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在近代人类的文明发展中,影响最深远、最广泛的一种文化现象恐怕就要数科学了。“科学活动为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增长了对宇宙的深入认识,掌握了更多的关于自然的知识,而且更在于它把追求真理的执着这种科学精神带进我们这个社会之中。”
它甚至渗透到目前所有的人类文明的分支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20世纪以来,出于对这种新的“文明”现象的诸多思考,关于科学史的研究相继展开。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和观点,但在科学发端的原因上还是争议颇多,在研究科学史的具体方法上也不免流于偏颇。从外史的角度看,在中世纪及其后的历史背景中自有西方科学发端的社会文化原因和历史必然性。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科学”,不专门指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等具体的分支学科,而是指自然科学的整体。
之所以用“文化学”三字,是因为科学和神学、哲学甚至巫术一样,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从文化学的角度谈科学,一方面可以说明科学是在这块土壤中积累并成长起来的。例如,李克特认为科学是传统文化知识的一种生长物,它依赖于文化中一定知识要素的重新组合。海德格尔也指出:“按照一种流行的观点,我们用‘文化’这个称呼来标志人的精神活动和创造活动的范围。科学、对科学之促进与组织也被看作是文化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单从一门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或科学思想概念内部解释的片面性。总的来说,无论是科学概念自身的逻辑延伸,还是社会诸因素间的互动,都属于文化学的范畴。因为“人种区别于所有其他动物的这些特殊的人类特性,只有在文化内才能被理解。因此,把研究特殊的人类行为的科学称为文化学,也许是最恰当的”。站在历史文化的宏观视角,能发现科学萌芽慢慢从“前科学”的社会文化土壤中既作为静态的现实又作为动态的历史的发端过程。
一、哲学传统、宗教信仰和科学精神一脉相承
一般认为,西方文明有三大源头———古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和罗马的法制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崇尚理性、热爱真理的希腊人便产生了丰富的关于自然的思想,产生了许多关于自然的哲学思想,如泰勒斯的水本源说、巴门尼德的“存在”理论、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说,以及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数”的理论,等等。他们都认为世界是统一的、实在的,可以理解的,而“意见”(doxa,也有译为臆见)是变化的、虚幻不实的。今天的许多学科或科学思想,大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最初形式。所以说,古希腊是今天科学精神的策源地。着名的科学史家萨顿曾说:“当希腊哲学家提出世界的物理统一性的时候,希伯来先知在一神教教义中确立了人类道德的统一。”
也就是说,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在以理性的普遍性、统一性去思考和把握自然界的时候,和后来的基督教世界神的关于世界秩序统一性的思想构成了某种契合。后来,“大一统”的罗马帝国的消亡并未湮灭“大一统”的宗教理想,对上帝的敬畏带来的对自然秩序的坚定信念不但产生了罗马法,而且也和科学的统一精神暗合。怀特海说过:“我们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
他还说:“每一种细微的事物都受着神的监督并被置于一种秩序之中。研究自然的结果只能证实对理性的信念……在现代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的神学中导引出来的。”研究自然的前提必须得先有这样一种信念———自然是可以理解的、有秩序的。这种信念和广泛存在于各古老文明中那些荒诞的迷信和神秘的巫术不同,和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敬而远之”的思维方向也截然有别。爱丁顿在晚年有一个惊人学说,他认为“宇宙结构因为我们自己的精神结构而能在一个先验的基础上予以确立”。而他所谓的“先验的基础”其实就是康德的先验感性和先验知性,在康德看来,这种“精神结构”的功能就是“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功能。
谈到宗教与近代科学的关系,中世纪(公元5—17世纪)自然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阶段。以前人们都把中世纪看作死水一潭,看作近千年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