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李鸿章：珍稀照片与往事（之四）

网罗天津卫 2018-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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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李鸿章：珍稀照片与往事（之四）作者：祝勇

“此血可以报国也”

又轮到李鸿章登场了。1895年4月，日本人迎来了战后第一次樱花盛开。樱花的芳香弥漫了整个日本。刚刚抵达日本马关的李鸿章，显然没有赏花的心情。回为他此行的目的，是来与日方签订城下之盟。在行馆里，他将自己苍凉的心境化为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岁，

八千里路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征旗大将坛。

寰海尘氛纷未已，

诸君莫作等闲看。[1]

李鸿章一向端庄谨严的字迹，在这一刻变得粘着滞重。仿佛他手腕间的力量已经完全被抽空，他枯瘦的身体已经变成一个空壳，再也拉不动朝廷这艘破船了。不主战的是他，被逼出战，战之不胜，所有的黑锅都背在他的身上。黄海战后，翁同龢曾受慈禧之命，乘一小轿，前往天津的直隶总督府，给李鸿章带去了慈禧和光绪的谕旨——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惩罚。那天，面对气势逼人的翁同龢，他除了“缓不济急，寡不敌众”八个字外，就再也没说一句话，只有“唯、唯”而已[2]。此时，他只能忍受命运的嘲弄，连死都成了一种奢望——所谓“临事方知一死难”。微风掀动着纸页，他朝那首诗默视良久，没有说一句话。

应当说，甲午战争的失利，对这位73岁的老者，对大清朝廷中的改革力量，乃至对这个在同光中兴之后重新燃起复兴希望的王朝，打击都是毁灭性的。英国观察家J. 罗伯茨在《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中甚至做出了中国即将解体的预言：“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无情地宣告了中国‘自强’企图的破产。军事上的失败促使人们对中华帝国能否生存下去这个问题发出疑问。西方人开始预言中国将要解体，这在西方列强和日本联合争夺租借地时更为明显。到（19）世纪末，中国的大半璧江山都落入西方列强的魔掌之中。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是惊呼中国行将灭亡的人士之一。”[3]

会谈地点有一个诗意的名字：春帆楼。1895年3月20下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这里相对而坐。尽管伊藤博文受长州藩藩主的派遣经由上海去欧洲时，经过了李鸿章的地盘，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伊藤博文自然无缘与大清帝国的政坛新星李鸿章见面。1885年，伊藤博文以日本全权大臣的身份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天津条约》，44岁的伊藤博文第一见到62岁的李鸿章，那次会面后，李鸿章对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十分赞赏，专程向总理衙门提交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指出伊藤博文“实有治国之才”，并预测“大约十年之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次见面，刚好十年过去，而李鸿章的预判，也完全应验，李鸿章眼光之毒，由此可见。

有人称李鸿章为“中国的伊藤博文”，也有人称伊藤博文为“日本的李鸿章”，这说明两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既有改革的冲动，也有改革的迫力，这个春天里的春帆楼，或许正是两位改革家促膝而谈的好地方，中日战前，李鸿章也确曾萌生出中日“同文同种”、联手对付西方的天真幻想，然而，19世纪末的历史，注定了他们只能成为敌人，一张谈判桌，分开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为刀俎，一为鱼肉，改革路径的深度的差异，使双方走向不同的结局——明治维新大获全胜，而洋务运动彻底破产。

孙郁说他：“他知道大清帝国衰微的结局，但一面又在修补着那个世界，竭力挣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他在受辱和自尊间的平衡点里，重复了古中国庙台文化与市井文化的精巧的东西”，“内心的体味一定复杂是无疑的了”[4]。说白了，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罢了。

然而驴死了，架子不倒。李鸿章虽为战败国代表，然而毕竟是大清帝国的一根擎天柱。戎马关山、死去活来，帝国几十年的历史浓缩在他枯瘦的身体上，使这个貌似平常的老者拥有了一种不凡的气势，即使在人群里，也一眼能看出他的不同。他的表情，在雍容与凡俗之间划出了一条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扮演李鸿章，他们可以穿上中堂的衣服，模仿中堂的神态，但一举手，一投足，就和李中堂差出了十万八千里。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两年后，李鸿章漫游欧美，抵达纽约时，纽约50万人涌向街头，争睹李鸿章的风采，《纽约时报》报道说：“曼哈顿西街挤满了人，有许多人清晨就开始赶来。到中午时分，黑压压的人群已挤满美航码头附近的两个街区，并排在通往炮台公园的道路两边。码头上所有包装货箱上、米袋上和一切能越过人群占有瞭望优势的突出物上，都挤满了汗流浃背等候多时的人们。人要穿过街区是很不容易的，街上汽车的行驶也极为困难。”[5]“这是李总督访问纽约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一天，有50万纽约人目睹了他身着长袍代表国家尊严的形象”[6]，“李总督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7]。

李鸿章乘坐的“圣﹒路易斯号”轮船到达纽约的时候，他的船从列队的美国军舰中穿过，美国军舰“纽约号”鸣礼炮19响，还进行了精彩的水上表演，欢迎这位“世界三大伟人”之一，但李鸿章的目光始终没有通过舷窗向外面瞟上一眼。李鸿章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一生不知见过多少外国政要，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还有俄罗斯总理维特、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美国总统格兰特等。离开纽约时，他的手里多了一根手杖。根据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在他手下工作的怀来知县吴永透露，美国总统格兰特生前访问大清帝国时，曾经答应送给李鸿章一根手杖，没想到格兰特回国不久就去世了，李鸿章听说“其夫人尚在，独居某处”，出于和格兰特的交情，专程去拜访。李鸿章的到来让格兰特夫人格外感动，临别时，特别送给他这根手杖，以完成她丈夫的夙愿。那是一根用大小钻石镶嵌的手杖，“晶光璀璨，闪闪耀人目”，增加了他走路的气势。从这一天开始，他顷刻不离这根手杖，吃饭或者写字时，把它放在座位一边，爱如至宝。

李鸿章访问伦敦期间，《伦敦新闻图片报》刊登了一张李鸿章会见英国前首相、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的图片，格莱斯顿因在1840年反对发动鸦片战争而博得了李鸿章的好感，专程前往哈瓦登城堡与他见面。从这张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格莱斯顿用手搀扶着李鸿章，而李鸿章在气势上，丝毫不输于他。

此时，在弥漫的花香中，伊藤博文和李鸿章见面，自然感慨万千。除了对条约讨价还价，还有一些“闲谈”，其中两人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对中日改革所作的对比，最能引起我的兴趣。

　　李鸿章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博文说：“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说：“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博文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显然，伊藤博文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李鸿章要在中国那种更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需要多大的成本和勇气，也无怪乎伊藤安慰李鸿章，甲午之败，绝非安徽人的问题（李是合肥人），而是中国的问题。

梁启超曾经对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做过一番对比，认为伊藤博文只有一事占足上风：“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8]梁启超认定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9]遗憾的是，李鸿章后来漫游欧美，考察西方政治制度时，已经远离了帝国的政治中枢，他对戊戌变法持同情态度，在慈禧太后追究他时，担白承认自己就是“康党”，后来出任两广总督时与张之洞联手策动“东南互保”，在八国联军的铁蹄下“自顾自”地保全了帝国的南方，甚至还和孙中山眉来眼去，除了对慈禧老佛爷的怨怼，是否意识到在落后的国有形态和社会制度下，任何强大的军事组织和其装备精良的武器，都只能是先进的敌军的活靶子？

甲午战败直接促发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那一年，伊藤博文以私人身份“漫游”中国。面见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提供改革方针。就在他受到光绪皇帝召见的第二天（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日本公使林权助尚未得到东京任何指令，不知所措。根据林权助的回忆录，正在现场的伊藤表态说：“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于是，林权助便先斩后奏，将梁启超秘密送往日本。返回日本后，伊藤博文于12月10日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主题为《远东的形势与日本的财政》，在谈到中国之行时，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彻底改革才可。”

在第二次会谈结束后，李鸿章在返回行馆的路上，李鸿章突然看见一个日本人（事后得知，此人名叫小山丰太郎）从围观的人群中冲出，冲到轿子跟前，举起一支枪，叩响了板机。李鸿章感到面部一阵火辣的疼痛，他莫明其妙地看了一眼那个冒着烟儿的枪口，就昏了过去。

凶手显然希望杀死李鸿章。这一点，在其被捕后的口供中得到证实。但意想不到的是，面部中枪的李鸿章，居然没有死。或许，这个帝国重臣的使命还没有结束，他的死，还为时尚早。6年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屈辱等待着他。1901年，朝廷要与八国联军缔结城下之盟，尽管甲午战后被夺了实权的李鸿章与此事一点关系也没有，但这一“重任”，再次历史性地落到他的肩上。《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才怀着忧愤之心，离开了这个耗去了他所有才华和梦想的朝代。他知道，他签下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是千古骂名，但既然别无选择，就只能义无返顾。那是他代表他的国家所做的最后一笔、也是最大的一笔卖国合同，他卖掉了帝国整整十年的财政收入——连本带息，共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两白银，从此以后，这个国家再也没有什么可卖的了。但现在他还不能死，他还要为了帝国，跟日本人周旋。

李鸿章生逢大清帝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帝国“存亡危急”之时，帝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难怪变法英雄梁启超都哀叹“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10]了。

回到行馆后，李鸿章逐渐苏醒过来。日方安排医生诊治，由于李年事已高，动手术取子弹有危险，只好不取子弹，直接将伤口缝合。李鸿章还特别命令侍从不要洗他换下来的血衣，他要永久保存，他说：“此血可以报国也。”

身负重伤的李鸿章在床榻上读到了日本拟定的和约草案，这令他的内心比伤口更加疼痛。草案内容主要有：

朝鲜自主；

将奉天以南领土、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赔偿兵费3亿两白银；

修订通商条约，使日本在华的通商地位与欧美列强相同；

增加北京、重庆等七个通商口岸、允许各国输入机器直接在华生产，等等。

形势迫使李鸿章必须带伤坚持工作。4月10日，李鸿章面缠绷带，又回到谈判桌前。双方唇枪舌剑，有攻有守，伊藤博文看到李鸿章受了枪伤，做了一亿两白银的让步——李鸿章苦笑，这一枪挨得值。但李鸿章仍不甘心于此。关于赔款，李鸿章说：“赔款二万万，为数甚巨，不能担当。”

伊藤博文说：“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中国财源广大，未必如此减色。”

李鸿章说：“财源虽广，无法可开。”

伊藤博文说：“中国之地，十倍于日本。中国之民四百兆，财源甚广，开源尚易。国有急难，人才易出，即可用以开源。”

李鸿章说：“中国请你来做首相怎样？”

伊藤博文说：当奏皇上，甚愿前往。”

李鸿章说：“奏如不允，尔不能去；尔当设身处地，将我为难光景细为体谅。果照此数写明约内，外国必知将借洋债方能赔偿，势必以重息要我。债不能借，款不能还，失信贵国，又将复战。何苦相逼太甚。”[11]

很多年后，作家张承志忿懑地说：“大约那时全日本的国民都翻着一幅小学生地图。随手指画之处，尽是割让之地——而李鸿章拼死顽抗着。台湾不能让，辽东不能割，他衰弱地呻吟，哀求着争辩。他只剩下一张老脸几句推辞，除此再无任何交涉进退的本钱了。”[12]

这次会谈后，日本觉得需要给清廷施加点压力了，于是又做出了派兵舰出兵大连湾的态势。14日，李鸿章收到来自总理衙门的电报，要求他与日订约。4月15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会谈。李鸿章仍要求日方减让赔款总款。经一番讨价还价后，日方同意每年贴兵费为50万两。17日，即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清双方全权代表在日本马关春帆楼举行签约仪式，李鸿章的枯手，在犹疑许久之后，在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马关条约》中有关辽东半岛的条款如下：

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以鸭绿江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以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又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界。辽东湾南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亦一并在所让界内。[13]

有关赔款的条款是：

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14]

翁同龢在日记中写：

惟李相频来电，皆议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15]

这笔白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呢？两亿两白银，加上后来由于“三国干涉还辽”追加的3000万两白银，约合3.472亿日元，而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也就是说，这笔赔款，相当于日本4年多的财政收入总和。前外务大臣井上馨说：“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觉得无比地富裕。”[16]日本人从此怀着暴发户的豪迈，陷入到战争的赌博中不能自拔。

风帆战舰时代持续了200年，铁甲舰时代只持续了50年——1905年出现的用统一口径主炮武装的无畏舰，在设计上实现了革命性的进展，从而中止了铁甲舰的时代。在这短暂的50年时间里，由铁甲舰编队进行的决战极少，但这些为数不多的海上决战，无一例外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日甲午海战，就是其中之一。黄海之战，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的海战，使中日在东亚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彻底逆转。这一胜利，挟带着“文明国”战胜“不文明国”的自豪。1900年庚子事变时，日本已成西方列强之一，带着他们的枪炮和“文明”，率先冲到天安门前。

学者认为，“甲午战争对世界局势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其影响仍然深刻存在，甚至可能再次空前激烈地爆发出来。” [17]

李鸿章神情黯然地踏上了归国的船只，发誓从此不再踏上日本国土。两年后从欧美归来，路过日本需要换船，他让随从在两船之间搭上板桥，从上面直接走过，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1] 高拜石：《南湖录忆》，第332页。

[2]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3] [英]约· 罗伯茨：《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第140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

[4] 孙郁：《李鸿章旧影》，原载《前线》，2009年第1期。

[5] 《李鸿章纽约访问记》，原载《纽约时报》，1896年8月29日，转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第313、31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