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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3年，北宋嘉祐八年。 这年农历三月的一天，天气乍暖还寒，帝国54岁的皇帝去世了。 京师汴梁全城罢市哀悼，上至官员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自发停止了手头的事情，街头巷尾的哭声数日不绝，就连乞丐和儿童，也在焚烧纸钱痛哭不已。 京城之外，全国上下，一片哀恸。在洛阳，到处弥漫着焚烧纸钱的烟雾，以致“天日无光”；在偏远的山沟里，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在哭泣…… 消息传开，就连敌国也为之神伤，“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国皇帝抓住宋使者的手，嚎啕大哭“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此后辽国历代皇帝，把仁宗的画像挂起来，与自己祖宗的画像一起供奉。 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强大的宣传机器，也没有政府统一组织的下半旗哀悼活动，这些全属民众的自发行为。 这个叫赵祯的皇帝，就是宋朝在位最长的宋仁宗，一共干了42年。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宋仁宗并不出名，就算在宋朝的皇帝中，“存在感”也并不强。 那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 01 / 北宋元丰年间，苏轼被贬到黄州团练副使这个卑微的职位上，薪俸大幅缩水，生活水平大不如前。 他采取了有计划节省开支的办法，每月月初拿出4贯500文钱，分成30分挂到屋梁上，每天取一份即150文使用，这样下来，能勉强养活全家。 有历史学家考证，北宋时维持一个人一天生活的最低费用，大约在20文钱左右，而一个打零工的人，靠出卖劳动力，每天平均可以挣到约100文钱。 也就是说，一个人劳动的所得，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如果多几个能挣钱的劳动力，生活就能过得颇为滋润。 在宋朝，成为一个中产的概率，比其他任何朝代都要高。“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京城之外，其他地方的财富也毫不逊色，苏辙就曾说过：“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由此可见，这真的是一个“藏富于民”的时代。 宋朝经过多年的发展，到仁宗的时候，农业、手工业济工商业等都非常发达，在繁荣的经济基础上，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 一个时代好不好，不是看它表面有多强大，多么牛逼哄哄地喊着“虽远必诛”，关键看它社会是不是稳定，人们兜里有没有钱花，生活过得好不好。 / 02 / 在我们的印象中，宋朝似乎是个积贫积弱、四处挨打的朝代，这样一点都没有“天朝气象”的时代，老百姓应该是过得很悲惨的。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发生在仁宗时著名的澶渊之盟，就为宋朝奠定了这样的一个格局。 事实上，澶渊之盟中对辽国的岁币支出，对于宋朝来说并不是沉重的负担，跟战争的军费开支比起来，这笔费用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最为重要的是，宋仁宗以岁币的微小代价，换来了宋辽之间百年的和平，让国家不在战争中疲于奔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升。 对于发动战争，宋仁宗非常克制，他说：“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 俗话说，爷们汉唐娘们宋，就是说宋朝偏安一隅没有血性，但是，如果这种血性是以无数老百姓做炮灰换来的，你还愿意不愿呢？ 稳定的社会和发达的经济，同时又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出现于仁宗时代。 一个是皇帝英明神武，武力强悍大国崛起，老百姓跟着四处征战，勒紧腰带过苦日子。 一个是皇帝低调忍让，一门心思发展经济，让老百姓手头宽裕都有好日子过。 如果让你穿越过去，会更愿意选择哪个？ / 03 / 嘉佑二年(1057年)，殿试。 在交上来的试卷中，有个考生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主考官看后被吓坏了，赶紧向仁宗汇报，并认为这名考生无中生有，对皇上恶意诽谤，必须严惩不贷！ 不料，宋仁宗却非常淡定：“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这名士子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这位考生就是苏辙，他不但没有被“查处”，还与胞兄苏轼名登同科进士，成为一时之佳话。 看了苏氏兄弟两人的策论，宋仁宗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如果换作其他朝代，苏辙这样“妄议朝政”，并且矛头直接对准九五之尊的皇帝，不被砍头就算祖坟上冒青烟了，更不要说金榜题名。 / 04 / 四川有位书生，写了首诗献给成都太守，太守一看太坑爹了，因为书生这样写：“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 妈蛋，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吗？ 很快，这位书生被解送京城，人们觉得，朝廷就算不给这个家伙治个“谋逆”的大罪，“危害国家安全”肯定是怎么也逃不了的，就等着被“咔擦”吧。 仁宗得知后，笑着对前来报告的人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 于是，书生不但没被治罪，还得到了司户参军的官职。 联想到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再看看仁宗的大度，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在封建帝王中，对天下士子能如此理性和宽容，宋仁宗可以说是第一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什么朝代，读书人总是最关心时事和政治的一群人，也是最容易“妄议朝政”的人。 一个时代好不好，在于知识分子是不是能够有话直说，“朝政大事”有没有信心被人“非议”，统治者听不听得进所谓的“逆耳忠言”。 有了这样宽松的环境，宋仁宗时代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发展高峰，正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在“唐宋八大家”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而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这六大家，全部都是活跃在宋仁宗这个时代的人。 / 05 / 有一次，仁宗想任命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节度使。 这个决定，遭到了包拯（没错，就是那个包公，也是这个朝代的人）的激烈反对，他与七位言官找仁宗理论。 仁宗虽然内心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节度使这个职位只是个‘粗官’，你们就别管了吧！” 没想到，人家根本就寸步不让：“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都做过节度使，恐怕不能算是‘粗官’吧？” 这下仁宗没辙了，只得做出让步。回到后宫，仁宗只好把满腔的闷气撒在她身上，大吼说：“你只知道要节度使、节度使，却不知道包拯是御史！” 在仁宗面前，包拯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放肆，屡屡犯颜直谏，甚至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接受他的建议，竟不予怪罪。 手握至高无上权威的皇帝，竟然被臣子“逼”到这种地步，真可以说是“骇人听闻”了。 “包青天”的事迹路人皆知，大家没想过的是，如果没有宋仁宗如此的忍让和大度，就给包拯一百个脑袋，估计也不够用，又何来“包青天”的千古盛名？ / 06 /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立下规矩，要求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 人们所看到的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宋朝是最为厚待知识分子、宽恕异己人士的一个朝代。 而宋仁宗，则把这一点做到了令人称羡的高度。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是善于纳谏的典范，但皇帝再开明也是人，整天对着挑刺的官员也是很不爽的，“杀此田舍汉”，唐太宗就曾好几次动过干掉魏征的念头。 宋仁宗一直在学习唐太宗纳谏，对于包拯和其他官员不断提出的反对意见，宋仁宗除了在后宫对妃子发发牢骚，却始终没想过要杀掉他们。 “台谏之言，岂敢不行”！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历史上宋仁宗并不是个出名的皇帝，而他那一朝却出现了无数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名气都比他大得多。 范仲淹、吕夷简、杜衍、庞籍、包拯、韩琦、富弼、文彦博、狄青、张方平、赵抃、范镇、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范纯仁、柳永、晏殊、宋庠、宋祁、梅尧臣、苏舜钦、蔡襄、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沈括、苏颂…… 这样一大串的大咖名单，恐怕没有一个朝代能与之匹敌。 苏轼就曾说过：“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 / 07 / 一天，大臣们发现仁宗脸色很不好，身体不舒服，以为老板是在后宫用力过猛，言官们纷纷委婉进谏，大意是说，后宫美女虽多，但老大你为了江山社稷，可要注意身体啊。 仁宗听了哭笑不得：“你们都想到那里去了，我只是昨晚想吃烤羊肉，却没有现成的，就被饿到了而已。” 这下该轮到大臣们吃惊了：“为什么不传御膳房做呢？” 仁宗叹口气：“我想啊，祖宗没有深夜做烤羊的成法，如果开了这个头，后代也有样学样，深夜不知道要杀多少只羊，劳动多少人呢。于是就作罢了。” 有一个深夜，宫女听到外头民间酒楼丝竹歌笑之声，抱怨说：“外面那么热闹，宫里反而冷冷清清……” 宋仁宗说：“正因为我这里冷落，所以外面才能如此快活，如果我这里热闹快活，那他们那里就该要冷清了。” 作为一国之君，宋仁宗明白，如果不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激情与欲望，便意味着朝廷的权力将得到扩张；而权力的每一步扩张，则意味着民间社会的权利与活力将一步一步退缩、失守。 / 08 /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生活简朴不贪美色的皇帝，却痴迷于权力，尤其喜欢专断独行的专制，如崇祯、雍正等。 宋仁宗却知道，皇帝的权力如果毫无节制，全国上变成只有一个想法的“大一统”，连个“不”字都听不到，绝非万民之福。 有仁宗身边的嫔妃，服侍多年也没能晋升级别，遂向仁宗提出请求。 仁宗说，我说了不算，要主管部门说了才算。众妃嫔都不信：“皇上说的就是圣旨，谁敢违抗圣旨呢？” 于是，仁宗写了打招呼的“条子”给她们，没想到都被退了回来，当着他的面，嫔妃们撕掉“条子”，还边撕边说：“原来这个真不管用的。” 在事事讲关系的中国，竟然连皇上的“条子”办事都不好使！这恐怕也只有仁宗才会容忍得下。 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希望自己大权独揽，所谓“乾纲独断”，他们经常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直接下发“手诏”、“内降”，直接任命一些官员，指挥政事。 到了朱元璋的时候，更是直接废除宰相，在明、清两朝，皇帝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宋仁宗也会发出一些“手诏”，但他也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情，于是一边下手诏，一边给宰相打招呼，凡是我下发的“手诏”，你们如果不能执行，退回来就行了。 根据史书的记载，仁宗的“手诏”经常被政府官员否决，直接驳回，仁宗并不会觉得“没面子”而处罚这些官员，而是一一接受。 王权不能大过制度，做不到不私发手诏，却能打招呼“毋辄行”，在那个年代，君主的权力能够做到自我克制，是相当了不起的。 / 09 / 有一个内侍犯了错误，宋仁宗想自己来给他审理定罪，“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议法”，这在当时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时，一个叫王贽的言官不识时务出来批评说，司法审判这东西太专业，陛下你又没读过法律系，如果判错的话就不好了。再说，你连这样捞过界，让那些科班出身的法官们今后怎么混啊。 仁宗听了并不生气，而是虚心接受了这个建议，将案件都交付司法部门审理。 500多年后的欧洲，也有一个相同的事例。 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想亲自审理一个案子，遭到大法官柯克的反对，说的理由与王贽几乎一模一样，结果却是天壤之别。 詹姆士一世听了非常生气：正是岂有此理，你眼中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大了！ 见到国王雷霆震怒，柯克选择了屈服，忙不迭祈地向詹姆士一世祈求怜悯和宽恕，最后还是被免职。 一样的事情，两种不同的结局，再看今日之英国，不禁让人感慨良多。 清朝末年，改革派主张推行“君主立宪”，最终以失败告终。 虽说历史没有假设，但还是忍不住联想，如果在宋仁宗时代就有君主立宪的思想，恐怕成功的几率还会更高一些。 / 10 /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明太祖、康熙大帝……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提到杰出的帝王，大家几乎会不约而同想到这些“成功人士”。 我们想到他们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仰慕他们的开疆扩土、四海宾服，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帝国走向强盛之巅。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些被国人所崇拜的“雄主”的背后，是多少的累累白骨，多少的妻离子散，多少文人和不同思想者的脑袋落地，民众和整个社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一帝功成，何止万骨枯！ 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天下士人莫敢言，汉武帝穷兵黩武而财政枯竭民不聊生，唐太宗手足相残血溅玄武门，成吉思汗称霸欧亚却屠城无数，康雍乾盛世之下多少文字狱…… 宋仁宗，这个时代一点都不“伟大”，却是人民生活安定、经济繁荣富足、科技文教兴盛、帝王专制收敛、春秋以降言论最开放的时代。 他没有大家眼中的“丰功伟绩”，缺乏野心、霸气和手腕，甚至手下的一批大臣都比他有名得多。 然而，他却是第一个庙号为“仁”宗的皇帝，现代人所重视的经济、人文、科技等国家软实力，在他的治下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 就算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也表示宋仁宗是自己佩服的三个帝王之一，另外两个是康熙和唐太宗。 王夫之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虽然仍是“人治”的时代，但接近现代文明的宽容、审慎、克制等政治思想已经萌芽。 宋朝虽不是“大国”，但宋朝人却是最接近现代“大国公民”特征的人。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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