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之间的纽带

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之间的纽带

王善博

对科学与宗教比较的视角很多，本文从科学史、共同体的一致性形成及方法论三个角度，讨论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之间的联结关系或异同之处。

一 从秩序之网的变迁看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的联结

无论是科学合理性，还是宗教信仰的合理性，都是对宇宙秩序的理解和把握。近代科学合理性的观念与境（idea- context）主要来源有两个：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合理性与境和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与境。在古希腊，对自然现象研究的合理性就在于对宇宙秩序的猜测性探索，譬如把秩序描绘成直观的图式模式或数学比率。

这里的秩序（order）概念通过某种认知形式得以再现。这些秩序本来隐存于自然界中，只有当它们以认知的形式再现于我们的知识世界中时，才可以被我们普通人理解和认识到。同时，这些秩序是具有神性的。秩序作为观念网络中的一个纽结充满了神性；把这些自然秩序揭示出来，不仅是在向人们表明宇宙的有序性，同时也表明了神的存在。这种神性观念一直延续到中世纪以及近代，譬如，近代科学家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认为他们的研究途径要比神学家更能洞悉和贴近上帝的意图。在论证上帝存在的问题上，这些科学家认为他们的方法要比神学家的更有效。

什么使人类以认知形式再现宇宙秩序呢？是人类的能力。对能力这一概念的分析具有两种不同的途径（approach）：一是古希腊自然哲学式的诉求人本身具有的能力的途径，即没有从人类之外去寻求能力的来源,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提出，人类中一部分人具有探求宇宙之数学和谐或比率的能力；柏拉图提出了人类具有的启明化（illuminating）和理想化的整合能力（这里的启明具有豁然启发或照亮的意蕴）；还有亚里士多德倡导的推理能力和实验能力等等。虽然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柏拉图主义者把这些能力构想为人类中仅仅一部分人所独具，而亚氏将推理能力看作人类普遍所具有，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这些能力是人类自身具有的，无需其他因素的介入。二是中世纪圣经文化的赋予论的。从图1 中也可以看出，在中世纪，人的地位比自然高多了。为什么？在中世纪的宗教与境中，我们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同时被作为理性创造物设计和创造出来的，我们的认知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设计宇宙秩序的上帝的认知结构。上帝创造宇宙时所赋予宇宙的秩序因此可以被我们人类理解。同时上帝赋予了人类认识、管理和控制自然的能力。

从图1 中看，近代的观念构架（C）进一步沿承了中世纪的观念网（B）。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的地位优越于自然，并且负有管理和控制自然的责任，这也是中世纪后期西方在短短的二、三百年就连续发生两次技术革新以及近代工业革命（”西方奇迹）相继发生的信念依据之所在。但（C）与（B）之间又有所差异：一是就人的能力而言，在中世纪，人们一味强调赋予说，淡化了人自身的能力；而到了近代则相反，人们更强调了人类把握宇宙比率、追求数学和谐、启明化、理想化、推理、实验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赋予说。二是就秩序概念而言，在中世纪，人们一味强调秩序的神性，而到了近代人们致力于探索秩序在自然中的内在化性质，同时把自然秩序转换为自然定律，尽管人们仍然坚持这些定律是上帝所赋予的。

图表1：秩序之网自古代到近代的变迁

在这些合理性观念的支配下，相应的合理性标准在近代也纷纷派生出来。譬如，从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合理性概念派生出数学化标准和简单性标准；从亚里士多德的合理性派生出了逻辑推理的合理性标准和经验的基础性标准；从柏拉图那里派生出来理想化的合理性标准。而这种理想化对近代科学实验时代的开辟至关重要，譬如，零摩擦的斜面试验、理想气体等。这些标准都成为了人们审视、评判和检查当时理论学说是否合理的判据和尺度。这里以一个科学史实例来说明。

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的火刑柱上这一事实，被人们看作是宗教摧残近代科学的范例。这是多少年来人们一直信守的一种看法。但是，无论是从理论本身对传统托勒密的地心学说的异质性，还是理论对当时宗教观念的直接反叛性，布鲁诺的学说远不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哥白尼对托勒密的学说的挑战或冲击是致命性的。为什么哥白尼与布鲁诺俩人的境遇截然不同？哥白尼学说甚至竟然得到了教长雷提卡斯等教会界人士的支持和维护。

对这一历史事件，仅从宗教与科学相冲突的角度去解释是无力和苍白的[1]。其实，一方面，布鲁诺坚持一种非正统的基督论，正是他的异端神学观而非哥白尼主义触怒了罗马宗教裁判所；另一方面，布鲁诺的无限宇宙和多世界的自然观与当时人们固守天文学理论合理性标准严重背离。他所倡导的无限宇宙和多世界既不符合当时人们崇尚的简单性的标准，也不符合理想化标准，更不符合逻辑推理的标准。因此，当时不仅是宗教界反对布鲁诺的宇宙学说，即便是在近代科学家那里也不会赞同他的观点。无论是布鲁诺的神学观,还是他的天文学理论，都完全失去了与传统与境的连续性，是对当时的科学与境和宗教与境的断裂。用戴尔拉茨希话来概括：“作为历史事实，现代科学的产生仅仅一次，而这是发生在基督教神学的背景中。尽管就此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争议，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科学史家都认为，这不仅仅是个巧合——基督教神学教义在现代科学的发源和兴起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2]”如果我们这里分析成功的话，那么，科学诞生与宗教与境密不可分这一论点，将会为我们对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我们知道，古代中国缺少这种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与境。

二、共同体的一致性形成

科学与宗教具有的另一个突出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都是以共同体的形式进行认识活动的。意见一致性在共同体形成中作用，明显地体现了科学合理性或者宗教合理性之所在。下面将分别通过提出其各自的合理性结构图表，来加以说明。

1．科学共同体的一致性形成按照正统的科学哲学观点，科学的认识过程主要包括科学发现和科学证明两个阶段。在发现中，想象、类比、模型等是提出科学理论的一些主要途径；在科学证明中，要讨论理论与观察的相互影响、理论的证明或辩护等等。

作为科学哲学的开端，逻辑实证主义虽然像老实证主义一样坚持归纳主义的观点，但具有不同的侧重点。19 世纪的老实证主义者孔德、穆勒、赫歇尔等（以及肯定演绎的惠威尔）似乎更强调归纳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以及对科学发现模式的建构。其中强调了模型、想象、类比等在这种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而20 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莱欣巴赫等更侧重归纳在科学辩护与境中的逻辑证明关系及其地位，他们认为科学发现是心理学领域，不属于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但新老实证主义都肯定了观察和实验数据的基础性及相对于理论的独立性，而且理论之真来自于观察和实验数据或观察陈述，并由观察和实验数据或观察陈述来评判。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坚持一种演绎主义的观点。他继续坚持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两种与境的二元划分,但批判了前人的归纳逻辑，抛弃了观察对理论的独立性。波普尔认为，观察是渗透理论的，不存在中立的观察语言。不过，波普尔与实证主义者都认可观察、实验数据的陈述与一般的概念、理论是科学的两种基础性的成分，并且基础陈述对理论的命运（证实或者证伪）具有判决性的地位。

自20 世纪60 年代，库恩等人开始摒弃上述的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之间的二分、观察与理论的区分及其归纳和演绎的逻辑关系、科学知识的基础性探索和累积性增长等传统观念。他提出科学共同体及范式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一种新的科学观。但他的注意力放在了范式之间的转换或更替上，仅仅把范式支配下的常规科学界定为解谜的活动。遗憾的是，库恩忽视了范式如何形成的问题，忽视了科学共同体如何形成意见一致性的微观机制的分析。

早些时候的劳丹、泰勒、邦格以及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萨加德（P. Thagard）、克彻尔等科学哲学家越来越关注对科学的一致性的理解。对此泰勒指出：“努力追求合理性，就应当进行清楚的表达，就应当发现各种适当的系统表述。但是，这些系统表述具有一致性，却是一种为系统表述活动所内在固有的标准。[3]”他们都强调一致性的概念在理解科学合理性中的关键性作用。

萨加德把科学合理性模型分为个体合理性与群体合理性两种，其中个体合理性包括确证理论、证伪理论、贝耶斯或然理论、解释性的一致性，而群体合理性则包括库恩等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等的理论。群体合理性理论认为，科学不仅仅是一种个体合理性的事情。萨加德更加赞同的是群体合理性，他指出：“科学家在各种不同大小的群体的与境中从事他们的研究，这些大小不同的群体包括从隶属各自的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到为相似于整个科学共同体项目而研究的科学家共同体。就像我在其他地方引证的，大多数科学论文具有组合型的作者，并且趋势正在走向日益增加的合作。另外，所有科学家在一个与其共享的社会、杂志、及会议相关的更大的共同体的与境中运作。因此，科学合理性问题是针对群体而提出的问题。”[4]

萨加德分析了科学群体的一致性形成的微观机制，提出“CCC 模型”，即“一致性= 连贯性+交流”[5]。萨加德指出，每一个科学家都是一个解释者，他在与证据与假说保持连贯性的基础上接受和抛弃其他的假说。交流则发生在科学家之间的集会中，其中他们要交换一些关于有效证据和假说的信息。但是，在任何的科学共同体中信息交流都不是完全的。因此，萨加德认为，“CCC 模型”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为群体一致性形成或者合理性解释提供了一种说明。[6]萨加德把科学共同体或科学团体如何形成一致性看作是理解科学事业合理性的核心。

对于科学共同体内一致性如何形成[7]这一问题，菲利普?克彻尔（Philip Kitcher）认为，存在着科学共同体形成的微观机制，具体说有如下三种因素影响了一个共同体的形成[7]：首先是获得一致性的独立个体的人数决定“一致性的安全性”，这种安全性取决于在垄断与一致性民主之间的平衡。再者，在共同体做出的一致性决定的扩散过程中，存在着“相关的丢失”。其原因在于，为了获得决定的一致性，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可能暂时放弃一种可能对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极具意义的研究计划。最后，群体导向的一致性可能带来使”某些共同体成员边缘化 的结果。这里克彻尔强调了一致性形成过程的复杂性。

这里本文力图区分不同的一致性，具体地说，把一致性分为个体导向的一致性（individual- oriented consensus，简称IC）、群体导向的一致性（group- oriented consensus，简称GC)①及公共导向的一致性（public- oriented consensus，简称PC）。这种区分主要依据形成一致性的人或研究者在规模或单元上的差异而做出。个体导向的一致性就是个体本人对内在的或外在的存在秩序做出断定。这种一致性往往取决于活动者本人,具有某种程度的个体性，但要接受其他个体的检验和认同。在科学发展史中，20世纪以前，科学发现往往是以个体形式实现的，很少由科学家群体得出，如17 世纪的科学家伽利略、牛顿等。与此不同，自20 世纪初以来，科学的一致性往往表现为群体导向的一致性，即在某个共同体科学家成员的交流过程中形成。这种一致性取决于主体间的互动和交流。这是一种由多因素决定的整体的一致性。公共导向的一致性则是整个社会或区域中多数成员达成的认同或共识。

另一方面，科学认识活动往往关注的是关于外在世界看法的一致性。这里称为外在一致性（external consensus），指我们对外部的事物或世界存在的秩序，以及知识或理论的存在秩序进行理解和把握而形成的一致性，其中包括自然定律、理论结构、我们共有的研究方法（观察、实验）、追求真理的外在客观目标等等。具体说，科学认识的这种外在一致性大致表现为如下几个层面：（1）事实层面的一致性；（2）技术层面的一致性;（3）方法论层面的一致性（可证实性、可证伪性等）；（4）目的论层面的一致性；（5）整体论层面的一致性（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劳丹的网状模型、库恩的范式等等）。于是我们就具有了如下的科学合理性的一致性结构，参见表1。

表1： 科学合理性的一致性结构

当然，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外在一致性不是绝对的，不是一致性的全部内容，有时会涉及内在的一致性问题。譬如，库恩的科学共同体的信念一致性、贝耶斯的决定论等。对此，伯佐夫曾指出：“贝耶斯的决定论逻辑是由内在主义的途径决定的，而波普尔的论断是外在主义的合理性论断。”[8]

从某种程度上讲，群体导向的外在一致性（即图表2 中的区域2）在当代科学认识中具有核心位置，是联结个体导向的外在一致性与公共导向的外在一致性的中介，同时又是当代科学认识获得意见一致性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三种一致性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公共导向的一致性（PC）并非完全由群体导向的一致性转变而来，有时还受到科学家研究群体之外的因素的影响。譬如，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公共导向的科学形象具有重要影响，索卡尔事件及科学大论战的发生就说明这一点。

2. 宗教合理性的一致性形成与科学过程由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两个环节构成很相似，宗教中的认识活动过程本身大致由宗教信念的建立与宗教体验两个阶段构成，也可分为多个细节，如故事、礼仪、信念建立、想象、类比、模型等。其中想象、类比、模型等在宗教信念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宗教信念与宗教体验的关系类似于科学中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关系。宗教体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宗教概念和宗教信念得以解释”[9]，“不存在与宗教信念无关的宗教体验，就像科学中不存在脱离理论的观察数据一样。 ”[10]

宗教的一致性是关于信念的内在一致性。它同样可分为三个层面：个体的一致性即每个宗教信徒通过自己的理解、认识所获得的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群体导向的一致性往往以教堂活动为主，也包括其他的形式，如圣经研习班等；公共的一致性是指整个社会对一些信仰的认同。其中，与科学的情形一样，群体导向的一致性具有核心的位置。群体导向的一致性（表2 中的2 区）越发达，越丰富，将直接带动个体型与公共型一致性走向发达和健全。譬如，美国俄亥俄州的Bowling Green 是一个大学城，人口约三万，而教堂的数量就多达130 多所。每个教堂经常举办Bible Study 这样的讨论研习班，参加者有大学教授、大学管理人员、农场主、俱乐部老板等等。如果20 世纪初期在美国作关于科学家除了从事科学研究之外还会对什么主题的思考和研究感兴趣的一项调查，那么答案在当时很可能就是哲学。但是，以同样的问题去询问一下今天的科学家,多数人很可能关注的是宗教信仰。

不仅科学家如此，其他行业的人，甚至我们的很多哲学同行似乎也在更加关注宗教信仰的问题，或者在转向宗教研究。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分析哲学的领头人物希拉里?普特南（原来曾担任哈佛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现在也转到对宗教信仰的研究上去了。据统计，现在美国人每天工作的时间比西欧人要多出一个半小时，而且美国人的快节奏更使他们望尘莫及。对此，西欧人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已经觉察到，美国人已把他们甩在后面了。这些现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学者的注意力和兴趣。他们对相关数据分析后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美国教堂数量之多，圣经文化之盛、美国人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人数等远远高于西欧国家。据估计，大约百分之70 至80 左右的美国人是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对一个教徒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虔信上帝、勤奋工作、真诚宽容、帮助他人（help others）。这就是美国社会在公共导向上的宗教一致性。有趣的是，美国社会不仅具有最为发达和健全的宗教一致性形成机制，而且也同时具有最为发表和健全的科学一致性形成机制，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个互利共生的联结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索。

三、方法论层面的比较

1．科学基础主义与宗教基础主义20 世纪60 年代以前的科学基础主义，包括辩护的基础主义（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与波普的相对基础主义，是在寻求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础的合理性。什么使科学知识成为合理的，有效的？或者什么构成了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础？是经验事实还是经验命题？如果是经验命题，那么是石里克的确认，还是纽拉特的记录语句、卡尔纳普的直接所与、或者波普尔的基础陈述？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都坚持了基础主义合理性观念。

从宗教哲学的角度，神学家们坚持知识信念的基础主义神学观。其中，基本信念是自明的，正确的，不可更改的信念；推理规则与科学基础主义的相同，都遵从归纳和演绎的方法：由推理产生出的信念是正确的，非基本性信念是可以更改的。

因此，上述两种基础合理性都具有塔式模型的风格，从最基本的和最为核心的部分推导出其他非基本的部分。并且，从基础部分推论出非基础部分的过程体现了合理性延伸和扩展的方向。当然，科学基础主义坚持基础命题可以做某种程度的修改②，而似乎在神学的合理性结构中，基本信念是自明的，永远难以更改。

那么，这种知识信念结构中关于上帝的信念是如何呈现的呢？由造物主设计的、作为我们人类知识信念功能之一是神圣感应或者直觉，上帝的信念就是由这些神圣感应或者直觉来展现的。凯利?克拉克列举例说，当站在山顶目视西奥多的小伙子、大灰狼、或者繁星密布的夜晚时，就会有“这一切都出自上帝之手”的信念。

另一方面，在合理性原则上，科学基础主义与神学基础主义都关注在证据与理论信念之间的关系。同时，两者又存在着证据与信念在优先性上的差别：科学的基础主义只接受证据确凿的信念，现代科学基础主义的合理性原则是，被证明合法之前为非法，或者“被证明清白以前为有罪”。譬如，科学中存在的强烈的怀疑论倾向就蕴涵了这一合理性规则。而神学的基础主义是，我们的信念都是合理的，除非有充分的理由，才停止相信。“证明非法之前为合法”，或者“证明有罪以前为清白”[11]。信念的合理性并非是在我们获得充分的确凿证据以后，我们才相信这些信念。

2．科学的发展模式与宗教的演进模式直到50 年代末，作为一种基础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累积主义（accumulationism）仍在科学哲学界广为流传，占据统治地位。其核心论点在于科学的直线性真理累积或者面向真理的直线性进步。它预设了科学知识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或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具有相同的质，科学的发展只有量的累积。

科学哲学在60 年代后转向整体论。与科学基础主义的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整体论科学哲学，无论是库恩的范式理论，还是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劳丹的研究传统和网状模型、夏皮尔的域、90 年代克彻尔关于科学共同体组织的很好的设计等等都立足于某个整体单元、而不是某个陈述或者命题来评价科学。这些整体单元强调在评价一个科学理论学说时应该是多因素、多标准的。这时的科学合理性关注群体的一致性。

与之相似的是，人们过去坚持宗教知识的进步具有累积的性质。当然，它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像科学那样发展模式的重大更替。相矛盾的证据并没有直接导致宗教纲领的瓦解，对这些不一致的证据的回应是引入特设性理论来解释。极具有影响力的宗教信仰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

但是，自20 世纪80 年代开始，一些宗教哲学家、神学家开始讨论宗教、神学的历史发展。1983 年在德国举行的一次论题为“神学的新范式”学术会议上，多数参加者接受了托马斯?库恩的观点：宗教范式或宗教纲领受到历史的、社会的、及文化因素的影响。”许多人认识到神学处于需要重大变化的危机之中。[12]构成危机的因素包括世俗化、宗教多元论、历史性意识、对妇女和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自相矛盾、环境的破坏、核战争的威胁等。多数与会者主张，今天的神学需要在具体的历史和社会与境中来解释教义。巴伯（Ian Barbour）提出，依据范式的整体论可以更好地来理解基督教的发展历史，譬如，早期基督教从犹太教中的产生就是表现了宗教范式的一次转变。

同样，宗教的整体论特征也十分明显，存在着许多的共同体或亚共同体。在一个宗教共同体中，宗教体验具有共同的特征，并且制约着个体信念的主观性。因为宗教的一致性是内在的一致性，所以宗教体验不可能像科学数据那样为公众所接近。这样宗教合理性中的公共导向的内在一致性只能是许多公共个体在各自宗教体验中获得的默会的（tacit）一致性。

因此，与科学的发展模式相似，自20 世纪80 年代开始，有关宗教知识的演进模式的观念也存在着从累积观到整体论的转换。

四、结语

按照传统的观念，科学的合理性观念仅仅产生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但是，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从科学发生的历史角度，科学观念的秩序之网直接承接于中世纪的宗教观念与境，而且从观念的结构上维持了中世纪圣经文化的合理性与境。这就是近代科学与宗教的同根性。

无论科学，还是宗教，其合理性的一个主要表现就在于共同体的一致性的形成。一致性的形成基于一致性的结构，在这一方面科学与宗教表现出很多的相近之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现在的科学与宗教都以群体导向的一致性为核心。

从方法论的角度，科学的基础主义和宗教的基础主义之间都遵循了塔式的辩护模式，都关注论据与理论信念相互关系的合理性原则（尽管其优先性不同）。在科学知识的发展模式与宗教知识的演进模式之间都存在着从累积主义到整体论的转变。

上述共同特征成为我们把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本文仅仅列举上述这三个方面来阐述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之间的关联和比较。除此之外，还包括其他的一些侧面，譬如，科学模型与宗教模型的比较、科学结构与宗教结构的比较、科学范式与宗教范式的比较等等，都是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比较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论题。



【注释】

① 这里的群体导向的一致性中的群体概念，是指有限个体组成，它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共同体( community) 。

②从石里克的确感( 自明，不可更改，无可置疑) 到卡尔纳普的记录语句( 可以修改) ，到波普的基础陈述( 是相对的) ；同时， 在合理性标准上，从石里克现象主义的可证实性标准，到卡尔纳普的可验证性原则( 归纳) ，再到波普的可证伪性原则。



【参考文献】

[1]约翰·布鲁克：《科学与宗教》，苏贤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2]戴尔·拉茨希：《科学、世界观及理性论证》，载于周建漳：《科学与宗教的对话》，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3]查尔斯·泰勒：《论合理性》，艾彦译，载《哲学译丛》，2000年第4期，第55页。

[4] [5] [6]P. Thagard, “Rationality and Science”, in A. Mele & P. Rawlings (Eds.), Handbook of Ration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70, p.372, p.372.

[7]Philip Kitche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82- 383.

[8]Vihren Bouzov, “Scientific Rationality, Decision and Choice”, in Dimitri Ginev (ed.), Bulgaria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p.25.

[9][10][12]Ian Barbour, Religion in an Age of Science.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 1990, p.36, p.36, p.57.

[11]凯利·詹姆斯·克拉克：《重返理性》，唐安译，戴永富、邢滔滔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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