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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红楼梦学刊》第一辑刘相雨先生的《回顾与展望：关于（春柳堂诗稿）问题的论争》，客观地介绍了论争的背景、主要问题和双方的观点，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期待。由此感到，有关《春柳堂诗稿》的论争仍在受到关注，而我多年积累的有关材料似可澄清一些问题或认识，于论争双方或也有所助益，应该介绍出来与朋友们共享。兼之事又凑巧，学刊第三辑将出纪念北京植物园建园五十周年专辑，嘱我写篇有关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或曹雪芹与西山的文字，更是理应从命，无由婉谢。缘此，也便暂且放下《曹雪芹家世档案汇编》的注释工作，写篇有关《春柳堂诗稿》诸问题的考证文章，依次辨析鹿港同知兴廉不是《春柳堂诗稿》的作者、《春柳堂诗稿》的作者张宜泉是乾隆时人、张宜泉的朋友“西山曹雪芹”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现先将文章的上篇“此兴廉不是彼宜泉”写出，以与朋友们切磋讨论，其不妥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一、鹿港同知兴廉的生平经历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科顺天乡试文举人、官至福建台湾府鹿港同知的兴廉（字宜泉），与《春柳堂诗稿》作者张宜泉是否同一个人，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便有不同认识。1984年冬，我也曾对兴廉和张宜泉稍事考索，感到二人实非一人，惟张宜泉与“嫡孙介卿”之间的“年龄差距过大”，尚须做出合理的解释，遂致函上海徐恭时先生请教。1985年1月11日徐先生复函示知：“……若其孙寿长，于六十岁时请人作序，则时间相近。（有晚生之子，已在四、五十岁时）。宜泉与曹雪芹是否同时人，如单以《怀曹芹溪》一诗，是可确证与雪芹直接交往。至于《八旗艺文编目》把‘兴廉’与‘张宜泉’溶合，弟疑有误。因年岁不对。他的业师‘西江詹先生’、‘金台李夫子’，拙意‘西江’、‘金台’均指地名，一为广西人，一为北京人。这二位业师之名，恐史传很难查到，估计不是有名人物。宜泉为镶黄旗，如能以档案中查到材料，则很有用。”旋因当时本职工作繁重，无暇他顾，未再深究。迨1994年6月及其后的数年间，上海朱淡文、台北刘广定教授又相继来函谈《春柳堂诗稿》事，查询有关档案与文献资料，刘教授并将其大作《春柳堂诗稿的作者问题试探》惠赠，于是又抽暇查阅了一些档案和图书资料，除将所得函告朱、刘二位先生外，也随手记录了一些资料。然则兴廉的姓氏，张宜泉的名字，特别是二人的家世谱系，迄未查到。所以，目前要判定二人是否同一个人，最为可行可靠的办法，应该是用已知的兴廉的生平经历，与《春柳堂诗稿》所反映的其作者张宜泉的生平经历进行比勘：相合，即是一人；不合，必属二人。 说来也值得庆幸，兴廉的生平经历，不仅福建、台湾方志及杨钟羲、恩华等人的著述中多有记载，而且清代档案中也时有提及。兹将一件记明兴廉年龄的朱批奏折，即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奏请以署漳平县知县兴廉补授侯官县知县折”节录于下： 窃照侯官县知县唐万里于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因病出缺，经臣徐继畲恭疏题报在案。所遗侯官县知县为冲、繁、疲、难、海疆兼四字要缺，例应在外拣选调补。……惟查有候补知县兴廉，年四十九岁，内务府镶黄旗汉军文举人，充玉牒馆清书誊录，告成议叙以知县选用，道光二十三年选授光泽县知县，十月初十日到任。因赴任违限五月以上，部议降二级调用，奉旨进京引见。嗣查该员赴任迟延，系因留省查看及调办阉差所至，缘未经专案咨部，至奉部议。经臣徐继畲前在藩司任内自行检举，由前抚臣郑祖琛会同臣刘馥珂恭折奏请饬部核议更正。经吏部议复，准将原议降调之案查销，免其送部引见，留闽另行补用。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现署漳平县知县。该员才具敏练，办事稳实，历任各缺，办理均属裕如，且系留闽候补人员，无论题调各缺，均得酌量委用。以之补授侯官县知县，洵堪胜任。……① 该朱批奏折的具奏时间为道光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这就以第一手史料的资格告诉我们： （一）兴廉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时四十九岁，按照当时虚龄计岁的传统习惯逆推，他出生于嘉庆五年（1800）。明乎此，则兴廉既非生于乾隆晚期，更没有在乾隆朝生活五十余年后始在嘉庆道光年间中举做官。 （二）兴廉自二十岁即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举之后，至四十四岁即道光二十三年（1843）离京赴闽出任光泽县知县之前，其间曾经充任玉牒馆清书（满文）誊录，并在玉牒告成后议叙以知县选用。按，清代玉牒每十年开馆纂修一次，每次例选“内阁满、汉中书各八人，礼部笔帖式八人，各部院笔帖式十二人，充誊录官”②，而道光七年、十七年均为开馆纂修之期。从兴廉的实际情况和授官制度分析，他在道光初年当励志向学，以应会试，而屡试未中后，或在道光十年前后考取笔帖式，交部注册，并依次得补实缺，迨至道光十七年开馆纂修玉牒，以笔帖式拣充清书誊录，“告成议叙以知县选用”。 （三）兴廉于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初十日到达光泽县知县任所，而“赴任违限五月以上”。按清代官员赴任期限规定，凡除授福建邵武府及其属县官员，其由京城赴任凭限为八十日，而光泽县乃邵武府属县。据此，兴廉离开京城前往福建的时间，至晚也须在道光二十三年二月。 （四）兴廉虽“因赴任违限五月以上，部议降二级调用，奉旨送部引见”，但旋经查明迟延原由，“将原议降调之案查销，免其送部引见，留闽另行补用”，随由督抚委署“历任各缺”，并于道光二十八年底由署漳平县知县补授侯官县知县（或次年初到任）。据此可知，兴廉五十岁前后一直在福建，没有回过京城。 至于兴廉补授侯官县知县以后的经历，刘广定教授《春柳堂诗稿的作者问题试探》③固已有基本的介绍和举证，为免枝蔓，本文不再补充引证，仅概述兴廉的生平经历如下：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姓氏未详。内务府包衣汉人，隶镶黄旗包衣汉军（或称内务府镶黄旗汉军）旗籍，祖籍（先祖归旗前的原籍——户籍所在地）辽东铁岭。嘉庆五年（1800）出生，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顺天乡试文举人；道光十年前后考取笔贴式，十七年充玉牒馆清书誊录，“告成议叙以知县选用”；道光二十三年初选授福建邵武府光泽县知县，十月初十日抵任，旋以“赴任违限五月以上”降二级调用，后经查明迟延原由，免降调，留省另行补用；道光二十八年由署漳平县知县补授侯官县知县，旋因“神光寺事件”革职，留省效力；咸丰八年（1858）补授台湾府鹿港同知，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866年1月24日）在任病故，享年六十六岁。 二、兴廉的生平经历与《春柳堂诗稿》作者张宜泉不合 在知道兴廉的年龄及其经历的基本情况之后，已然可以确定兴廉不会是《春柳堂诗稿》的作者张宜泉。这自然可以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不过愚以为指出二点也就足够了： （一）兴廉中举做官，酣战名场，张宜泉功名未就，课徒为生，二人的人生经历不同。 兴廉的生平经历已见前文，不赘。至于《春柳堂诗稿》作者张宜泉的生活经历，他不仅在《自序》中慨叹“奈家门不幸，书剑飘零，三十年来，百无一就”，而且诗中也多有透露反映，不妨稍加引录以明大概： 僻地同空谷，卜居垦砚田。（原注：余徙居无赡，故以舌耕糊口，其人之所患者有不得而避焉。）——《闲兴四首》之一 我室无长物，萧然四壁尘。……终朝磨砚铁，誓作闭关人。——《遣怀》之二 天命知还未，蹉跎五十春。服官惭计拙，衣帛愧家贫。……晚年无别望，有子喜呼麟。——《五十自警》 一馆由来绊此身，漫劳车马驻行尘。——《在馆遥阻叶肯堂到家枉访》 一贫谁说竟难忘，淡泊家风处士常。闲弄琴棋邀友辈，闷摊经史课儿郎。……惟有簟瓢多乐事，菜根细嚼更馨香。——《拨闷》 既甘朝市身无分，笑倚东风学陆沦。——《四时闲兴》之一 秋馆萧条景亦奇，眼前幽赏贵寻思。……往事既成秦鹿失（原注：言家业无存。），浮名应付楚弓遗（原注：言功名未就。）。莫言枣剥林园下，不是庸夫得意时。——《四时闲兴》之五 匝巷延扉尽野菜，渐临深处更无埃。一声篱鸟曲初罢，数片瓶花香自来。雨洗石枰棋子净，风喧瓦灶茗瓯开。于焉真是忘机地，黄巷青灯老废材。——《自嘲》 不难看出，张宜泉尽管也曾念念不忘其“先世曾累受国恩”，发出过“吐气在何年”的咏叹，但到头来还是“自惭沾世德，未获丕家声”（《先茔祭扫》），未博一第，未得一官，靠舌耕授徒糊口，“幸得饥寒免，游闲了一生”（《笑答诸亲友》）。显然，兴廉与张宜泉的人生经历无一相合之处，又岂能是同一个人？ （二）兴廉五十岁前后在福建做官，张宜泉五十岁前后在京师教馆。前文已经考明，兴廉四十四岁时前往福建任光泽县知县，直至咸丰元年十二月即五十二、三岁时皆在福建，没有回过北京。恰好，《春柳堂诗稿》中有一首《五十自警》，乃张宜泉五十寿辰时所作。显然，如果《春柳堂诗稿》的作者张宜泉是兴廉，或者说兴廉是《春柳堂诗稿》的作者，那么，这首《五十自警》诗的前后各诗，就理应是在福建写的，而内容应该是与闽地、闽事、闽风物有关。事实如何呢？让我们把《五十自警》诗的前十首、后七首的题目，依次录示于下： 《题祖先堂画轴》——《先茔祭扫》——《抚先兄墓自悼》——《书春儿远持莲蓬藕见贻走笔以示》——《见老妻病起作》——《通州道上》——《牛市店中作》——《赴张家湾寻访曾祖柩》——《哭洪九兄》——《书禧儿与弟争食苹果以此示之》——《五十自警》——《笑答诸亲友》——《冬晚》——《篼犬》——《除夕》——《白云观即事》——《游太阳宫有感》——《过柳巷村五显财神庙》。 从这十八首诗的时序看，大致写于作者张宜泉四十八、九岁至五十一、二岁期间。而诗题本身即已表明，所写之事项、之地名、之庙观在北京，并且写于北京，这是无可争辩的。至于有的研究者认为《书春儿远持莲蓬藕见贻走笔以示》首联“有意俦怀橘，池中物可尝”句中之“怀橘”，是咏“南方的风物”，以证《春柳堂诗稿》的作者“确实到过福建”，实乃望文生义，误以用典为咏南方风物。这，我们将在下文详议。 其实，兴廉中举做官、“半世名场酣战”的人生经历，不仅与张宜泉自己的夫子自道迥异，而且与贵贤、延茂、济澄的序跋不符。贵贤在序中称作者“久轻轩冕，混迹樵渔”，延茂在序中也称作者“隐下僚，淡于利禄，敦古处，好读书，与人相接怡然旷然”，而济澄在跋中则称作者的诗“其一种冲淡之致，如不食烟火人语”。凡此种种，都说明《春柳堂诗稿》作者绝不是“半世名场酣战”、“天涯漂泊年年”，而因仕途屡蹶发出“人生难得休官早”的兴廉。 总而言之，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文举人、官至福建台湾府鹿港同知的兴廉，与《春柳堂诗稿》作者张宜泉，二人生平经历全然不合。显然，除非张宜泉玩弄“分身法”，一变为二，本人常住京师“舌耕糊口”，分身前往福建“名场酣战”，不然，兴廉就不可能是《春柳堂诗稿》的作者。 三、“欧阳健所举例证"释疑 从《春柳堂诗稿》所收全部诗作考察，其作者张宜泉的行踪只限于京城和近畿顺天府辖区，除西郊、南苑外，最远也只到过京南的固安县、京东南的东安县（今河北省安次县）、京东的通州。有的研究者为了证实兴廉是《春柳堂诗稿》的作者，竟称《诗稿》“屡屡咏及南方的风物”，乃至某些地名“都是福建的地名”，而不明究竟的读者乃至研究者，也便被忽悠得不知何者为是了。请看下面这段话： 欧阳健认为“巴园栽橘”、“怀橘”都是南方的风物，“粉荔失迎年”中的“荔枝”更为地地道道的福建特产，他还举了《晚投彩屿村》、《过马跡桥吊古》中的“彩屿村”、“马跡桥”等地名，认为这些都是福建的地名，表明“《春柳堂诗稿》的作者确实到过福建”。 值得注意的是，欧阳健所举的例子都在《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之后。它们在《春柳堂诗稿》中的次序如下：《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闲奕》——《喜生子》——《陪吴三兄钓鱼台访友》——《遣怀》——《过马跡桥吊古》——《晚投彩屿村》。根据《春柳堂诗稿》的编排规则，这些诗歌应该大体上写于同一时期。因此，笔者认为，欧阳健所举的例证是值得注意的，是否可以说明《春柳堂诗稿》的作者曾经到过南方，并且可能在南方住过一段时间？④ 其实，“巴园栽橘”、“怀橘”、“粉荔”并非是咏“南方的风”物，“天台山”也不是浙江的天台山，“马跡桥”、“彩屿村”更不在福建。让我们逐一进行考析以释疑（点到为止）： （一）关于‘巴园栽橘”。 《春柳堂诗稿》五言近体第24题《闲奕》： 暇日休闲过，楸枰暂一开。有忧能少解，非约亦多来。别墅花仍植，巴园橘尚栽。风流高所寄，作赋见奇才。 这是一首写下象棋的诗。“巴园橘尚栽”用的是一个有关象棋游戏的典故。唐·牛僧儒《幽怪录》载： 巴邛人橘园，霜后两橘大如三斗盎。剖开，（每橘）有二老叟相对象戏，谈笑自若。……一叟日：“橘中之乐不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为愚人摘下耳。”缘此，后人因称下象棋为“橘中戏”或“橘中乐”、“橘中趣”，并有“橘叟”之称。“巴园橘尚栽”显系由这个传说故事化出，作者以巴园橘叟自喻，与诗题《闲奕》正合，而与咏南方风物无涉。 （二）关于“怀橘”。 《春柳堂诗稿》五言近体第56题《书春儿远持莲蓬藕见贻走笔以示》云： 有意俦怀橘，池中物可尝。买来途最远，献处几生香。苦粒含莲子，情系断藕肠。既知当努力，幽谷益辉光。 又见七言近体第22题《友人母丧未及往吊书寄志慨》： 华堂双庆识君初，怀橘湿衾逊不如。身鬻昔曾怜董永（原注：昔董永卖身葬父。），口号今又叹皋鱼（原注：昔皋鱼母没有号风之惨。）。脱骖有自情难达，化鹤无由计亦疏。罔极深思酬未得，孤哀何祸竟同予。 显然，这二首诗中的“怀橘”，用的是一个孝亲的典故。《三国志·吴志·陆绩传》载： 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术谓日：“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日：“欲归遗母。”术大奇之。 其实，“怀橘”一典并不生僻，如范成大《送詹道子教授奉祠养亲》诗，即有“下马人门怀橘拜，身今却在白云边”之句。以欧阳健先生之博学强记，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竟以“怀橘”这样的孝亲典故为咏“南方的风物”，着实有点儿匪夷所思，令人不解了。 （三）关于“粉荔”。 《春柳堂诗稿》五言近体第34题《冬暮二首》之一： 癙忧何日解，门冷市中烟。妻老牙常痛，儿娇胆未坚。丝鸡虚饯腊，粉荔失迎年。惟听春雷动，坏虫启蛰眠。 诗以《冬暮》为题，“丝鸡饯腊”与“粉荔迎年”对举，所写显然是年节习俗。元·瞿祜曾在其所著《四时宜忌正月事宜》中记载： 洛阳人家，正月元日造丝鸡、蜡燕、粉荔枝。 于此可见，早在宋元时代，中原洛阳一带就有制作丝鸡、蜡燕、粉荔枝等以迎新年的风俗。诗中所说“粉荔”即“粉荔枝”，用粉做成，状如荔枝，与“地地道道的福建特产”荔枝实在不是一码儿事，搭不上界。 （四）关于“天台山”。 《春柳堂诗稿》五言近体第23题《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宿魔王寺》，全诗四首，篇长不录。其第一首“非携刘阮至”句下虽有“昔刘晨阮肇采药天台遇仙女成配既归子孙已七世矣”的原注，但所登不是浙江的天台山，而是京西的天台山。据我阅读所及，京郊有两个天台山： 其一，在房山县。据民国年间所修《房山县志》卷一《山脉》下记载，天台山位于“城西南三十余里，在南甘池西南”，乃白云山的三十三个支峰之一。六年前曾请学友孟庆先、李一鹗就近踏勘访查，未查到任何遗迹和口碑传说，当时即予排除。 其二，在京西磨石口，又名天太山，天泰山。敦敏《懋斋诗钞·送敬亭游西山》长诗中曾提到天太山，似与八大处之香界寺相距不远，兹抄录于下（句下原注略）： 送敬亭游西山 去年四月西山道，柳翠烟浓花正好。嵚崎直上白云颠，眼界胸襟何浩浩。层峦秀叠重崖垂，招提半属前朝基。君今二月奚囊去，我能历数西山奇。到山径寻翠微境，柏榻禅龛梵宇静。谷殽镗铬鸣钟声，鸟语松风发猛醒。迂迥石磴走嶙峋，香界庙貌香烟新。朱门碧瓦离宫院，仙风绰约仙姿春。煮茶曾试龙泉水，一泓如镜清且旨。遥以飞洒觅源头，此泉宁止此山里。怪哉秘魔真奇异，二青谁与传其事。崖横路断老樵踪，古涧幽深藏鬼魅。振衣更上蹲嵯峨，峰峰相峙楼台多。南望白石泸沟路，西看碧浪昆明波。宝珠古洞森烟萝，中旋一隙通岩阿。问君幽宿何方寺，跻攀天太可能过？平生自负双屐健，春来游兴为君羡。去去四望想诗怀，一时古寺题留遍。⑤ “跻攀天太可能过”句之“天太”二字下原注“山名”，知其为天太山。 又，麟庆《鸿雪因缘图记·香界重游》有云： 癸卯六月十日，余约二客，重游香界。早饭后，同乘笱舆，由寺重觅径北上，过洪福寺废址，至绝顶，有桥横两山凹，石刻“念佛”二字。过桥即平坡，山高而不锐，盘旋以登，至绝顶有坊一，外额“欢喜地”，内额“坚固林”。过坊，观音殿日“诸法正观”。皆高宗御题也。殿后有宝珠洞，洞石本黑，白点渗之，珠名以此。入洞黝黑，昼不见人，中坐海岫禅师像，俗称鬼王菩筐，与天台山魔王并称，香火颇盛。余问原委，僧不能答。⑥ 文中“与天台山魔王并称”一语，已然证明此天台山就是张宜泉诗中之天台山。而从敦敏、麟庆皆是写香界寺而及天台山，其址应在京西石景山区之八大处左近。 2001年11月，承崇文区政协孟立同志惠赠新出《北京地名典》一册，从中查到： 敬德寺村，位于石景山区西北部，天台山南麓。⑦ 相传，清朝乾隆皇帝到天泰山拜佛，途经此地，环顾四周，多为平台，故取名四平台。⑧ 至此，又知天台山一名天泰山，在石景山区西北部，遂动前往实地考察之念。2004年初，在一次会议上得遇老朋友严宽先生，承他告知，天台山魔王寺已于2000年重建，修葺一新，已经对外开放，随时可去参观。⑨ 至于《燕京岁时记》、《北平旅行指南》有关天台山暨魔王寺（慈善寺）的记载，蔡义江先生《张宜泉不是兴廉的新证据》一文已经引录，本文不赘。蔡先生的文章是篇靠证据说话的好文章，已经把天台山的所在讲清了⑩。 （五）关于“马跡桥”、“彩屿村”。《春柳堂诗稿》五言近体第28题《过马跡桥吊古》、第29题《晚投彩屿村》、第30题《登东安县城楼》，显然是同一次出行经过或到达该处时所作，而这次出行的终点站即是东安县城，马跡桥、彩屿村则是京城前往东安县经过之地。虽然我们在京南一带的古今村镇中查不到马跡桥、彩屿村之名，但从《过马跡桥吊古》、《晚投彩屿村》二诗的具体描述中，则可考知这两个地名的具体所在。先将二诗录示于下： 过马跡桥吊 古桥名呼马跡，有庙建何年？红日来仍照，白云去不还。东村莎迳杂，南苑土墙连。或恐迷行客，停车话灌田。 晚投彩屿村 彩屿原无屿，寻名驻晚天。孤村千店月，冷树万家烟。犬吠长街静，牛鸣短巷连。当炉能助兴，频送酒如泉。 在《过马跡桥吊古》第三联有“南苑土墙连”一语，可知马跡桥与南苑相邻。经查光绪《顺天府志》大兴县图，唯有南苑东墙外有一马驹桥，其址在南苑东大红门外偏南之凉水河上。光绪《顺天府志》卷二十七《地理志九·村镇一》通州下载明：“（西南）四十里马驹桥汛，把总驻焉。桥即洪仁桥，跨凉水河。”于此可知，马驹桥在南苑东墙之东，与“东村莎迳杂，南苑土墙连”句意全合。同时，马驹桥也是由京城前往东安县的途经之地，过桥后由凤河东面东南行，至采育里，而后渡凤河南行人东安县界至县城。据此，完全可以确定，张宜泉诗中所说之“马跡桥”，实即“马驹桥”，当因“跡”、“驹”音近而记误。 在明确“马跡桥”即马驹桥之后，“彩屿村”也就自然有了着落，它应该就是大兴县治东南七十里，恰在马驹桥至东安县城途中的采育里（采育镇）。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云： 采育，乃古安次县采魏里，明初为上林苑，改名蕃育署，而人们呼采育，合新旧名之也。去都城七十里。 乾隆敕撰之《日下旧闻考》又云： 采育在左安门外五十五里，居民数千户，为畿辅首镇。 那么，张宜泉笔下的“彩屿村”又是如何呢？从诗中“千店月”、“万家烟”、“长街静”、“短巷连”的具体描写看，显然也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大村镇，与“居民数千户”的大兴县采育镇恰相符合。明乎此，则由于旧时“彩屿”与“采育”读音完全相同，张宜泉将“采育”误为“彩屿”，应该说是完全可能并且可以理解的。 通过对“巴园栽橘”、“怀橘”、“粉荔”、“天台山”及“马跡桥”、“彩屿村”的考察辨析，事实当已清楚，“欧阳健所举例证”既不能证明张宜泉到过福建，更不能证明兴廉就是《春柳堂诗稿》的作者。 本文链接：http://www./hongloumeng/11/hongloumeng6586.htm 相关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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