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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但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 通过观察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俯仰揖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曾国藩在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拘执与圆通、笨拙与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与“人欲”，更真切地领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曾国藩一生都在变化中。他从“愤青”变为“老奸巨猾”。他早年是一个愤怒青年，单线思维、唯我独尊、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 到了中年，经过重重挫折，他才终于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经过这次反思，他从一个愤怒青年变为老庄信徒，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许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 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与一般中国人不同的在于，大部分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 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顶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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