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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平阳出生于1966年。在我看来任何一个人的诗歌写作的“出处”或者“来路”是相当重要的，而雷平阳诗歌的“生发地”似乎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某种极其强烈的“饥饿性”、命运感乃至宿命性。从1966年轰鸣的闷热的夏天开始他就在故乡昭通土城乡土城村的偏远地理与精神迷津中不断前进又不断身不由己地折返寻溯。当雷平阳出生于暗不见光的农舍，当这个村庄由“欧家营”改为“爱国村”，那么他多年之后是否想到这一切对他与诗歌的相遇意味着什么？这出生于1966年的沉暗的针尖也只有在多年之后才得以擦亮和现身。多年后，对于自然、故乡的命运性关联雷平阳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旁观者”。这个离群寡欢的欢乐和“饥饿”同在的“梦游者”确乎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宿命性地以诗人的“非正常”性格冷静而无望地面对着身边和心灵中所有的遭际。雷平阳的诗歌仿佛永远的暮色一样令人在无边的苍茫中窥见人生的踪迹以及神的训谕。 与雷平阳的相遇最早的记忆来自于多年前的额尔古纳。那时正是最为寒冷的冬天，气温已经是零下30多度。与雷平阳的第一次相遇就是从无边无际的寒冷草原开始的。深夜里我和雷平阳、沈浩波、小引等人用热酒来取暖。我们走在空无人烟的雪野上不得不时时跺脚来去除那无比真实的寒冷的眷顾。在莽莽的原始森林里，雷平阳在风中抖落的积雪中一次次按下相机的快门。这极其空旷的边陲草原被白雪所覆盖，而夜晚的璀璨星光却离诗人之心如此贴近。当雷平阳在酒桌上直起腰身，放开嗓子吼出“月亮出来亮汪汪”时，我从这位云南汉子沉暗的脸上第一次倾听到了如此陌生的“边陲”之音。此后在江苏连云港和北京再次相遇的时候，夜晚似乎一次次充满了烟草的气息。尽管在当下的时代“诗人”已经成了十足的被质疑的角色，但是对于听从了语言和良知律令的少数人来说我们应该怀有庆幸和敬畏。他们仍然是不可多得的时代幸存者，因为他们得以保留了黑夜里那抖动的渺渺的星辉。为了主持当时《滇池》的“诗手册”栏目我多次与雷平阳通话交谈，而几年来这个栏目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尽管雷平阳的小说和散文写作已经为业内人士称道，但是我仍然愿意面对他的文字时将他还原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诗人”形象。尽管对于诗歌界来说雷平阳已经绝对不是一个陌生者，甚至从世俗(比如某某奖项)的角度来看他已经是一个有了诸多光环的人物。但是从诗人的精神境遇而言，一定程度上雷平阳仍然是时代高速旋转的聚光灯之外的“边缘者”。他的冷静、坚深和沉暗的面色却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启示录意义上的特殊性存在。我一直听到一种声音，说在云南这个“地盘”上雷平阳是于坚的“追随者”。我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觉得这种“外行”或者“别有用心”的说辞太过于荒诞无稽。于坚和雷平阳都因为强烈的个人性诗歌精神而难以被相互消解和抵消。一定程度上，于坚“耳感”的缺陷使得他的诗歌的内在化的声响更为强大，细密而高亢的意象如涧瀑令人处于思想的轰鸣之中而难以招架。而雷平阳的诗歌似乎更为平朴地将语言和情志毫无痕迹地榫结起来，他诗歌内在的气息一次次验证了这个并不轻松的写作者的沉暗空间里冷冷的精神闪光。多年来在我的观感中雷平阳其人其诗都带有“一根筋”的性质，这来自于他的性格，也来自于他今天看来已经相当“老旧”的生存环境。而正是这种倔强、彷徨却未曾彻底迷茫的内心与诗歌的持守使得他的诗歌总于平常之处有撼人心魄的惊雷之声。他诗歌中总是有一种弥漫不散又沉沉坚固的“土气”。这种特有的味道让人踏实，也让那些被现代性和城市化时代所浸染的人们有恍如隔世之感，未免心生唏嘘。由于“旁观者”、“漫游者”和“土著”角色，雷平阳诗歌的语言在我看来更近于一种生长性的植物性的方式。它们的每一寸延伸或者弯曲都来自于环境的冷暖阴暗，都来自于每一寸心灵的惊悸与阵痛。当雷平阳每年一有闲暇就立刻奔向云南山林草木的时候，当他一次次在黄昏溶进大地的时候，在山巅俯瞰或仰面躺于草木之间面对遥远而切近的一切，他“云南血统”的复活与再生不能不是以巨大的尴尬、失落和无言为代价的。在此，诗歌成了致幻剂，也成了精神的安慰剂。面对着这些在加速度时代即将消逝和早已远逝之物，诗人内心的翻搅杂陈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这个对时代时时“后视”的写作者反倒是获得了同时代人少有的写作愿景和无比清晰的方向性。而那一个个从1966年即开始生长的精神的芒刺与针尖最终得以擦亮，被黑暗和隐忍一次次擦亮。这是一个对自己的精神地理抱有“写碑之心”的志撰者，这也是一个为灵魂寻找一丝亮光在寒夜侧身挤过窄门的漫游症者。更为可贵的是，尽管雷平阳的很多诗作都带有“云南”的关键词和地方性影像，但是他并不是一个观念性的写作者。雷平阳并不是一个抱有野心抒写“历史”的人，尽管他在诗歌中呈现的身份性是相当明确的，但是他建立某种诗歌世界秩序的努力是存在的。他诗歌的视点往往很低，而频生的细节、鲜活的意象和多少带有寓言性、叙事化的笔调印证了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观察者，一个不只是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观察者。雷平阳在诗歌中同样懂得适度的“沉默”，这种沉默却会让更多的人不安或者反复去揣测。当下的中国诗歌单看起来个性十足，但是吊诡的则是整体性上一旦予以比较就相互抵消。在我看来雷平阳是一个保留了个体、家族和地方性知识的有着明显的“过敏史”的诗人。当一个诗人在笔尖和心间以及石灰水泥覆盖的草木间还在寻找失落的“神性”和“历史性”的痕迹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化血为墨迹的阵痛。在此，在与雷平阳每次沉默相对的时候，我更倾心于他的自足和沉静。而这种自足和沉静显然是他在奔跑了几千座大山、几千条河流以及几千个村落之后在极其痛苦的寻找中通过文字分娩之后渐渐释放的那一小部分的结果。 雷平阳的诗歌是个人的诗歌，很难想象一首与“个人”无关的诗作是如何产生的。当雷平阳在深山林莽与激流石崖间一次次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他也得以在去除巨大的时代和心灵的浮尘之后还原了人和诗歌的最为直接也最为本源的相遇。多年来在雷平阳的诗歌中我很少听到矫情和伪饰的声音，而这正是一种有“根”的写作，也是有着活生生的体温的呼吸方式。但是这种诗人的“根性”却面临着时代巨大推土机的“无根”的挑战甚至惊惧。多年来我一直看到的雷平阳是一个别于他人的存在。这个差别来自于他在这个忙乱时代还时时葆有独立的精神禀赋。而当他一次次在现实的旋涡和历史诡谲的波澜中不断抽身，他就愈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沉滞。读雷平阳的诗歌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个人的生活与家族记忆的闪烁斑点构成了寒冷夜色里的一个个冷冷的针尖。面对离奇的、荒诞的、难以置信的社会事件和热点现象，我觉得似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寓言化”的时代。换言之，中国正在成为“寓言国”。而多年来雷平阳的诗歌一直带有着强烈的寓言性特征。而这些经过语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运之痛一起“虚拟”“再生”的寓言化景象则比现实中的那些景观原型更具有了持久的、震撼的、真实的力量和可以不断拓殖的创造性空间。正是在真实地域和想象空间的交织中，一个诗人在语言的空间和自身生命履历的轨迹上呈现出波诡云谲的气象与心象、梦呓与白日梦、现实与寓言。在昭通城、欧家营、滇南山等一个个精神坐标上，诗人看到了“方言”和一个个群落的母语以及携带的全息密码的难以挽回的消失。雷平阳在真正意义上从生命和语言的临界点出发，从血脉的根性出发所抒写的“滇南”边地，铺展开决绝但又犹疑的文化地理学上的“乡愁”。雷平阳近年来的诗歌写作在精神的自我挖掘、奔突和深度沉潜中发现了时代的宿疾，同时不可避免地担任了带有时下人所认为的“老旧”特征的近于孤独的“书写者”的形象。而在这一点上，雷平阳的诗歌恰恰是获得了最为先锋的成色与质素。我从来都不否认雷平阳诗歌的高蹈性的一面，但是雷平阳的意义恰恰是在于不断向下探询的姿势，天鹅绒般的监狱见证了他持续发着高烧的额头。雷平阳的诗歌声带既是喑哑的又是高亢的。而“滇南”在他的诗歌谱系中更多是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家族与时代的一个背景或一个个窄仄而昏暗的通道。雷平阳的诗歌写作在不断印证着一个不断重复的时代话题，同时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诗人所必须面对的难题。换言之我们都在谈论诗歌与时代、诗歌与现实的关联，而我们却时刻在漠视这些日常生活化的真实景观，但是它们都无不处于不断消逝和灭亡的边地。 (霍俊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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