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发现苗头不对了。 这些竹书中，有一册书极为不寻常。从识读出来的文字来看，这应该是一本记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魏国历史的史书。后世将其称呼为《竹书纪年》。但当他们将书中的内容解读出来后，其中的内容却是将他们惊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 我们前文提过，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大量先秦时期的史书都没有保留下来，晋朝学者能接触的，也只有被儒家承认的史书，如《左传》、《春秋》、《史记》等。 千百年来，无数史学家都将其视为正宗的历史，但是随着《竹书纪年》的问世，这一切都不一样了。《竹书纪年》中记录了一段与主流史书背道而驰的历史，让无数学者三观尽毁。 比如尧舜禹的禅让，在各个儒家学者口中都是千古美谈，尧帝老了干不动了之后，将王位禅让给了舜帝，舜帝后来又禅让给了大禹，可谓是和平交接权力，其乐融融。 然而《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却是，舜帝的位置是通过发动政变，囚禁了尧帝而得来的，舜帝还不许尧帝的儿子看望自己的父亲。其心肠之冷硬，得位之冷血，与春秋战国时期记载的篡位者并无二致。 再比如商代名相伊尹。伊尹是商代的开国元勋，而且有非常高的治国才能和道德情操。据说商王去世之前，将自己的儿子太甲托孤给了伊尹。 而太甲这个人穷奢极欲，治国十分荒唐。伊尹就把太甲流放掉，自己摄政。过了几年后，太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找到伊尹，发誓要改过自新。伊尹原谅了太甲，于是重新把王位还给了他，自己继续做宰相。 这段故事经常被儒家歌颂，并且把伊尹忠心事主，不恋权势，及时还政的事迹当做人臣的典范。 但是在《竹书纪年》里，这段故事可就大相径庭了。 《竹书》里，故事的前半段跟儒家宣传得差不多，但是从伊尹流放太甲开始就不对味了。说是伊尹赶走太甲后，自己就篡位称了王。几年后，太甲潜回了首都，杀死了伊尹，才把王位夺了回来。从《竹书》的描述来看，伊尹太甲的故事哪里是一段贤臣明主的千古佳话，分明是一幕血淋淋的宫廷斗争。 这连着两个“史料”，可谓是对儒家宣扬的“君君臣臣”那一套榜样事迹，极尽嘲讽之能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晋时期，很多儒家学士对于这本古书都极为恐慌，将其严词斥责为“伪书”，并且要求将这本书永远封禁，不得继续流传。 不过他们的说法也确实很有道理：《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可谓是闻所未闻，翻遍史书，基本找不出第二个能作证的说法来，很有可能是哪个人瞎编乱造出来的。 那么，《竹书纪年》中所记载的都是孤证吗？其实并不是。 比如“共和行政”这一事件。根据《史记》等书记载，西周时，周厉王执行高压统治，引发了国人的不满，将周厉王赶走。 而周厉王下台之后，王位空缺，总得有个说话的人。于是他们推举了周公、召公共同执政，号为“共和”。 但是《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却是，周厉王出逃后，周朝由一个叫“共伯和”的人执政，“共和”一词不是个状态，而只是个单纯的人名。 这一说法虽然与我们所认知的主流历史大相径庭，但是却能佐证《汉书·地理志》中孟康的注释。 此外，还有西周灭亡后，根据《史记》记载，周平王东迁洛阳，成立了东周政权。而《竹书》中却补充了一段历史，那就是当时的西周不止有一个周平王，还有一个“周携王”同样建立了政权，与周平王分庭抗礼，所以当时的东周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场面，后来周携王被周平王攻灭，周朝才恢复统一。 这一段历史虽然在《左传》、《尚书》等史书中有隐约的记载，但是并没有被写《史记》的司马迁采信，因此多年以来也不为人所知。现在《竹书纪年》这本年代比《史记》还早的史料，也记载了这段史事，从此东周二王并立的说法便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 《竹书纪年》并没有完全留存于后世。毕竟这是一本西晋时期发现的古书，经过上千年的战乱，竹简原件早已不存，译本也早已散佚。我们至今能看到的《竹书纪年》，主要是根据历代的层层传抄和考据得来，早就不知道倒了多少回手，因此可信度是十分存疑的。 但是对于现代历史学来说，将考古成果结合起来作证史书，是最为靠谱的手段。比如《竹书》记载的伊尹的故事，就和殷墟甲骨文被释读出的内容不太一样。根据甲骨文记载，伊尹在商代极受重视和崇敬，而且死后哀荣不断，实在不像是个谋权篡位者。因此大家普遍更愿意相信，伊尹确实是个好人。 但《竹书》也有说对了的地方。比如商代有个庙号中宗的国王，《史记》中记载他的名字是太戊，而《竹书》则记载他叫祖乙。后来甲骨文里的一句“中宗祖乙”，一举帮助《竹书纪年》在史料可靠度上扳回了一城。 《竹书纪年》作为目前唯一一本从秦汉战火中保存下来的先秦通史，弥补了不少史料的空白，其价值不可估量。而对于历史学的研究，终究还是离不开考古资料的佐证才能下定论的。在更详细的考古资料被发掘出来之前，《竹书纪年》和《史记》等正统史书的争斗，恐怕还会进行下去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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