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中的悲情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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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巨大魅力，不仅体现在它为千秋万代的中国人提供了一部华夏民族3000年的文明史（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更在于它真实地记录了众多在这段漫长历史中为社会文明发展而进行奋斗、抗争、拼搏的悲剧人物。使后人能从这些历史人物的经历中深切地感受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艰难、曲折和伟大。
司马迁
《史记》有112篇纪传作品，其中以悲剧人物为标题的有50余篇。
全书呈现出一种浓郁的悲剧色彩，这是《史记》所独具的美学特征。这种特征，是司马迁所处历史时期及其个人经历综合作用的结果。
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曾经在所撰《桑怿传》中说过：“余固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而其所书皆伟烈奇节士。”所谓伟烈奇节士，就是指那些具有非凡的气质、瑰异的操行、干着惊天动地的事业，同时折射出强烈传奇色彩的人物，而这些人，大多有着悲剧的人生。
自春秋至汉初的五个多世纪里，中国古代社会除了秦始皇的短暂统一外，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连年的杀伐征战蹂躏着广袤的中华大地。
春秋以降，周王室及各大诸侯国君的权力逐渐下移，导致各诸侯国内掌握国政的卿大夫之间兼并斗争愈演愈烈，300年间，割据分裂的大小诸侯由120多个锐减至不足40个。
战国时代，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引起了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巨大的变革，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兼并战争，其惨烈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的。
战国250年的时间，参与中原逐鹿的诸侯国由10多个变为7个，又从7个最终变成秦王朝的大一统。
短暂的秦王朝仅维持了10多年又进入到了楚汉之争的战火硝烟。
在这铁与火的时代，新旧社会势力始终处于尖锐对立的矛盾斗争之中，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历史悲剧也陆续上演。在司马迁的历史思维中，悲剧人物的际遇与最终结局，往往能反映出社会风尚和时代精神，同时又能预示历史发展变化的必然性。所以，那么多举足轻重的悲剧人物出现在这“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笔下。
另外，司马迁对“悲剧英雄”的审美倾向，与其中年以后惨遭腐刑那不堪回首的经历也不无关系，惨痛的个人经历使司马迁为这些“悲剧英雄”奉上了一掬同情之泪。于是，在司马迁这支深沉而充满感情的如椽大笔之下，众多悲剧人物的生命之曲被重新奏响在传之不朽的字里行间，他们命运中所蕴涵的崇高人格精神及其审美价值也随之得到充分的揭示。
《史记》中悲剧人物的社会覆盖面很大，但我们从造成悲剧的原因上分析，可以大致归结为几大类。一是厉行变革而被顽固守旧势力所害者，最典型的就是吴起、商鞅。
他们二人都是战国时卫国人，先后在楚国、秦国实行变法。楚悼王末，吴起入楚为相，明法审令，实施变法。他下令把一部分贵族流放到边远地区，以此来削弱打击强大的旧世族势力。所以楚国的贵族都仇恨吴起，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吴起相楚之时，楚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声冠诸侯。及楚悼王死，楚国宗室大臣作乱，追杀吴起。吴起走避不及，伏于悼王之尸，中箭而死。
吴起殁后24年，商鞅出任秦国左庶长，下达变法令。变法令的内容严重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其贯彻实施受到抵制。当时太子违法，商鞅按法严惩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于是法令大行。变法后五年，秦国日益富强，开始向函谷关以东扩张。公元前 338年，秦孝公卒。素来对商鞅怀恨在心的公子虔之徒诬告商鞅谋反，朝廷发兵攻捕。商鞅被杀，继位的秦惠王下令车裂了他的尸身，并诛灭他的全家。
商鞅
司马迁在二人传末赞语中称吴起“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又谓商鞅是“天资刻薄人”，行事“少恩”。无庸讳言，如此评语掺杂着司马迁对严酷执法者的偏见。但实录精神又促使他为我们留下了今天认识这两位悲剧人物的真实史料。
《史记》中另一类着墨较多的悲剧人物，都属于在兴邦定国的过程中功勋卓著而为君主猜疑，同僚嫉妒，宵小中伤陷害的将相大臣。如信陵君、白起、蒙恬、周亚夫等。
信陵君魏无忌
信陵君即魏公子无忌，当秦师重兵讨伐，魏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他身佩魏王所授大将军印，统五国之兵，大破秦军，并乘胜逐至函谷关，一时威名远扬天下。秦王惧怕信陵君，收买说客不断在魏王面前进行离间诋毁。正所谓众口铄金，魏王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信陵君欲南面称王的说辞，不由得不信，遂解除了他的兵权。于是，信陵君“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一个“竟”字，包含了司马迁对这位贤公子的深切同情和惋惜。
周亚夫
周亚夫是汉初功臣绛侯周勃之子，文帝时受封条侯，曾以细柳营威武严明的军容军纪，赢得文帝“真将军”的美誉。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周亚夫以太尉率军征讨，三月而破叛军。后升任丞相，以刚直忠正立朝，数忤景帝。在任3年即以病免职。后因其子犯事牵连，诏下廷尉审讯。
周亚夫不愿受辱，在狱中绝食5日，呕血而死。《绛侯周勃世家》叙周勃、周亚夫父子事，篇中记周勃曾因人诬告欲反而被捕入狱，后经太后援救，文帝派使者持节赦出。出狱后，这位威名赫赫的绛侯心有余悸地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语气十分沉痛。
清人吴汝纶指出，周勃此语“与条侯下狱事相影响，亦借以自寓感叹。”所谓自寓感叹，就是指司马迁自己下狱受腐刑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言及自己下狱的感受：“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与周勃语是一样的哀怨痛切。
司马迁笔下最见光彩的悲剧人物，倒是一批名位低下者。他们能砥砺名节，忠信守诺，为贞持操守，往往视死如归。
《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就集中记载了这样一批人物，其中以荆轲事最为悲壮。
荆轲刺秦王
当秦王虎视鹰扬，横扫六国的狂飙即将席卷而起之际，荆轲为完成东方弱国抵抗西方强秦的最后一搏，不负燕太子丹的知遇和重托，身怀淬毒匕首，在易水之畔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毅然就车入秦，慷慨赴死。
司马迁用他那支饱蘸情感的神奇之笔，充分渲染出这位睥睨四海的市井豪杰重名节、轻生死的凛然大义。在传末赞语中，司马迁对传中所叙五人的行为作了这样的结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通“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充分肯定了刺客们“不欺其志”的侠义精神。
王蠋墓
王蠋是战国齐国都城临淄附近的一名布衣。齐湣王时，燕国名将乐毅率五国之兵大举伐齐，长驱直入，兵捣临淄。燕军闻王蠋仁义有贤名，以授将军印、封万家邑来劝降，并威胁若不从，就纵兵屠掠他的家乡。王蠋不愿背国弃义，遂自系于树，绝颈而亡。事见《田单列传》。
《平原君虞卿列传》记秦军急围邯郸，赵国亟盼救兵而久久不得之际，邯郸传舍吏，一位地位不高的官吏之子李同，说服平原君募集敢死之士三千，李同与三千壮士共赴强秦军前作飞蛾扑火式的决战。时正逢楚魏援军赶到，大败秦军，邯郸解危而李同战死。他们忠心报国的志向和勇气令人敬佩。此类人事书中尚多，不再胜举列。
《史记》的悲剧人物具有强烈的审美价值，足以拨动千载之下世人的心弦。当项羽悲歌别姬，泣数行下的时候；当晁错面对其父以命相劝仍不为所动的时候，读者都能从中感悟到一种善恶及道德伦理上的强烈震撼。
《范雎蔡泽列传》中有这么一段细节，蔡泽为谋得秦国相位而劝说范雎急流勇退。蔡泽列举商鞅、吴起、文种三人，论证他们之所以有功而罪死，是因为不识“进退盈缩，与时变化”的圣人之道，“功成不去，祸至于此”。显然，蔡泽只是简单地从个人识时与否的角度去解释三人的悲剧原因，而没有从性格、社会历史方面去分析悲剧成因，所以远未揭示出悲剧所蕴涵的审美价值。
汉景帝时大臣晁错的悲剧在这方面很有典型性。
晁错
《袁盎晁错列传》记晁错在出任御史大夫后，向景帝提出削藩的主张，遭到同姓诸侯的强烈反对。于是：
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
果然不出错父所料，他饮药身死不及旬月，吴楚七国就在江南打着诛杀晁错的旗号轰轰烈烈地起事谋反。景帝不及深思，就把晁错当作逼反吴楚七国的罪魁祸首，推出东市斩首。更令人深思的是传中所录景帝与邓公的一段对话。晁错伏诛后，邓公被派往征讨叛军的前线。不久，邓公返京汇报前线战况。景帝问：吴楚之军听到晁错死讯，有否罢兵？
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这段对话证明晁错的削藩之策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心怀赤诚之忠的晁错却获罪问斩，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当初，晁错与其父的矛盾冲突是：谋国还是谋家。面对父亲谋家的苦言相劝，晁错不为所动；当父亲以自杀相迫时，晁错仍不为所动。充分显示出晁错忠而忘身，国而忘家的崇高品质。相反，当景帝面临谋国（支持晁错的削藩之策）和谋家（杀晁错以平吴楚七国同姓王之心）的抉择时，却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者。
晁错的选择与景帝的选择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削藩与反对削藩这两种力量的尖锐对立中，代表历史必然性的削藩主张在当时的条件下，显然不可能实现。
于是，舍家为国的晁错不可避免地被毁灭，从而构成震撼人心的悲剧性结局。晁错的悲剧，强烈地折射出忠心为国、坚志不屈的崇高精神。美的东西被毁灭，才具有悲壮的美感。这就是晁错悲剧的审美价值之所在。
霸王别姬
项羽是《史记》中最具神韵的悲剧人物，《项羽本纪》以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会三个精采片断，酣畅淋漓地描绘出这位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倾动千古的悲剧人生。
观项羽在四面楚声中歌诗别姬时流露的令兵士莫能仰视的悲情，在乌江亭边以羞见江东父老而拒绝苟且生还所迸发出的悲壮气概，无一不倾注司马迁对这位盖世英雄的深切同情。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一首气势夺人的《夏日绝句》：“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更是把项羽悲剧人生的终点渲染得那么慷慨激越，光采照人。
乌江边的项羽
同时，冷峻的历史意识，又使司马迁看到了项羽失败的历史必然性。观《本纪》中项羽的一生，以暴灭暴，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分封诸侯，诛杀降王子婴和楚义帝雄心，是他的致命错误。
项羽的性格和所作所为都表明他不是坐天下的帝王之材，而他却偏偏自恃勇力，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时时去充当这个角色。所以，当他仅仅带着二十八骑而陷入汉军五千骑的重围之中，还天真地一逞自己的神威，企图向天下证明“天之亡我，非战之罪”。
至死不悟失败的原因，正是项羽悲剧所在。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竞然不能保妻善终，后世之人能从这一悲剧中领悟到多少人生的真谛！
悲剧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是因为悲剧人物的性格、行为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往往决定他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于是悲剧冲突的结果常使伟大杰出的人物走向毁灭。亦或毁灭的命运最终成就了他们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