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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并不“伟大”的时代

2018-01-31  笑嘻罗汉

公元1063年,北宋嘉祐八年。


这年农历三月的一天,天气乍暖还寒,帝国54岁的皇帝去世了。


京师汴梁全城罢市哀悼,上至官员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自发停止了手头的事情,街头巷尾的哭声数日不绝,就连乞丐和儿童,也在焚烧纸钱痛哭不已。


京城之外,全国上下,一片哀恸。在洛阳,到处弥漫着焚烧纸钱的烟雾,以致“天日无光”;在偏远的山沟里,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在哭泣……


消息传开,就连敌国也为之神伤,“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国皇帝抓住宋使者的手,嚎啕大哭“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此后辽国历代皇帝,把仁宗的画像挂起来,与自己祖宗的画像一起供奉。


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强大的宣传机器,也没有政府统一组织的下半旗哀悼活动,这些全属民众的自发行为。


这个叫赵祯的皇帝,就是宋朝在位最长的宋仁宗,一共干了42年。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宋仁宗并不出名,就算在宋朝的皇帝中,“存在感”也并不强。


那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 01 /


北宋元丰年间,苏轼被贬到黄州团练副使这个卑微的职位上,薪俸大幅缩水,生活水平大不如前。


他采取了有计划节省开支的办法,每月月初拿出4贯500文钱,分成30分挂到屋梁上,每天取一份即150文使用,这样下来,能勉强养活全家。


有历史学家考证,北宋时维持一个人一天生活的最低费用,大约在20文钱左右,而一个打零工的人,靠出卖劳动力,每天平均可以挣到约100文钱。


也就是说,一个人劳动的所得,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如果多几个能挣钱的劳动力,生活就能过得颇为滋润。


在宋朝,成为一个中产的概率,比其他任何朝代都要高。“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京城之外,其他地方的财富也毫不逊色,苏辙就曾说过:“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由此可见,这真的是一个“藏富于民”的时代。


宋朝经过多年的发展,到仁宗的时候,农业、手工业济工商业等都非常发达,在繁荣的经济基础上,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


一个时代好不好,不是看它表面有多强大,多么牛逼哄哄地喊着“虽远必诛”,关键看它社会是不是稳定,人们兜里有没有钱花,生活过得好不好。




/ 02 /


在我们的印象中,宋朝似乎是个积贫积弱、四处挨打的朝代,这样一点都没有“天朝气象”的时代,老百姓应该是过得很悲惨的。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发生在仁宗时著名的澶渊之盟,就为宋朝奠定了这样的一个格局。


事实上,澶渊之盟中对辽国的岁币支出,对于宋朝来说并不是沉重的负担,跟战争的军费开支比起来,这笔费用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最为重要的是,宋仁宗以岁币的微小代价,换来了宋辽之间百年的和平,让国家不在战争中疲于奔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升。


对于发动战争,宋仁宗非常克制,他说:“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


俗话说,爷们汉唐娘们宋,就是说宋朝偏安一隅没有血性,但是,如果这种血性是以无数老百姓做炮灰换来的,你还愿意不愿呢?


稳定的社会和发达的经济,同时又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出现于仁宗时代。


一个是皇帝英明神武,武力强悍大国崛起,老百姓跟着四处征战,勒紧腰带过苦日子。


一个是皇帝低调忍让,一门心思发展经济,让老百姓手头宽裕都有好日子过。


如果让你穿越过去,会更愿意选择哪个?




/ 03 /


嘉佑二年(1057年),殿试。


在交上来的试卷中,有个考生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主考官看后被吓坏了,赶紧向仁宗汇报,并认为这名考生无中生有,对皇上恶意诽谤,必须严惩不贷!


不料,宋仁宗却非常淡定:“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这名士子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这位考生就是苏辙,他不但没有被“查处”,还与胞兄苏轼名登同科进士,成为一时之佳话。


看了苏氏兄弟两人的策论,宋仁宗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如果换作其他朝代,苏辙这样“妄议朝政”,并且矛头直接对准九五之尊的皇帝,不被砍头就算祖坟上冒青烟了,更不要说金榜题名。




/ 04 /


四川有位书生,写了首诗献给成都太守,太守一看太坑爹了,因为书生这样写:“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


妈蛋,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吗?


很快,这位书生被解送京城,人们觉得,朝廷就算不给这个家伙治个“谋逆”的大罪,“危害国家安全”肯定是怎么也逃不了的,就等着被“咔擦”吧。


仁宗得知后,笑着对前来报告的人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


于是,书生不但没被治罪,还得到了司户参军的官职。


联想到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再看看仁宗的大度,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在封建帝王中,对天下士子能如此理性和宽容,宋仁宗可以说是第一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什么朝代,读书人总是最关心时事和政治的一群人,也是最容易“妄议朝政”的人。


一个时代好不好,在于知识分子是不是能够有话直说,“朝政大事”有没有信心被人“非议”,统治者听不听得进所谓的“逆耳忠言”。


有了这样宽松的环境,宋仁宗时代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发展高峰,正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在“唐宋八大家”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而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这六大家,全部都是活跃在宋仁宗这个时代的人。




/ 05 /


有一次,仁宗想任命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节度使。


这个决定,遭到了包拯(没错,就是那个包公,也是这个朝代的人)的激烈反对,他与七位言官找仁宗理论。


仁宗虽然内心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节度使这个职位只是个‘粗官’,你们就别管了吧!”


没想到,人家根本就寸步不让:“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都做过节度使,恐怕不能算是‘粗官’吧?”


这下仁宗没辙了,只得做出让步。回到后宫,仁宗只好把满腔的闷气撒在她身上,大吼说:“你只知道要节度使、节度使,却不知道包拯是御史!”


在仁宗面前,包拯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放肆,屡屡犯颜直谏,甚至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接受他的建议,竟不予怪罪。


手握至高无上权威的皇帝,竟然被臣子“逼”到这种地步,真可以说是“骇人听闻”了。


“包青天”的事迹路人皆知,大家没想过的是,如果没有宋仁宗如此的忍让和大度,就给包拯一百个脑袋,估计也不够用,又何来“包青天”的千古盛名?




/ 06 /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立下规矩,要求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


人们所看到的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宋朝是最为厚待知识分子、宽恕异己人士的一个朝代。


而宋仁宗,则把这一点做到了令人称羡的高度。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是善于纳谏的典范,但皇帝再开明也是人,整天对着挑刺的官员也是很不爽的,“杀此田舍汉”,唐太宗就曾好几次动过干掉魏征的念头。


宋仁宗一直在学习唐太宗纳谏,对于包拯和其他官员不断提出的反对意见,宋仁宗除了在后宫对妃子发发牢骚,却始终没想过要杀掉他们。


“台谏之言,岂敢不行”!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历史上宋仁宗并不是个出名的皇帝,而他那一朝却出现了无数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名气都比他大得多。


范仲淹、吕夷简、杜衍、庞籍、包拯、韩琦、富弼、文彦博、狄青、张方平、赵抃、范镇、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范纯仁、柳永、晏殊、宋庠、宋祁、梅尧臣、苏舜钦、蔡襄、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沈括、苏颂……


这样一大串的大咖名单,恐怕没有一个朝代能与之匹敌。


苏轼就曾说过:“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




/ 07 /


一天,大臣们发现仁宗脸色很不好,身体不舒服,以为老板是在后宫用力过猛,言官们纷纷委婉进谏,大意是说,后宫美女虽多,但老大你为了江山社稷,可要注意身体啊。


仁宗听了哭笑不得:“你们都想到那里去了,我只是昨晚想吃烤羊肉,却没有现成的,就被饿到了而已。”


这下该轮到大臣们吃惊了:“为什么不传御膳房做呢?”


仁宗叹口气:“我想啊,祖宗没有深夜做烤羊的成法,如果开了这个头,后代也有样学样,深夜不知道要杀多少只羊,劳动多少人呢。于是就作罢了。”


一个深夜,宫女听到外头民间酒楼丝竹歌笑之声,抱怨说:“外面那么热闹,宫里反而冷冷清清……”


宋仁宗说:“正因为我这里冷落,所以外面才能如此快活,如果我这里热闹快活,那他们那里就该要冷清了。”


作为一国之君,宋仁宗明白,如果不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激情与欲望,便意味着朝廷的权力将得到扩张;而权力的每一步扩张,则意味着民间社会的权利与活力将一步一步退缩、失守。




/ 08 /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生活简朴不贪美色的皇帝,却痴迷于权力,尤其喜欢专断独行的专制,如崇祯、雍正等。


宋仁宗却知道,皇帝的权力如果毫无节制,全国上变成只有一个想法的“大一统”,连个“不”字都听不到,绝非万民之福。


有仁宗身边的嫔妃,服侍多年也没能晋升级别,遂向仁宗提出请求。


仁宗说,我说了不算,要主管部门说了才算。众妃嫔都不信:“皇上说的就是圣旨,谁敢违抗圣旨呢?”


于是,仁宗写了打招呼的“条子”给她们,没想到都被退了回来,当着他的面,嫔妃们撕掉“条子”,还边撕边说:“原来这个真不管用的。”


在事事讲关系的中国,竟然连皇上的“条子”办事都不好使!这恐怕也只有仁宗才会容忍得下。


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希望自己大权独揽,所谓“乾纲独断”,他们经常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直接下发“手诏”、“内降”,直接任命一些官员,指挥政事。


到了朱元璋的时候,更是直接废除宰相,在明、清两朝,皇帝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宋仁宗也会发出一些“手诏”,但他也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情,于是一边下手诏,一边给宰相打招呼,凡是我下发的“手诏”,你们如果不能执行,退回来就行了。


根据史书的记载,仁宗的“手诏”经常被政府官员否决,直接驳回,仁宗并不会觉得“没面子”而处罚这些官员,而是一一接受。


王权不能大过制度,做不到不私发手诏,却能打招呼“毋辄行”,在那个年代,君主的权力能够做到自我克制,是相当了不起的。




/ 09 /


有一个内侍犯了错误,宋仁宗想自己来给他审理定罪,“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议法”,这在当时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时,一个叫王贽的言官不识时务出来批评说,司法审判这东西太专业,陛下你又没读过法律系,如果判错的话就不好了。再说,你连这样捞过界,让那些科班出身的法官们今后怎么混啊。


仁宗听了并不生气,而是虚心接受了这个建议,将案件都交付司法部门审理。


500多年后的欧洲,也有一个相同的事例。


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想亲自审理一个案子,遭到大法官柯克的反对,说的理由与王贽几乎一模一样,结果却是天壤之别。


詹姆士一世听了非常生气:正是岂有此理,你眼中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大了!


见到国王雷霆震怒,柯克选择了屈服,忙不迭祈地向詹姆士一世祈求怜悯和宽恕,最后还是被免职。


一样的事情,两种不同的结局,再看今日之英国,不禁让人感慨良多。


清朝末年,改革派主张推行“君主立宪”,最终以失败告终。


虽说历史没有假设,但还是忍不住联想,如果在宋仁宗时代就有君主立宪的思想,恐怕成功的几率还会更高一些。




/ 10 /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明太祖、康熙大帝……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提到杰出的帝王,大家几乎会不约而同想到这些“成功人士”。


我们想到他们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仰慕他们的开疆扩土、四海宾服,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帝国走向强盛之巅。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些被国人所崇拜的“雄主”的背后,是多少的累累白骨,多少的妻离子散,多少文人和不同思想者的脑袋落地,民众和整个社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一帝功成,何止万骨枯!


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天下士人莫敢言,汉武帝穷兵黩武而财政枯竭民不聊生,唐太宗手足相残血溅玄武门,成吉思汗称霸欧亚却屠城无数,康雍乾盛世之下多少文字狱……


宋仁宗,这个时代一点都不“伟大”,却是人民生活安定、经济繁荣富足、科技文教兴盛、帝王专制收敛、春秋以降言论最开放的时代。


他没有大家眼中的“丰功伟绩”,缺乏野心、霸气和手腕,甚至手下的一批大臣都比他有名得多。


然而,他却是第一个庙号为“仁”宗的皇帝,现代人所重视的经济、人文、科技等国家软实力,在他的治下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


就算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也表示宋仁宗是自己佩服的三个帝王之一,另外两个是康熙和唐太宗。


王夫之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虽然仍是“人治”的时代,但接近现代文明的宽容、审慎、克制等政治思想已经萌芽。


宋朝虽不是“大国”,但宋朝人却是最接近现代“大国公民”特征的人。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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