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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明朝武装走私集团最大头目王直，自然会联系到元末明初的那趟“禁海”政策。长时间的禁海，给经济发展、沿海人民生活、海外贸易造成很大的影响。人们会说：“当年历史上不是有‘郑和下西洋’、‘隆庆开关’......”吗？这些历史上的花絮，只不过是禁海政策中闪烁的小花，纯属政策调整，是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民众点灯”的惯用伎俩。
"禁海"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不许民间私自进行海外贸易，《明太祖实录》中所记:"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相交易者，悉治以罪""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于重法"。这清楚地表明，明朝廷是不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 朱元璋还下令废置了浙江、福建、广东三处市舶司，就是对同意来朝贡的海船，也要对贡期、路线、海船数量进行严格规定和限制。这样，朝贡贸易的规模、数量完全由国家控制。 明初的"禁海"政策还以法律形式写入《大明律》。在《大明律附则》中，还对"禁海"政策进行具体规定，列出了违禁货物的名称，处罚标准等。从明代颁布的这些法律中看到:明初海禁之严是空前的，超过了历代王朝。 明·顾炎武所指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最大的武装走私集团头目王直，就是禁海政策下的产物。很快他成为众多走私集团的公认首领，“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拥众数十万，先称“靖海王”，后称“徽王”，甚至“南面称孤”。 明王朝对这些武装走私集团进行军事打击，走私集团则团结起来并连结利用日本倭寇进行对抗，从而造成嘉靖四十多年间旷日持久的所谓“倭寇之乱”。
还由于明代初期实行的禁海政策，大大减少了朝贡贸易的规模、数量，中国的物品不能输出，海外的特产和奇珍异宝不能输入，使中国和海外国家的经济不能互补，双方均得不到发展。 直到清朝康熙年间，三起三落的姚启圣收复台湾。《姚启圣传》，载于《碑传集》卷15。）大量人口流离失所，“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辗转待毙惨不堪言”，（陈鸿、陈邦贤:《莆变小乘》）“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仅粤东８郡死亡人数就达数十万。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沉痛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严重摧残和破坏了沿海地区生产发展，由此海外贸易萎缩，商民出洋难以为继。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攻取台湾，康熙终于次年下谕各省，认为海氛廓清，先前所定海禁处分条例尽行停止，海禁遂开。然而康熙虽以“船只出海，有裨民生，”（《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588页。中华书局版）开海可使“穷民易于资生。”（《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592页。中华书局版）但是出于政治考虑，却长期以“海禁不可轻开”为念，（《清圣祖实录》卷77，康熙十七年九月丙寅）又以“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忧虑，（《清圣祖实录》卷270，第16页）担心汉人与外相通，概不批准任何放宽奏请，一再“诏如顺治十八年例，迁界守边”。这样遮遮掩掩直到雍正初年，福建、广东等省才陆续开禁，但清廷同时下谕称，贸易外洋者多系不安本分之人，嗣后外出应定期限，免除轻去其乡而漂流外国者日众。若逾期不回者，是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之后不许再回内陆。 与禁海政策相一致，清朝亦长期限制海外贸易，并对外国人严加防范。尤在乾隆期间，由于担心“民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惧怕外国人支持汉人反抗清朝的活动，因而清政府一再严申“华夷之别”，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正式发布谕令，仅限广州一口通商，所有外国船只仅在广州停泊、交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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