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就听父亲讲：“老年间，虎坊桥养过大老虎。”后来才知道，明代第十位皇帝正德皇帝朱厚照（1491年-1521年）喜好饲养动物，《明史·江彬传》记载，这位皇帝经常“搏虎为戏”。程迓亭《箕城杂缀》有云：“虎坊桥在琉璃厂东南，其西有铁门，前朝虎圈地也。”史料记载这里历史上确实有条由北向南的沟渠，东西向有石桥一座。如今虎饲和石桥都没了，但地名留存还在。 我家祖辈三代都是胡同里生、胡同里长的北京南城人。我远在台湾的叔叔，离开北京半个多世纪了，在世时写信给我，还能清楚记得他曾在“虎坊桥第八小学读书”（北平46所小学虎坊桥按序列排第八）。我曾在北京七个区县工作、生活过，但，唯独对被誉称为“南城之魂”的虎坊桥，印象最深、感情最深。 名人集萃 古建闻名 虎坊桥这个看似普通的街道上，却多姿多彩，承载着历史的风云变化。西北角坐落着京华印书局(前身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强学会书局改组而来的官营印刷机构，于1884年组建，1905年被上海商务印书馆买下，改名为京华印书局)。它像一艘轮船，俗称“船楼”，是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标志性建筑。 湖广会馆就在车水马龙的虎坊桥十字路口西南角。走进会馆，喧嚣一下子消失在耳后。里面地方不大却是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老北京风情浓厚，它始建于公元1807年，1830年重修，并增建戏楼。湖广会馆的戏楼，曾被誉为世界十大木结构剧场之一。梨园泰斗大多在此演出过；孙中山先生先后5次莅临湖广会馆作演说。 虎坊桥西南角还有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它成立于1956年1月，四十多年来，为繁荣首都文艺舞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沙家浜》、《杜鹃山》、《白毛女》等著名现代剧目曾在俱乐部排练和公演。1979年春节前，这里上映李光曦主演的歌剧《阿依古丽》，尽管天气很冷，仍有热情的观众清晨5点就去排长队，一票难求啊。 虎坊桥东北角古老的庭院式建筑改建而成气派的晋阳饭庄之侧，是古色古香的《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纪晓岚的故居。 虎坊桥东南角有个清华池，始建于1905年，如今的清华池是在原来的清华池浴池的基础上，与汇泉浴池和虎坊桥浴池合并而成。由于技术精湛、服务周到，上世纪60年代，清华池修治脚病师安起老师傅，1980年代高级脚病治疗技师杜德顺，都曾当选过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 第一次看电影 只要一提虎坊桥，我眼前顿时浮现上世纪50年代那里繁华的街景、林立的店铺。仿佛耳边又响起有轨电车叮当叮当的声音。学校马路对面鳞次栉比的商铺里，有我两个同学家长经营的水果店、西药店。那时解馋、感冒发烧，买荸荠、阿司匹林，我们都会首选这两个店，只要提一下同学名字，马上会受到优待。班里有个姓马的同学，身体强壮，年龄比我大些，他热心为大家服务，每天提着水桶为大家去打豆浆，然后用水舀子分发给大家，最后桶底剩些，他端起来咕隆、咕隆就喝了。他家住虎坊桥，父亲是马车夫，母亲过早病故。家里收入不多，经济窘迫。为此班里老师、同学还曾自发为他募捐，家里开水果店的女同学还捐过被面。 有一次姐姐告诉我，她们教语文兼班主任的董老师教课累病了，她准备去董老师家里探望，我说：“那我们一起去吧，我也认识董奶奶。”记得那次我们乘有轨电车从骡马市大街上车途经虎坊桥，在三里河下的车，票价是5分钱。董老师在家养病，感冒发烧，脸红红的，嗓子有些嘶哑，见到我们去非常高兴。一年后，我又遇到董老师，她已升为铁门小学校长了，来我所在的铁门分校检查工作。我问她：“您还认得我吗？我是孙家珍的弟弟。”她睁大眼睛惊喜地说：“哟，你都长这么高了！你这个小淘气包！” 说完，一下子把我抱起来，在老师同学面前，用双手把我举过头顶，让我感觉特自豪。 学校里那种关心老师、爱护同学的氛围深深影响了我。 有一回，在胡同里玩捉迷藏玩到挺晚，我突然听到有小男孩在哭，原来是迷路找不到家了。我耐心地领着他转悠了好几条胡同，终于把他送回了家。巧得很，我们班有个同学和迷路小孩住同一个院，所以他最先知道这件事。恰巧我那同学的哥哥还是我们学校少先队中队长。在发展我入队的讨论会上他还提起此事，积极主张发展我入队。小队、中队讨论一致通过，然而因为我淘气出圈，事情起了变化。 当时虎坊桥周围有不少影院，往东有民主剧场（珠市口影院前身），往西有宣武区文化馆（菜市口影院前身），东北方向有大观楼、新中国影院……然而，我人生看的第一场电影，却是在虎坊桥西南角，湖广会馆东，铁门小学分校（已拆）放映的一场露天电影，片名《白毛女》。记得那场电影放映前，主办方曾邀请周边几个学校的师生来观看，但因学校院子不大,因而名额有限。正义小学只允许少先队员参加,票价五分钱，由教导主任周老师带队前往。看着少先队员们穿着雪白衬衫、蓝色裤子，系着鲜艳的红领巾, 迈着整齐步伐去看电影,而且是我特别想看的电影，我这个脖子上没戴上红领巾的学生，那种嫉慕心情就像猫抓一样……放学后，我磨磨蹭蹭故意不走，听老师讲注意事项：几点钟集合、入场，暗记在心里。天色渐暗，当电影大幕挂上即将开映，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同学们不看电影，却纷纷朝后瞧，接着哄然大笑，因为，大幕对面，高高的房顶中央，我盘腿而坐，独享“楼上雅座”，正等候电影开演——在目送老师同学入场后，我早已观察好地形及周边环境：紧挨小学校院墙有排树，我像只猴子三下两下，噌噌噌攀爬上树，从树上墙，从墙上房，像玩学校健身器材一样熟练地上了房顶。 学校周主任对我非常担心，生怕我受惊吓摔下来，就像对自家淘气儿子一样，轻声唤我下来看电影：“别着急，千万要注意安全！”当我下来后，还亲自为我买好票，紧紧地攥着我的手，领我入场。后来，老师也没有单独找我谈话批评我，但我得到一条消息，那就是我没能入队。原因是“需要再考验一段时间”。直到三年级搬家转学到铁路五小，我也没能解决少年时期的组织问题。 姐姐为安慰我，特意带我去大观楼影院看了电影《智取华山》。 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电报 上世纪90年代，我到虎坊桥清华池修脚时结识了修脚技师徐志强，听他讲述过一个动人的故事。 他17岁刚参加工作，就在京城著名的虎坊路浴池当修脚工，曾拜已故全国劳模、著名高级脚病治疗技师杜德顺为师。师傅的言传身教加上自身的勤奋努力，使徐志强师傅技术提高很快，后来还成为技师。全市真正经考核鉴定合格，获得“修脚师” 技师资格证书的当时只有二十三人，徐师傅就是其中之一。 1982年10月下旬的某天，一位外国女士在别人的搀扶下，一瘸一拐来到虎坊路浴池。她是来中国旅游的美国客人安娜，游览时脚病复发，疼得走不了路，而第二天还要继续参观，特慕名前来修治脚病。那时徐师傅早已下班，闻讯后二话没说，热情接待了她。安娜神情紧张地说，在美国，她也经常修脚，不但疼而且几天都不能下床。徐师傅一边解除她的恐惧心理，一边分析她脚趾的病变区。他深知，在病变区与正常组织之间有一层薄薄的隔膜，稍不留神，碰破隔膜，不但血流不止，而且容易感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治疗，安娜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笑容满面地在屋里走了几圈，挑起大拇指夸奖到：“好极了，好极了，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了。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并拿出20元外汇券给徐师傅作小费。徐师傅笑了笑：“您已经按价付了钱。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为您早日恢复健康，旅途愉快，这是我应该做的。”安娜收回钱，感激地拍着徐师傅的肩膀，用生硬的中文连声道谢。为表达谢意，她回国后还特意发来一封长达182字的电报。当时《北京青年报》还专门刊发过一篇《来自太平洋彼岸的谢意》的报道。 徐师傅不无遗憾地告诉我：“那篇文章搬家时被我搞丢了，我又忘记准确发表时间了，很难再找到了。”我的心被这个真实的故事打动了，我当即告诉徐师傅：只要是登在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青年报》上，我就一定能帮忙找到！我数次去到首都图书馆查找，逐年、月、日一点点耐心翻阅，终于找到这篇登载于1983年2月18日《北京青年报》上的文章。 记忆里绕不过的地方 虎坊桥有我纯真的童年影子，有我忙碌的中年美好，有我丰富惬意的退休生活。 1960至1970年代，我和同事们在山区工作时，参加过705工程会战。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了圆满成功，时年35岁的我也分享着快乐，感到幸福和自豪。因为其中也有我们的科研成果，课题组负责人应邀参加了在虎坊桥工人俱乐部举办的表彰有功人员的文化活动招待会。 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曾随社区最优秀老年合唱团，代表区里参加了在虎坊桥工人俱乐部举办的工会系统老年歌咏比赛，并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虎坊桥，儿子、儿媳曾请过我和老伴，到闻名遐迩的晋阳饭庄，品尝过美味佳肴；到湖广会馆，听过相声专场；到虎坊路的梨园剧场，欣赏过京剧《霸王别姬》、《天女散花》、《扈家庄》……这一桩桩一件件，使我们的老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快乐幸福…… 虎坊桥，你真的承载了我太多太多难忘的记忆。 插图 王金辉H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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