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大约距今5500～4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陆各地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均先后发生了重大变化。红山文化的坛、庙、冢，良渚文化的高大祭坛、贵族坟山和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城址是最为世人称道的，原先不被学术界注意的仰韶文化也因河南灵宝西坡大型建筑基址和大型墓葬的发现而令人刮目相看。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正处在激烈的新旧转型当中，文明化进程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在当时变是普遍的、激烈的，但是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变化的形式、内容和侧重点又是有所差别的。比较这些差别，分析这些差别，笔者感到这决非表面上的不同，而可能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涉及文明化进程中不同模式的问题。以下仅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大墓随葬玉器的情况作些比较，谈些不成熟的意见，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不同的特点 不同的类型 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均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虽然它们基本都处在距今5500～4500年这一范围内，但正如上述材料所表明的，表现在墓葬随葬玉器上，却是各有特点。 首先看随葬玉器的组合。 红山文化墓葬随葬玉器，常见组合有马蹄状箍、勾云形佩、璧、环、猪龙、龟、鸟、蝉、蚕等动物形玉器，少见钺、斧等兵器仪仗类玉器，基本不见镂刻有“神徽”的琮、三叉形器、璜形器等玉器。
良渚文化墓葬随葬玉器，常见组合有琮、璧、冠状饰、三叉形器、璜形器、锥形器、镯、环、钺及石钺，不见或少见红山文化中常见的箍形器、勾云形佩及龟、猪龙等动物形玉器。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墓葬随葬玉器，既不同于红山文化，也不同于良渚文化，正像灵宝西坡大墓呈现的情况，种类非常单一，只有玉钺一种，根本谈不上什么组合。 再看随葬玉器的数量。 红山文化大墓随葬玉器的数量，如上举牛河梁、胡头沟积石冢发现者，数量不等，有2～3件的，6～7件的，也有多至20件者。 良渚文化大墓随葬玉器，与同时、同等规模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墓葬随葬玉器数量相比，无疑是最多的，连同装饰品在内，一般几十件，多的上百件。如上举良渚反山墓地M12、M20，瑶山祭坛M9、M11，寺墩M3等，随葬玉器以单件计都在100件以上。良渚反山墓地M23仅玉璧就出土了54件，常州武进寺墩M3仅玉琮就出土33件，1983年余杭县文管会在横山清理的一座良渚文化墓葬M2仅石钺就出土了132件。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墓葬随葬玉器数量，与良渚文化大墓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与红山文化大墓相比也略逊一筹。灵宝西坡规模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体相当的仰韶文化墓葬，一般只随葬玉钺1件，M11最多，也仅3件。而墓室规模大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大墓的M27、M29，除了陶器，什么玉器都没有。 三看随葬玉器的雕琢工艺。 红山文化墓葬随葬玉器有圆雕也有片雕。在勾云形器、动物形器等玉器上一般有雕刻的花纹，纹道稀疏粗放，少则数道，多者十多道二十几道，以表现出想要表现的物象的大体轮廓为标准。 良渚文化墓葬随葬玉器，在琮、冠状器、璜形器、三叉形器、圆牌饰、锥形器等器上几乎都细密地雕出“神人兽面”纹，有的纹道细如发丝，甚至在一些玉璧、玉钺上也能见到这样的纹饰。
仰韶文化墓葬随葬玉器，主要是圆雕，如常见的钺，厚重而朴拙，除了材质不同，其形制和石斧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且无纹饰，这与红山文化玉器尤其是良渚文化玉器不同。
其实，除了以上所列这些不同，在各自的埋藏环境和方式方面区别更大。如上所述，红山文化大墓如牛河梁、胡头沟等地，往往是墓在冢内，一冢多墓，冢分三级，层层叠砌，形状不一，或方或圆，旁有烧土、石堆祭祀遗址，多冢中间更有石砌祭坛高高耸起，类似如此布局的地点在牛河梁已发现十多处，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墓葬不是一般生活聚落遗址的有机构成部分，而是特殊的举行某种宗教祭祀活动仪式后的遗留。 良渚文化大墓如瑶山祭坛，形式、性质与牛河梁红山文化大墓完全相同。良渚反山墓地、福泉山墓地与之相比，虽有一些区别，但墓葬也是葬于人工堆筑的高台之上，墓地前后或左右也有祭祀的遗迹，则是与之相通的。 仰韶文化大墓不葬于人工堆筑的高台或祭坛之上，旁边也未见与祭祀有关的遗迹，而是按一般规律和其他墓葬埋在一个墓地，不同的只是大型墓、偏大型墓较为集中而已。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现的这些大型墓葬，时代基本同时，规模也大体相当，但在用玉随葬等方面却有着各不相同的特点，这些不同的特点，显然代表着三个不同的类型。其中，红山文化类型与良渚文化类型有某些接近之处，仰韶文化类型则与之区别甚大。 不同的类型 不同的模式 红山文化类型与良渚文化类型发现早，资料丰富，研究也最为深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现较迟，资料也不是很多，但一经披露即引起了广泛关注。 对红山文化类型玉器，除管、珠、坠、镯、环等一般装饰品，研究者普遍认为像箍形器、勾云形佩、猪龙、龟、鸟、蝉、蚕等一类玉器是通神的工具，对此，许多学者都有深入的论述。郭大顺在《从“唯玉为礼”到“以玉比德”》一文中，引用《越绝书》有关记载和《说文・玉部》对“灵”字下部之“巫”字以及王国维对“礼”字的解释，认为“古人一直是把玉器作为通神工具来对待的。掌握通神权力的巫者也以玉示名。红山文化墓葬随葬玉器的情况对此有很好的说明。”许倬云在《神 与祖灵》一文中说，“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墓主握有玉龟及玉猪龙(或玉熊龙)，自然象征其神力。积石冢的四周，排列无底罐式的陶瓮，是否亦可视为通天达地的象征？红山神庙的女神，为孕妇的造型，自然是生产力的象征。女神庙地居礼仪中心遗址的最高处，具有君临礼仪中心的气势；积石冢中的男性墓葬，毋宁居于从属地位，也许是具有通灵能力的巫师”。辽宁省博物馆周晓晶在《红山文化玉器的创型理念与使用功能研究》一文中，认为“它们应是萨满神服上的饰物或神器，是萨满活着的时候行神事时的助神或工具，死后随之入葬，这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基本属性”。继而将红山文化玉器细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幻象类神器，是萨满活着的时候行神事处于昏迷状态时，头脑中出现的幻觉影像”，勾云形佩即属此类；第二类为“动物助神类神器，是现实生活中经过萨满的神化而被萨满奉为神灵”，“玉人、玉鹰、玉鸟、玉鹗、玉龟、玉鱼等，都属于助神类玉神器”；第三类“为幻象与动物综合类神器，一般是经过抽象变形的动物形象”，如玉猪龙、玉带齿兽面纹佩；第四类“为工具类神器，是缘于现实生活中其他材质的工具或法具演变而成的萨满玉质神器”，如玉斜口筒形器、玉刃边璧形器、玉环、玉棒形器、玉勾刀形器等。对红山文化玉器分类及其具体功能的认识，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人否认其与通神有关。可见在红山文化时期，特别是它的晚段，当时社会虽已发生分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所谓“公共权力”已经存在，但掌握、行使这种“公共权力”的并非世俗的“王”，而是这些掌握着通神权力的巫师或曰“神王”，神的权力高于一切，神的威望高于一切，社会的运转、社会矛盾的调节都靠神来解决，而神的意志和命令则统统要由能与神沟通的巫者来传达来贯彻。 良渚文化墓葬随葬玉器，在功能分类上与红山文化相比，有同有异。相同的方面是大部分玉器也与宗教祭祀有关，也属通神的工具。常见的玉璧、玉琮的功用，《周礼・大宗伯》所谓“以青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说法，也许并非确切，但似乎也不能一概否定。邓淑苹女士在《新石器时代的玉璧》一文中说，“玉璧最初的功能为佩饰器。但到良渚文化时，璧与琮经常伴随出土，尤以寺墩第三号墓最为壮观”，“古代的中国人相信天圆地方，天苍地黄，所以用'苍’璧来礼拜天神，用'黄’琮来礼拜地 。但是这种宗教仪式究竟始于何时，却始终未有田野考古的现象可以加以证实，而今良渚文化中，璧、琮的伴随出土，大量且集中地出土于特殊墓葬中，尚遗留特殊仪式如火烧等的痕迹，使吾等不免考虑，这个深植于后世民心的宇宙观，或创始于良渚的居民。”张光直先生在考察有关玉琮用途的诸种说法后，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把琮的圆方相套的形状用'天圆地方’的观念来解释，由来已久”，“内圆象天外方象地这种解释在琮的形象上说是很合理的”，“琮的实物的实际形象是兼含圆方的，而且琮的形状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把方和圆相贯串起来，也就是把地和天相贯通起来。专从形状上看，我们可以说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良渚文化玉琮上几乎都刻有“神人兽面纹”或“兽面纹”，也有人称为“神徽”，其他玉器如冠状饰、三叉形玉器等上面也经常可以见到。如果将这些图像的含义同琮的造型和考古上琮、璧伴出现象统一考虑，琮、璧一类玉器为通神工具或法器的分析的合理性，就更容易为人理解了。图像有繁有简，学术界根据繁、简不同图像作出的解释也不完全一样，归纳起来，大体有四种意见:一、认为是神人御兽；二、认为是人兽的复合；三、认为简化的图像是单一的兽面；四、认为是单一的神徽。1986年良渚反山大墓被称为“琮王”的玉琮(M12∶98)的出土，为这种图像含义的解读提供了直接证据。这件玉琮通高819、上射径1711～1716、下射径1615～1715、孔外径5、孔内径318厘米，“在四面直槽内上下各琢刻一神人兽面纹图像共8个”。神人头戴羽冠，抬臂弯肘，双手五指平伸；神兽圜眼，阔鼻，大口，上下獠牙，鸟足。表现的是一神人骑在一神兽上的情景。这是迄今看到的良渚玉器上最为完整最为复杂的一幅神人御兽升天图，其他图像或者是它的简化，或者是它的分解，但所传达的应是同样的信息。图像上头戴羽冠的神人即是巫师，圜眼、獠牙、鸟足的神兽即是想象中具有灵性的动物。张光直在上引论文中根据《周髀算经》有关记载和对甲骨文巫字来源的考证，认为“巫是使矩的专家，能画圆方，掌握天地”，而“巫师通天地的工作，是受到动物的帮助的。所以作为贯通天地的法器上面刻有动物的形象必不是偶然的”。他并引《道藏》所录《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关于龙、虎、鹿三矫能帮助修道之士“上天入地，穿山入水”的记载，认为其与远古时代巫师与动物使者之间的关系当有内在联系。良渚文化大墓随葬玉器在组合上与红山文化最明显的差别，是除了都有大量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玉器，尚普遍随葬有象征军权和王权存在的玉钺或石钺。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有的墓葬除玉钺之外，尚有多达几十甚或上百件石钺者。钺是由生产工具类石斧演变而来的兵器，是王权的象征，已因林 教授的精辟考证而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良渚文化中玉石钺大量而普遍的存在，表明当时凌驾于良渚社会之上的权力中枢中，军权、王权和神权是合为一体的，军权、王权已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权衡起来，神权仍高于王权和军权，余杭反山M12出土玉钺上、瑶山M7出土玉钺柄端饰上也雕有神人兽面纹即可为证，它不仅说明在举行盛大祭典时要充当仪仗，即使在刑杀和征伐等活动时也要听命于神的指挥，而更为重要的，则是证明了能行使军权和王权的也正是能交接人神、沟通天地掌握祭祀大权的巫师本人，巫师既握有神权，也握有军权和王权。
仰韶文化则大异其趣。在其大型墓葬中，随葬的除了陶器便是极少的玉钺，甚或没有玉钺，看不到宗教祭祀活动的遗迹和象征神权存在的东西。仰韶文化中晚期像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一样，也已发展到分层社会的阶段，但不同的是，凌驾于其社会之上的权力中枢中，以玉钺为象征的军权和王权占有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我们不能说当时仰韶社会没有神 和祭祀活动，但至少由此可以证明，神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能只占较小的份额。较早发现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之间存在差别的是许倬云先生。许先生并不否认仰韶文化也有信仰，但他认为仰韶文化的信仰是对于死者的灵魂观念，这种灵魂观念，可以转化为事死如事生，可以转化为祖先崇拜，因而人死后，即以日常生活用品殉葬，考古所见的确主要是活人使用的器皿和工具，或其仿制品。这一信仰与红山和良渚两个玉文化礼仪中心所显示的神 信仰迥然有别，玉器主要是神 信仰的礼器，陶器则主要是祖先信仰的礼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中，距今5500～4500年这个阶段，无论是北方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还是中原的仰韶文化，都已发展到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阶段，但它们所走的道路、表现的形式并不相同，如果说它们都属“古国”，则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 不同的模式 不同的前途 在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出现不同模式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这里既有环境的因素，也有文化传统的因素，但究竟什么是主因，似乎一时还难以说清楚。不过，考察不同地区、不同文化文明演进的全过程，我们便会发现，不同模式发展的前途并不一样，有的盛极而衰逐步消亡了，有的则向更高层级迈进继承发展下来了。 根据考古学的研究，在我国的东北地区，红山文化之后是小河沿文化，再后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并由此开始进入青铜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谱系是基本清楚的。但无论是小河沿文化还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其之后的什么文化，都没有再发现像红山文化坛、庙、冢那样令人震惊的宗教祭祀遗迹和遗物，更没有发现能够证明其发展为独立文明国家的证据。事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继承者不断发生分化，有的自行消亡了，有的逐步融入其他文化或被发展程度更高的文化同化了。 位于我国东南地区，以祭坛、贵族坟山、大型城址和精美玉器为标志的良渚古国的发展程度显然高于红山古国，但像红山古国的前途一样，继良渚文化之后的广富林文化、好川文化以及马桥文化等，也没有再发现更重要的遗迹遗物或可证明其发展为更高层级的独立文明的证据。反倒是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证明，它同样是自行萎缩或者被别的文化取代、融合或同化了。 不同的是位于中原地区的仰韶古国。以灵宝西坡发现的大型建筑和大墓为标志的仰韶古国，既缺乏红山古国坛、庙、冢突显的辉煌，也没有良渚古国大型城址、大型祭坛、贵族坟山和动辄以几十件、上百件玉器随葬的张扬，但大量考古材料证明，继仰韶文化之后的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在仰韶古国奠定的基础上，文明的脚步没有停止，也没有迂回，而是继续向前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表明，在距今4300～4000年时期，这里以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城址、大型宫殿基址、观象台基址、随葬6柄玉钺及众多彩绘陶礼器的大墓等为标志，也兴起了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初级文明国家，学者们结合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倾向认为此即传说中的尧的都城平阳的所在。根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尧之后是舜，舜之后是禹，尽管目前考古上尚未能找到舜都的线索，但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面积达34万平方米的大城城址的发现及其14C测年为约公元前2000年前后始建的事实，则从考古上证明了文献所记此即禹都阳城的可信。由禹、启建立的夏王朝，过去一直被称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共经十四代十七王。继王城岗禹都阳城发现之后，因新密新砦“后羿代夏”时期遗存的发现及偃师二里头夏都的发现，使过去一直被视为传说时代的夏史成为可信。如果将以往已经通过河南安阳小屯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及陕西周原、长安丰镐、河南洛阳成周等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成果串联起来，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和基本框架便清晰地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而如究其渊源，自然应由仰韶古国为其开始。我们不应否认中原龙山文化及其后续的夏、商、周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吸收过在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所创造的某些先进文化因素，但总体来看，只能是仰韶文化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不同的前途 不同的原因 红山古国、良渚古国消亡了，唯独仰韶古国得以承续发展，绵延不绝，成为数千年不曾间断的中华文明史的主干。是偶然，还是必然，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十分关注且很早就开始讨论的问题。 回溯古今中外历史，世界上发生的林林总总大小事件，既有偶然原因，也有必然因素，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必然通过偶然表现出来。古人有所谓“一言丧邦，一言兴邦”的说法，作为一个国家，当它消亡或者兴旺的条件还不具备、还不成熟的时候，是不会轻易消亡或兴盛的。一国之君，无论昏庸或英明，其政策、号令只能加速或者延缓国家的灭亡或崛起，而不能起决定作用。那么，红山古国、良渚古国最终导致消亡的真正原因，仰韶古国最终得以存续发展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环境变化说、异文化入侵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能性，但迄今提出来的证据似乎都还难以证明。考虑再三，笔者认为问题主要还是出在它们在文明演进过程中选择的不同途径、采取的不同模式上。 红山“古国”采取的是无限扩大神权的模式，良渚“古国”虽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但仍是以神权为主的模式。神权高于—切，应该是两者最终均走向消亡的根本原因。第一，掌握神权的巫师，无所节制地将社会财富大量挥霍于非生产性的宗教祭祀设施的建设和活动上，掏空了社会机体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使社会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这是我们从红山文化牛河梁、东山咀、胡头沟等遗址的发掘资料中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也是早有学者已经指出过的；第二，掌握神权的巫师，不是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行政才能管理国家，而是靠向神致祭、同神对话秉承神的意志和个人想象来实现领导，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 而在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出王权的仰韶古国，则与前两者决然不同。从灵宝西坡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我们既看不到红山文化牛河梁、良渚文化瑶山、汇观山那样范围广大、内涵多样的宗教祭祀场景，也看不到红山、良渚大墓中随处可见的带有神秘宗教色彩的玉器。其墓葬尽管规格很高，但一般只有陶质器皿和一两件玉钺随葬，而且这些看似规格和地位很高的大墓并不脱离“氏族”公共墓地单葬一处，而是和其他规模不算很大但可能有血缘关系的死者葬于同一墓地。在这里看到的是王权的突显和神权的渺小，是尊者的朴实无华，是尊者与卑者虽有区隔但仍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然，仰韶古国在这样的领导中枢领导下，第一，没有造成、也不大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从而保证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可能；第二，掌握军权、王权的仰韶古国的王，虽对自然神 也心存敬畏，也有祭祀，但主要是崇敬先祖，通过祭祀祖先求得庇佑和治世良策，因而不会像红山、良渚古国掌握神权的巫师那样“随心所欲”，靠神的意志实行对国家的治理；第三，仰韶古国的王比较接近民间社会，因而能够提出比较符合民众和社会需要的措施，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笔者曾主张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大体可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对应。尽管灵宝西坡遗址有许多关于黄帝曾铸鼎于此的传说，但迄今我们还无法知道，西坡仰韶大墓的死者究竟能否与五帝之首的黄帝直接挂钩，拟或要早于五帝的时代。但考察西坡仰韶大墓，总会联想到《史记・五帝本纪》的一些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司马迁描绘的黄帝，是否真的如此，他自己也心存疑虑。如将有关记述和西坡仰韶大墓考古材料相对照，两者好像如影随形，形影不离。笔者历来反对将五帝一一人格化，但如果将其作为时代的符号来看待，这些记载是否也含有某些真实、合理的成分呢？ 总之，无论从考古材料看，还是从文献记载看，古代历史上出现的王权国家，因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因而要高于、优于神权国家。仰韶文化从进入分层社会开始，社会上层即选择了在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显王权、发展王权的道路，并为后继者所传承，这应该是由仰韶古国创造的文明模式得以发展、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 过去，我是支持把神权国家当作文明演进过程中一个必经的阶段看待的，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大型建筑基址和大墓的发现，使我不得不对原来的认识加以修正。由神权国家发展到王权国家，一般来说或者从逻辑上说可能符合一般规律，但在文明演进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因环境的差别、传统的差别、所受异文化影响的差别，自己所遵循的发展途径和模式也可能是不同的。仰韶文化没有走先神权后王权，而是一开始就发展王权的道路，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文章有删减） 万物简史特约作者：李伯谦（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教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