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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一个东南的省份，却在全国范围内被认为是“塌陷”了的中部。和它的邻居们比起来，江西似乎贫困而沉默，是一个经常被无视的地区。 江西，地处中部，曾被列入华东经济协作区，1978年华东经济协作区撤销，如今的江西，更常被人划入中部地区。
（与华东五省一市相比，夜晚的江西在卫星照下显得无比黯淡） 江西东临福建、浙江，南连广东，西接湖南，北邻湖北、安徽，是华东、华南、华中三大区域的联结点。从大尺度上看，江西正是长三角、珠三角和海峡西岸三大经济圈的腹地，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 然而，看似优越的区位条件背后，却是江西封闭的地形，江西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盆地、谷地广布，具有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江湖众多，以鄱阳湖为中心呈向心水系。又是中国南方红壤分布面积较大的省区之一。 丰富的红土壤造就了江西“鱼米之乡”的美誉，江西境内的鄱阳湖平原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江西是建国以来两个从未间断向国家贡献粮食的省份之一。 江西地貌上属江南丘陵的主要组成部分。省境东、西、南三面环山，中部丘陵和河谷平原交错分布，北部则为鄱阳湖湖积、冲积平原。这样的地形条件，则恰恰使江西与东部的福建，浙江，南部的广东，西部的湖南这几个省份的天然通道被隔绝。 这样的地形一方面造就了江西省版图的稳定，而另一方面也使得江西与周边发达地区经济联系松散，逐渐落后于周边各省。 那么，江西的落后局面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在魏晋之前，由于中国北方承担了全国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等多个角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北方地区对于南方地区有着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本质上是一种不可抵抗的控制力。 然而伴随着“五胡乱华”事件的爆发，北方少数民族进驻中原，晋朝皇室及当时的北方大族带领百姓南下，在建康（即今天的南京）定都，建立东晋王朝。 东晋的建立，使得北方许多先进的文化，技术被带到南方，从此南方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期。而这时的北方地区由于连续多年的战乱，为避免汉人传承被断绝，不断有新的北方氏族带领百姓南下，这为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人口，和先进的生产力。 之后的南北朝时期，由于南朝各个政权的重心依然放在以都城建康为主的江浙地区，江西并未得到较为突出的发展。 直到唐开元21年（733年），唐玄宗将唐贞观年间划分的10道增为15道。 这其中江南道被一分为二，江南西道便应运而生（唐代的江南西道还管辖着今湖北省、安徽省长江以内陆区和湖南省大部分地区）。这也就是“江西”名称的来历。 五代十国的南唐中后期，元宗李璟于958年将都城由金陵迁至洪州，升洪州为南昌府。 虽然961年南唐后主李煜继位后便复都金陵，南昌仅仅做了不到三年的都城，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有政权在南昌建立都城。 到了宋朝，江西俨然已经成为了整个长江中游经济的龙头，在文化，科技，经济各领域都堪称全国领先。在宋朝鲜明的书院文化中，全国共有近720所书院，江西一省独占224所，比江浙二省的总和还要多，其文教水平可见一斑。 自唐至清，江西考中进士1.05万人，占全国10.67%，其中状元48人。宋代多有一门数进士的情形，如王安石、曾巩、刘恕、孔文仲等一门三进士；洪迈一门四进士；婺源潘钰及子孙“一门十进士”；乐安流坑董氏家族一门同科五进士，时号“五桂”。铅山更有“隔河两宰相，百里三状元，一门九进士”之说。 明代常常是一科包揽一甲（状元、榜眼、探花），或是占据前十名的大多数。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一甲进士和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前七名进士均为江西吉安人，连续二科的三鼎甲均被吉安一府夺得，在中国科举史上空前绝后。江西人任宰相28位、副宰相62位，二十四史立传者500余人。明代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从解缙、胡广、杨士奇到费宏、夏言、赵汝愚、严嵩，出任宰辅者达18人。 即使在元代，汉文化遭到重创之际，江西文人在全国依旧独领风骚，“元诗四大家”，江西虞集、范梈、揭傒斯占其三。 古代江西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上趋于鼎盛，占据全国前列的主要原因可归其于优厚的土壤条件和发达的水利交通。在古代，一个地区只要具备了这两点条件，便可以在经济，人口上领先于周边地区。 江西北部为鄱阳湖平原，鄱阳湖平原与两湖平原同为长江中下游的陷落低地，由长江和省内五大河流泥沙沉积而成，北狭南宽，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地表主要覆盖红土及河流冲积物，红土已被切割，略呈波状起伏。湖滨地区还广泛发育有湖田洲地。水网稠密，河湾港汊交织，湖泊星罗棋布。
到了近代，江西在内乱战争、东南沿海开埠通商和工矿业兴起发展的背景下，地缘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853年至1864年间，天平天国和清政府的湘军展开的持久拉锯战，对江西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据不完全统计，太平天国运动致使清朝后期全国人口减少了近1/2。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于英、法、俄、美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九江在条约中被辟为开埠通商口岸。 自此，列强纷至沓来，在九江设立租界，倾销商品，进而把持海关和控制航运、修建铁路。 与此同时，在江西西北部的湖北，汉口被列强设为租界，汉口租界的设立，使得汉口逐渐发展为当时中部最大的城市，到了1927年，汉口，汉阳，武昌三市合并为武汉，武汉成为民国初期，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 武汉的快速崛起，借助了粤汉铁路的设立，而粤汉铁路由于走了湖南长沙这条线路，让本就陷入水道通航停滞困难的江西，再次失去了铁路这一个重要交通线。 在新的技术和人地关系下，江西传统经济难以发展，近代工商业又受到限制，开始进入衰退期。 江西在此后逐渐成为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传播和研究基地，与江西经济的衰退不无关系。 1927年以秋收起义为标志的农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以来江西传统经济艰难的生存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的资源开采和制造业迅猛发展，特别是萍乡的煤矿、赣南的钨矿都有了大规模开采，并在20世纪50年代就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工业体系，其中有色金属冶炼、机械制造、制瓷等居全国前列。但也正是这些工农运动，改变了江西在中国版图中的地位。正是江西封闭、独立的地形给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斗争提供了实践之地。 鹰潭贵溪冶炼厂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炼铜企业，新余所产锰铁产量约占全国一半，赣州龙南为中国南方重要稀土生产地。 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近代以来丧失的水运优势，使对外交通成为桎梏江西发展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江西也迎来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封闭的地形、落后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长期居于中部省份的末流。 2016年，江西省GDP总量为18364.41亿元，相邻的湖南省GDP总量为31244.68亿元，同为中部省份的安徽省GDP总量为24117.87亿元，整个中部只有山西省的GDP总量低于江西省。
省会南昌的境遇同样如此，中部六省会中，南昌落后于武汉，长沙，合肥，郑州，排在第五位，仅高于刚刚经历过煤炭行业破产的太原。 相邻的湖南省早早便依托京广铁路发展商贸和制造业。沪昆铁路建成后，东西南北交汇的现代物流集散优势也显现出来。 而在1996年京九铁路建成之前，江西仅有沪昆铁路（浙赣线）、皖赣铁路、鹰厦铁路与相邻省份联通。 交通大通道主要以东西向为主，江西北上和南下都较为困难，例如当时南昌的进京列车，需要经赣西取道沪昆铁路至长沙后，才通过京广铁路进京，这圈子绕的结果可是徒增的运输成本。而中南部吉安、赣州广大地区不通铁路，发展难度可想而知。
近代以来，途径湖南的京广铁路彻底取代了古代途径江西的水路。而当下，先行的京广通道在高速铁路大发展的时代下又甩下了还在襁褓中的京九高铁，江西的交通形势仍然堪忧。 作为三大经济发达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东南）的腹地，薄弱的工业基础，交通设施不足，人口劳动力减少，让江西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湖北湖南凭借强于江西数倍的工业基础和铁路条件，赢得了东部企业的青睐，即使在人均收入落后于江西的河南，也因为巨大的人口优势，可以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而吸引到了沿海地区的投资，江西已经一步慢步步慢，需要花更大的力气才行。 近年来，江西省摸索出了一条被称为“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国土开发总体战略格局。 所谓“龙头昂起”，就是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龙头，加快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推进九江沿江开放开发、建设昌九工业走廊。所谓昌九一体化就是在这个理念下的产物。 “两翼齐飞”即以沪昆线、京九线为轴线，加快发展以上饶、鹰潭为复合中心的赣东北区域经济增长板块，和以萍乡、宜春、新余为复合中心的赣西区域经济增长板块。 “苏区振兴”则是要实现以赣州、吉安、抚州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 “绿色崛起”意在构建以鄱阳湖和江西山区内的广袤森林为基础的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这能够让江西在稳步发展经济的同时，维持现有的生态水平和生活质量。 战略虽然复杂，但不难看出江西的发展关键还是在靠以南昌、九江为龙头的环鄱阳湖城市群。
（环鄱阳湖城市群） 相对于省内其他城市，南昌，九江有着更好的区位条件，且昌九一体化，鄱阳湖城市群的建立，有利于南昌快速对接以武汉为中心的中三角城市带。 在新的时期，曾经在古代社会风云一时的江西仍然有机会再次崛起。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封闭的环境看上去是巨大的劣势，却也有可能留给江西人一个后发的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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