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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还在,读书人没有了,先生也没有了···

 杜家公子 2018-01-31


跟W教授出去吃饭,

席间向朋友介绍起来,很自然地说:

这是X学校的W教授,

众人眼中迸出一种异样的光芒,

连连粲笑着握手寒暄,

倒是W有些不好意思,

事后,W教授特别嘱咐:

以后可别说我是什么教授,

“教授跟文青一样,都是骂人的话。”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一提起教授,

脑中浮现的不再是白发苍苍、

一身书卷气的老者;

取而代之的,

是衣冠楚楚、满脸猥琐、

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油腻老男人。


副教授强吻女学生 l 图源网络


“教授”=“叫兽”,

“老师”=“老湿”,

原本最为恭敬的称谓,

如今却被叫成了

带有某种隐含意味的戏谑。



论文抄袭、学术作假、诱奸女学生、

教学不作为、欺压博士生···

屡屡爆光的教授丑闻,

把这些当今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

最精英的一群人拉下神坛。


现在的中国教育,

给我们建了一座又一座、

像公园般漂亮的大学,

精致的校舍、完备的教材,

一年又一年地扩招,

却只教出了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老师没有风骨,

学生不再求知。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当人们看到电影《无问西东》,

那一个个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大师时,

会难掩胸中澎湃,

激动得热泪盈眶。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祖峰  饰  梅贻琦


01


上课会哭的先生——梁启超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梁先生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地走上讲台,风神潇洒、光芒四射。


他的每篇讲稿,都会工工整整地写下来;最喜欢的开场白,是大声说一句:“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


然后两双大眼往上一翻,露出比常人多三分的眼白,悠悠地补充一句:


“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



“趣味”是梁启超最大的人生信仰和教育理念。


在他眼中,无论教书、上课还是做学问,都是一件极有意思的事,学生也不过像他的兄弟般亲切可爱。


“我们为什么学数学?因为数学有趣,所以学数学。为什么学历史?因为历史有趣,所以学历史。为什么学画画?学打球?因为画画有趣、打球有趣。


人生的状态,本来是如此,教育的最大效能,也只是如此。”



据他的学生梁实秋回忆:“先生的讲课,讲到精彩处,便成为表演,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


听他讲到他最喜欢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


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


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


情绪转好又‘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每当讲过,先生必大汗淋漓,状极愉快。


听过他讲课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见《梁实秋作品精选》书)



1929年,梁启超久病不愈,吃了很多药都不见好转。


学生谢国桢劝他务必停止工作,多多休息,“否则即使扁鹊再生,也无能为力。”


梁却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


后来谢国桢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著作等身。他生病后,也一直坚持看书工作,好友劝他要保重身体;


他却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02


教授的教授——陈寅恪


四季分明的清华园,常见一干瘦的老头,抱着一蓝花布包袱,步履匆匆。


他不爱跟人打招呼,但不论毛头学生,还是像冯友兰、吴宓这样的国学大师,见了他都恭恭敬敬。


他上课只一点: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说到博学,陈寅恪自认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一没学位、二没著作的他,却能跟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被一向目中无人的傅斯年赞为“近三百年来仅一人而已。”


陈寅恪每次上课,都怀抱一个蓝布包袱,里面装满了各种讲义和史料。

虽被称为“活字典”的他大都能信手拈来、侃侃而谈;却还是心怀谨慎,必须对每个知识点负责。

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昆明西南联大时期,王永兴回忆陈先生上课:


“寅恪先生讲课时要引证很多史料,他把每条史料一字不略地写在黑板上,总是写满了整个黑板,然后坐下来,按照史料分析讲解。……


当时,寅恪先生多病体弱,眼疾已相当严重,写完黑板时常常汗水满面,疲劳地坐下来闭目讲解。”(《怀念陈寅恪先生》)



1944年的一个寒冬,陈寅恪突然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医院,而是让女儿赶紧去学校,通知学生今天上不了课了。

 

战后重返清华园,陈寅恪已是“盲人教授”。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阵,陈寅恪死活不从:“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


03



最接地气的教授——季羡林


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1934年3月13 《清华园日记》



九月燕园。新生孔庆东一个人扛着全部家当,来到陌生的校园。


人群中看到有个朴素的老头,看打扮应该是保安吧,就让他帮忙看行李。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而且顶着大太阳,一看就是半天。


次日开学典礼,孔庆东看着主席台上那个瘦弱的老头,一下子傻了眼···


他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



心怀大爱、不慕名利、专心学问,是每个接触过季老的人,对他的评价。


北大的人都知道,季先生家的灯永远是亮到后半夜;哪怕是十年艰苦时期,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而是如饥似渴地看书著文;


而他做这些不是为了职称、也不是为了名号,只是为了能更好地在教学生。


他总说:老师学的越多,学生走的越远。作为教师,我们的职责就是为这些后起之秀们栽出更好的‘花’。”


我教了一辈子书,做了一辈子学问研究,都是为了更好的在这三寸讲台上教书。”



这个农民的儿子,一生培养出6000名弟子,其中30人成为各国驻外大使。


“干我们这一行,社会责任感很重要,用实际行动为大众着想,为学生着想,为社会尽到自己的义务;


也就不愧学生叫我一声老师,不愧祖国和人民给我的这些信任了吧。”


04



钱学森曾经无比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其中不乏时代的原因,但我们自身的原因,就能撇得干净吗?


大学还在,读书人没有了,先生也没有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所有人都向“钱”看的时候,有些东西自然就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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