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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大同市城南柳航里工地北魏明堂遗址，出土大量瓦片，其中有不少刻有文字（下称瓦刻文）。现就其书法特点以及它们所传递的文化消息略述如後。 大同北魏明堂瓦刻文，是制瓦工匠刻在明堂专用瓦上的文字和符号。这些文字和符号大都刻在筒瓦的扣尾和板瓦的瓦面上。刻写工具为铁木尖器或手指。刻写时间是在瓦坯烧制之前。刻写内容大体分四类：第一类为工匠姓名、姓名简写或代号；第二类为记数刻文；第三类似为监工人员验收文字或符号；第四类为工程性质、密级专用戳记或刻文。 以书体分，大同北魏明堂瓦刻文有楷书、行草书、隶书、篆书，可谓四体皆备。 楷书多为当时流行於民间而今称为民间魏碑体者。“奴”“莫”、“香卢”等字似隶而楷，似楷近隶，率意开张、从容不迫，作旁若无人状。“香”字下部作“田”不作“日”，我看到的九个香字都是这样。这使我想起景明二年（五O一年）的《元定墓志》（一九二二年出土於河南洛阳）“以刊遐馨”的“馨”下部香字也作此。可见这种写法在当时民间是很流行的。『孙贵』署名的『孙』字，左部隶笔方折,着意取纵势，右部行笔疾速，竭力上敛，把个“系”字写得紧密生动，出奇制胜，可谓精极妙极。“阿仁”、 “阿兴”好像是一对兄弟的署名。“阿”字左面的“阜”旁，真个是高山仰止，右面的“可”字则显得憨态可掬，再加上“仁”字的沉稳率真， “兴”字的生动出奇，堪称存世民间魏碑书体的上乘之作。 余如“知”、“定”等字的落落大方，“生”、“李”等字的朴实无华， 行草书可分三种。一种是民间匠人信手而为的实用体，好几个李字，还有李字下面不可辨认的那个字即是。其余如“得”、“胡”、“ 相” 、“永德”、“百六十九”等也属此类。其中“永德”、 “胡”、“得”面目更显生动率真。第二种是相当纯正精到的类似二王的行 书“廿二”刻文，全是从《兰亭》、《圣教》才能看到的晋人风貌。“人”字浑似软笔写成，中锋行笔而出现的“画沙”、“漏痕”於此可见。“（上小下兔）”字署名似介於晋人行书与魏碑之间，精熟中见雄强。 此次出土的瓦刻文，隶书较多见，而且书写的水平很高。在我手头这些拓本中“子”字凡七见，或斩钉截铁，力可千钧。或既浅且轻，似无还有，笔力却丝毫不曾减弱。“道”字多以草隶为之，意趣无穷。其中一例上面“首”字的横笔重按出锋，恣意张出，而下面“辵”旁却一反常态，着意收敛，朴茂而别致。“侯”字先以十分开张的隶书用笔，起手作一撇和横折，接手的三个横笔，不但从位置上尽力右移，而且是用行书笔法一气而成，最後的一撇一捺写成了顶天立地的一个长竪和异乎寻常的一个长点，信手之间，如有神助。“勋”、“受”等字颇类《石门颂》笔意，率意中见功力，非隶书大家不能如此。 大同北魏明堂瓦刻文的篆书，只见於「皇』和『莫问』两种印戳用字。说它们是篆书不错，但实际上是一种楷化了的篆文刻字。这种字体滥觞於秦代诏版权量书法,上承两汉砖刻瓦当文字，与在大同北魏方山永固陵发现的同时期的“富贵万岁”、“传祚无穷”等瓦当文风格无异，具有古朴庄重、规整简洁的特点。 北魏平城明堂瓦刻文，就其意义来讲，现在至少可以说出下面三个方面。第一，使我们第一次看到北魏平城时期以明堂、辟雍这样重要的皇家重点建筑物为载体的瓦刻文字，这便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了北魏平城时期民间书法的整体风貌及其高超水平。第二,大同北魏明堂瓦刻文的发现，是对我国北朝书法形式的补充和丰富。过去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时期书法，有记事碑、墓志和造像题记等石刻形式，有写经抄书等墨写形式，有木板漆画题记（大同司 马金龙漆画屏风）这样的漆写文字，如今又增添了瓦刻文这种新的书法形式。这无论如何是一件要紧事，今後写中国书法史不能缺 少了这个内容。第三，在大同北魏明堂同一建筑、同一时期的瓦刻 文中真草隶篆四体俱备，隶书、隶楷、楷书并存的现象，又一次证 明我前些时在讨论大同出土的北魏延兴二年（四七二年）《申洪之 墓志》时提出的观点，即终北魏一朝，是一个隶书与方笔楷书 （方笔经体文字的石刻形式），甚至包括由魏晋而来的行草书多种书 体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并不明显存在一个由隶化楷的书法嬗变过程，而是各种书体各自独立，各有用场罢了。 平城明堂是在北魏国力鼎盛时期兴建的。 据《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年（公元四八六年）“九月辛卯，诏起明堂辟雍。” 太和十五年夏四月“己卯，经始明堂，改营太庙”。 在明堂瓦刻文中，除皇家工程印记外，那些记名、记数和检验 刻文也与工程本身密切相关。北魏明堂瓦刻文，筒瓦上有，板瓦上也有，但却不是所有的瓦面上都有。比起全部工程用瓦来，刻有文字的恐怕是十不及一，甚至百不及一。 在我搜集到的明堂瓦刻文拓本中，记名者共一O六件，除重复者外，有三十种。 其中姓名皆全者计有：孙贵、阿仁、阿兴、李口，凡四种。 有名无姓者计有：香卢（同炉）、保奴、永德、十七头、十头、 七头，凡六种。後三者或为记数刻文。 有姓无名者计有：侯、白、胡、李、夏（或释记数文“百 又二”，凡五种。 名中取一字者计有：子、勋、道、奴、香、桃、兴、相、生、 贵、□（小兔合文）、人、得、科，凡十四种。 花押或符号计有二种。 这些瓦刻记名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同一署名多次出现。同一个人有时用全名，有时单用姓或单用名的现象也不少。如孙贵有时只用单字“贵”署名，香卢多数情况下作“香”，保奴也是以“奴”出 现为多。甚至我怀疑那位署名“小兔”者亦如此。这些记名者很可能是生产第一綫负不同责任的班组长。他们要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负责任。烧制前要对瓦坯负责，烧制後还要对成品负一定责任。 记数刻文我见到的有十四种。计有：五、六、七、二十二、百又（或为夏）、百又十、百又十九、七头、十头、十七头（後三种 另外还有些刻文很难解读，如“知”、“定”、“齐”（或为姓氏）、“受”、“察”、“非”等。这些刻字便很可能是比作业组高一层的工长类的负责人的检查验收标识。包括那些字写得很大很草的花押也可能是这种用途。 北魏在平城经营的近百年，是拓跋鲜卑政权通过战争一次又一次次地从西凉、山东、蓟辽等地几万、几十万地掳掠迁徙人口，不断地充实这个原本地瘠人稀的地区的过程。这既是一个平城逐步走向繁荣最终成为我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过程，也是一个各民族逐步融合共同繁荣的过程，更是鲜卑贵族乃至整个北方少数民族自我改造和向汉族文化靠拢的过程。在北魏建国後很长时间内，就民族分工而言，可以说攻城掠地主要靠长期居於代北的少数民族，即所谓代人。而服役兴建则主要靠平齐、灭燕以及攻伐南朝等战争中得到的俘虏。初建平城是如此，引武州水、起鹿苑是如此，开凿云冈石窟是如此，几次开筑灵丘道亦是如此。到太和中兴建明堂时，这支数以几十万计的基建队伍早已训练有素。人员虽然不断更替，但以汉族奴隶为主的人员成分却未发生根本变化。何以见得?从明堂瓦刻文中就可找到答案。 从工匠签署的姓名刻文看。上述署名瓦刻文，可以看出姓氏 再从刻文书法看。我们前面讲到的孙贵，以及用“贵”、“子”、“人”、“道”、“勋”等字自署以及刻写“受”、“定”、“知”等字的工匠，字写得相当漂亮，有些原本就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 （原载1999年1期《书法丛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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