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安 开学了。 每看到小学生围在文具店里买本册，我就心动、心痒，真想凑过去也买，田格、双线、作文本，方格、米格、红模子，各类都来点儿，找回些微儿时的感觉…… 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我上的小学，校址在北平市东直门外二里庄，校名就是二里庄小学；久之，被简化为“二里庄”。 出东直门，过护城河上的石墁桥，顺东外斜街走二里，右拐进南二里庄胡同，到头儿左拐，抬眼50米外，一“井窝子”赫然在目。井窝子以北一座蛮子门，便是二里庄小学了。 进得门来，迎面山墙上画有孔子像，学生进门，一律脱帽向孔圣人鞠躬致礼，而后，从两侧轻声慢步走向教室。 学校是由一座带跨院的四合院改造而成的，分东西两院。校长室、教务处、训导处、庶务处以及预备室（即教师办公室）集中在西院东侧；厨房、饭堂、储藏室等设在东院西侧；门房（即传达室兼收发）、下房（即工友住处）则位于校门左右倒座房。除此，就是教室了。 我入学那年，学校共有12间教室，青砖灰瓦吊顶子，玻璃门窗带凉棚；麻刀青灰抹黑板，磨出麻面不打滑；廿套双人木桌椅，冬天高筒洋炉子。东院西北角，一道门通往后操场——原四合院本主儿的花、菜园子，能划出300米跑道。 这么好的教学设备，在东外关厢一带是首屈一指的。 二里庄小学创建于民国初期，实行的是新式教育：“以启其人生应有的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除《国语》、《算术》两门主科，《习字》、《珠算》、《修身》以及高小的《自然》、《地理》、《历史》也都是主科；其他科，如《劳作》、《常规》、《音乐》、《图画》、《体育》等也都是必修课。 《国语》（现在的《语文》）是我最喜欢的。每学期发新书，先从头翻到尾的准是《国语》，清丽的楷书衬以彩绘，看图识字，图解课文，相得益彰；又有拼音字母注音，拼读识字，自学课文，兴趣盎然。老师教得也好，我初小的班主任薛老师教了我四年《国语》，她能把课文中蕴含的情感融进情怀，再用诗的语言传达给我们——那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教材也好啊，以第一册前三课为例：一、天亮了。二、弟弟妹妹快起来。三、姐姐说，快来看太阳。三课书仅18个字，但从自然现象写到社会现象，从“一天之计在于晨”的惜阴自勉写到人生初始的美好憧憬，甚至还暗含着“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涵盖的内容太丰富了。到高小，班主任乔老师也教我语文，大眼珠子高嗓门儿，习惯瞪大眼睛盯着学生审视：“看着我！”我们又怕他又喜欢他，他的课连同他这个人就像一块磁石，一下子就把你吸住，不管你乐不乐意。我总是被他出神入化的朗读课文所陶醉，也总模仿他朗读课文，居然也背下不少课文，像《送神歌》大部分仍然记得：“泥胎泥胎，你别见怪，我当佃户，多少年代，辛苦一年，缺米少柴，饿得眼黑，紧紧裤带……说你神灵，真是胡来！如今解放，请你下台；毛主席像，贴了上来。” 那时，与《国语》相提并论的是《习字》课，就是写毛笔字。现在的学生知道文房四宝占多大百分比？我们那时候却几乎天天跟它们打交道，而且习字老师要求还特严，纸要吸墨性能好的毛头纸，墨汁要用墨块在细石砚里现研的，墨最好用品牌的如“天然如意”、“金不换”等；笔，大中楷羊毫和小楷狼毫都得备齐。写字的规矩更大：腰要挺直，笔要握紧，墨要掭匀，运笔要畅，一气呵成。课是循序渐进的：从描红模子练起，不能留红迹也不准出边儿。之后是写大仿，先写影格，再临帖、背帖。最后是用小楷狼毫通过《习作》（作文）练小楷，要一举两得，这是最难的。 相较《国语》，《算术》显得枯燥，也麻烦，四则运算，还什么“鸡兔同笼”，太绕人。做黑板板演，每个步骤都得说出来，什么“相减等于零，表示除尽的意思”，这话都不能少。虽说不大喜欢，但也从这门课中学会了逻辑思维的基本理论。不知怎么的，我对《算术》的同宗《珠算》挺有兴趣。 我国发明的珠算堪称一绝：噼里啪啦一响，得数就出来了。如果，你从个位1起累1，再累加1，一直依次加下去，你一辈子也加不满十三位的算盘珠，神了！不信，你就去试试。学校里最“闹腾”的课当属《珠算》。练拨打前先集体背口诀：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三下五去二；三一三剩一，逢三进一……而后，老师在挂在黑板上的大型毛珠算上演算，学生随着老师说的步骤跟着打，边打边叨念口诀，人声和算珠响汇成一片，路人一听便知这是学校。 其实，那时候的小学就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专设一门《劳作》课，后来叫《手工》。我校《劳作》课内容丰富多彩，有剪纸、剪贴、布艺、泥塑、刻铁花还有麦管编扎、秫秸秆编插什么的，都是老北京的民间手工艺术。刻铁花是把黑色的剪纸贴在马粪纸上，压平、干透后，用刻刀镂空，留黑去白。不能有毛茬儿，更不能断条。这是我的强项，我刻的“武松打虎”学校还给留成绩了呢。可惜这门手工艺术现在巳经绝迹了。 那年代虽然还没特色校的说法，但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学校文体活动就挺有特色：师生同台，校民同乐。学校大型的文体活动，教职工会同学生同台演出、同场竞技；届时，必请周边的居民来校同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四四”儿童节，除了演节目，还有童子军的操练表演。黄色制服，腰系皮带，头戴白盔，手执军棍，身挂法绳，下打裹腿，足蹬白力士鞋；分列行进，队形变换，动作齐整，精神饱满，赢得一片喝彩。之后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就更令人难忘了。庆祝活动主打歌咏比赛，各班必唱的歌是《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歌唱我们的祖国，歌唱国家的富强……也和国际的小朋友，一起快乐地歌唱。说的话儿不同，唱的歌儿一样。歌唱歌唱歌唱，全世界的共同希望。”最后压轴节目是“叠罗汉”：四层的，男老师打底，二层、三层是学生，搭好以后，由一名体轻的同学爬上去，站直身子，接过递上的一杆红旗，左右摆动，以示成功——四周有数位年轻力壮的老师“保驾”…… 一个普通农民家的孩子，能在这么好的学校里读到小学毕业，我是幸运的！我入学那年，北平市失学儿童占适龄儿童的一半以上。 我的母校是我少儿时代的摇篮，是我心中的神圣。 永远怀念我那个“二里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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