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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地面上铺设的居然是木地板，与原先水门汀地面相比较，巨大的差异性带来了巨大的满足感。 长白一村“二万户”，图片来自“冰清玉洁的博客”
每当途径位于杨浦区长白路、水丰路口，凝望着长白一村228街坊的那12幢老公房，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沉思，绵绵思绪萦绕着这些陈旧的建筑群而飞舞。“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曾经在长白二村居住过，那时，长白二村和长白一村228街坊的那12幢老公房正是“孪生兄弟”。长白一村、二村不仅是新村地域名，它还是一个曾经让几代上海人难以忘怀的名词“二万户”的重要组成部分。“二万户”的出现不仅开启了上海工人新村建设的新时代，更演绎了无数上海人的居住生态模式。
1953年上海市政府为解决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在陈毅市长的关心下，决定在本市建造二万套住房。这种住宅是二层立帖式砖木结构建筑，前部是二层，后部是一层披屋。1室至5室在底楼，6室至10室在两楼。煤卫五家合用，厨房、厕所均在一楼。
曹杨新村建成后参观者络绎不绝
我家从原先居住的松花新村搬迁到长白二村，居住面积一下子从15平方米的单间增加到了建筑面积27平方米左右的一室半，层次也从一楼上升到了两楼，缓解了三代人蜗居一室的窘境。而最让我有幸福感的是，房间地面上铺设的居然是木地板，与原先水门汀地面相比较，巨大的差异性带来了巨大的满足感——在原来的家里，人多房小，我经常打地铺睡觉，夏天一张席子铺在水门汀上，那种清凉感还蛮爽，可冬天就是透心凉了。到了新房子里，虽然依然必须打地铺睡觉，但能睡在偌大的“木板床”上，由翻身感上升而至的幸福感，就绝对不是一点点的了。那时对幸福的理解与追求，就是这样简单和肤浅。
从入住长白二村的第一天起，我就主动向父母要求承包拖地板的任务。表面上看，我是为了让左邻右舍认为自己是一个热爱劳动的好孩子，实质上是为了让脚下的这张“木板床”干净整洁，让我睡在上面更舒适。每天放学后，我都会拿拖把在地板上来回拖擦，有时甚至还要拿一只木板刷，跪在地板上刷洗。拖啊拖，刷啊刷，结果竟连地板上的红色油漆都被我洗刷掉了，露出了白色的“原始面貌”。每当夜幕降临，做完回家作业后，我便赶紧把棉被铺在地板上，凭借着体育课上练就的那点体操功夫，一个漂亮的前滚翻，干脆利索地扑倒在这张硕大无比的“木板床”上；或肆意摆动四肢，或跌打滚爬，像一个英勇的解放军战士般，把堆放在前面的棉被视作“敌人的碉堡”，朝着前方匍匐前进……舒适的幸福感、豪气的英雄感，深深地扎根在一个懵懂少年心中。至今想起，有时还会从睏梦头里笑出声来。
上世纪50年代入住“二万户”的一户普通工人家庭
由于“二万户”的厨房和厕所均在一楼，我们二楼五户人家做饭时，场景十分闹猛。只见各家大人不停地操着南腔北调叫唤自家孩子，这边“小三子，快把小菜拿上去啊”还余音袅袅，那边“阿狗，拷酱油去”已经响彻云霄。弄得我们这些疲于奔命的小八腊子，不断急匆匆顺着楼梯奔上奔下。因楼梯狭窄，有好几次我一不小心就把邻家小伙伴端着的饭菜给撞个底朝天，为此头上不知给祖父敲过多少“麻栗子”。
回想起住在长白二村的那些年，令我难忘的还有那不绝于耳的吆喝声——
削刀磨剪刀！修——洋伞，阿有坏格皮鞋修伐！雪糕——棒冰吃伐！爆炒米花咯！
甘泉新村的“二万户”
这些现在已经在上海滩消失的吆喝声，是我小辰光每天都能听到的“天籁之音”。每当那语调抑扬顿挫、节奏铿锵有力的吆喝声在新村内回荡，小八腊子便会像跟屁虫一样尾随在吆喝者后面，在新村里窜来窜去，模仿他们的声音一起大声“合唱”，胡乱起哄。这种快乐，恐怕也是今天的孩子永远无法体验到的。至今，有时身心疲惫，我还会趁四野无人，独站阳台，朝向远方空旷的绿地扯开嗓门吆喝上几句叫卖声，这种似乎有点恶作剧般的情感宣泄，既是对那些已在这座城市消失的市井吆喝声的追念，更有着我对这些“天籁之音”从此一去不返，无以言状的失落感。
说乡愁道乡愁，要留住乡愁，显然离不开一个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城市有基因，更有记忆。如果说，石库门是上海老城厢的记忆书签，那么，作为工人新村的“二万户”则显然是上海这座昔日中国工业重镇的记忆印章。然而，随着上海城市建设推进，“二万户”已濒临“绝迹”，长白一村228街坊的那12幢老公房“二万户”如今成了“孤本”。拆除还是保留，曾经是悬在许多市民心里的疑问。
鞍山新村的“二万户”
庆幸的是，多方呼吁下，上海市规划局日前决定，上海市所留最后成片的杨浦区长白一村228街坊的12幢“二万户”住宅，将不再拆除，予以整体性保留，拟打造成为具有社区服务、文化功能的“城市客厅”。得知这一消息，作为一名曾经在“二万户”居住过的上海人甚感欣慰。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说：“无论如何，大都会的另外一种额外魅力，乃是透过它的转变，我们可以怀旧地回望它的过去。”我急切地期待着一个升级版的“二万户”早日呈现在大地上，让这座城市增添一种额外的魅力。
（本微信专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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