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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许倬云先生不仅以其学贯中西的素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近二十年来他还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力图将历史的现实意义呈现给大众，在中国大陆陆续出版了《万古江河》、《从历史看管理》等著作，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南北朝时期，中国地区及其周边，许多族群迁移，彼此混合，主客形势不断转变，以致这一时期之后，东亚的族群版图，完全与过去不同。 在东汉至西晋之间，中国分裂为三国，每一个政权都吸收了许多异族成份。但是，整盘的变化，则是在西晋的政权覆灭之后，司马氏篡窃取得政权的过程，并不能服人之心，为了稳固政权，西晋分封子弟，各拥重兵，盼望能有护持中央的功能。然而，诸王争夺政权，北方大乱，永嘉南渡，有一些北方大族迁移长江以南，从此即是所谓“五胡乱华”及其后长期的南北分治。 西晋覆亡，乃是政治系统的核心崩解，而东汉之时地方势力已经尾大不掉，三国鼎立，更具体的拆散了中国政治系统为三个分立的系统，“皇纲解纽”导致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南方北方都必须重新整合，也各有其从混乱中重建秩序的形态。 先说北方，东汉末时，先有黄巾之乱，北方州郡，均为骚动，继而群雄并起，争夺政权，兵连祸结，村市为墟。那时以前，匈奴已经败亡，族众离散，纷纷移往中国边界。西边羌人，其实从来没有形成部落联盟，更不论匈奴那样的游牧帝国。东汉处理羌人问题，并不成功，战争之中，羌人或叛或服，不少人口却因此迁入中国境内，甚至卷入西方边防军队（如董卓的凉州军），形成武力集团。“五胡”之中，羯是匈奴别种，氐与羌也是同类，这两种异族，也逐渐渗透中国边郡，甚至深入北方的腹地。举例言之，石勒即曾为人掠卖为奴，流落到山东，后来他纠集了十八骑，剽掠地方，他的那些伙伴，也不知族属为何，最可能者，都是流落在中国的外族人士。 因此，除了鲜卑诸部，以其原来的部落组织，集体进入中国境内，“五胡”之中，四个族群，大致都是个别的成员，因不同的机缘，流入中国。是以，当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时，中国边疆上，已有小群的外族，如刘渊的五个匈奴都尉；另有不少的游离的外人，如石勒之例，流亡于各处，或为雇工，或为奴隶，或为兵士，或为盗贼。如果中国北方不是沦为无秩序的局面，以上两个类型的外人，都会被庞大的中国社会吸收，终于融合于无形。 西晋覆亡，北方大乱，刘渊、石勒之辈，纷纷建立政权，最后还几乎由苻坚控制了北方，苻坚败亡，北方又陷入纷争，然后才有拓跋氏以鲜卑族众，统一群雄，建立北魏政权。 在这一纷争的时期，各个胡人建立的“政权”，其实都只是以哈希的武力，控制一个地区，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国家”。这些称王称帝的“胡人”，也未必都有大批本族的族众，集合为其武力的主干。他们却往往在自称中国的君主之外，还会另加一个“大单于”的名号。“单于”是匈奴领袖的名称，那些不是匈奴的胡人君主，借用这一称号，不外是把自己当作中国的“他者”，以“胡”区分“华”！同时他们又自称皇帝，又毋宁自称为胡汉的两合政权。凡此糅合，正如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政权，用了英国国王与印度皇帝两个称号，其目的在兼具“我者”与“他者”的双重身份，将原来的“他者”转化为“主”，而以原来中国的“我者”转化为从属的“客”。 “泛胡”观点，已将各种“胡”，针对于中国的“华”，合而为同一个“他者”。相对的，汉人冉氏灭赵，大杀胡人，颇多深目多须者，多被杀害。论其体质特点，匈奴可能多须，但并不深目，可知“泛胡”是观念，而不是具体群族。 另一个例子，姚秦崇尚佛教，还颇有其他胡人君主也尊信佛教，他们的理由：佛是“胡”人，自己也是胡人，胡人信仰佛教，是理所当然。这种选边站的观念，也是以集体的“他者”，当作华人“我者”的相对面，是所谓“他者”的“他者”，不是融合，而是对立。 北方的华人，既已丧失了政治系统的庞大网络，遂只能收缩到坞堡[9-1]后面的村落小区，以宗族为网络的核心，以儒家礼教维持文化系统，并以此联络其他孤立在胡人政权外面的汉人小区。是以，北方的局面，乃是胡汉两个圈子的错杂混合，胡人在城市，汉人在乡村。汉人掌握了农业生产，胡人政权非得倚重汉人不可。另一方面，胡骑来去如风，坞堡自卫有余，还是必须依赖城镇为据点的市场网络，以为生活用品的集散。这一形势，终于将“胡”与“汉”结合为生存的共同体。 汉人占有文化优势，胡人政权还是不能不罗致汉人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参赞军机，帮助他们统治国家，王猛一类人物，是苻坚等君主的有力臂助，而汉人的文化网络，以师徒、同门、婚姻、故旧⋯⋯种种人间伦理，可将血缘组织的宗族，拉扯为无所不届的大网。胡人君主，仰仗几位有地位的汉人贤者，即能获得许多汉人大族的支持。于是，经济与文化两个网络，在战乱稍止，形势稍为安定时，即可将胡汉主客对立的格局，渐渐融合为互利的共存，胡汉之间，也渐互结婚姻，以加强彼此的关系。 北魏鲜卑，来自中国东北及北方，他们人数比前此流入中国的杂胡众多，而且还是以部落整体，有组织的攻战征伐。因此，鲜卑进入中国的争夺战，在五胡之中，最为晚起，却很快即掌控了中国北方。从前面所述的格局中，鲜卑也迅速学到了与汉人互利的相处之道。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全面汉化，则是贯彻互利共存的政策。在全盘汉化的过程中，胡汉互结婚姻是最为重要的一着。孝文帝以后，胡人改汉姓，汉人大族改胡姓，数度反复，最后还真的模糊消灭了胡汉界限！遂将这一由对立面融合的过程，走到了终点。 即使其中也有反向胡化的转折，例如北边六镇，留在塞北，不但胡人保留胡风，北戍的汉人也彻底胡化。前者如尔朱氏、宇文氏，后者如高氏，均为六镇将领，他们反向取代已经汉化的北魏，竟又有一个时期是化汉为胡；汉儿学讲胡语，便在城上骂汉人！这一插曲，为时不长，不论原为胡人的宇文氏，还是原为汉人的高氏，其政权终究在汉化大势所趋之下，也汉化了，其部属则建立了继起的隋唐。 中国南方，也有主客易位的另一番融合，一方面是永嘉南渡的北方大族，自恃为文化正统，又与司马氏政权一体，原以为仍旧是“中国”系统的核心，到了南方，忽然发现在南方落户生根的大族，已经占尽长江下游吴郡的沃野良田，北方大族不得不在偏远的会稽，求一立足地，主客之争，竟有过三次剧烈斗争，双方才妥协共存。嗣后，中国文化中心，俨然在南方延续，以致南人视北方为落后的地区，遂使原来的中心与边陲，南北调换了位置。 另一方面，南方原有土著，汉人称他们为溪洞蛮獠，视之为“他者”。这些土著，其土地为大批南来的北人占去，一步一步退入山岭深处。在居地被汉人聚落及道路切割后，他们分化为许多微弱族群，以致我们至今不能理清他们的族属。经过南朝数百年，这些原是南方主人的土著，却以汉人流民的“他者”，逐渐汉化，最后主客混合。至今，深山密菁之中，还存留了后世称为苗、猺、侗、壮⋯⋯等等，仍是汉人“我者”之外的少数民族。 南方地方广大，今日湖南、江西、福建、广东诸地都是吴会核心的边陲。两者之间，也颇为疏离。南渡稍晚的汉人，或者在长江中游南渡的汉人，在南朝始终不能有进入核心的管道。许多南来的“流民帅”都与当地土著的豪强逐渐融合，形成核心以外的另一批“他者”。齐梁以后，南朝不断有内争，核心的力量削弱了。相对而言，边陲地区，经过长期开发与经营，实力渐渐增长。各地的地方势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即会挑战核心。陈氏本是偏远地区的豪强，遂于中央积弱时，进兵畿辅，建立了陈朝——这是另一形式的边陲压倒中心，颇可与北方六镇压倒北魏的情形，南北对照，可以同案讨论。 中国文化的主流，原是儒家，儒家学者，在汉代是行政系统中的主要成份。因此，儒家与政权，常有切割不断的互依关系。南北朝双方的政权，都未能恢复汉代的文官制度，为此儒生虽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在文化上，儒家却失去活力，至多抱残守阙，延一缕香火而已。这时的主流，毋宁是外来的佛教，及与佛教相应的本土宗教——道教。两者之中，佛教尤其兴旺，东来胡僧，西去求法的中国人，纷纷经过北方的丝道及南海的航路，将佛教经典，传入中国。鸠摩罗什等胡僧，将佛经译为汉文，至今仍是佛教文献中的巨著。佛教僧侣自由来往于南北，传播教义，也与华人学者交游切磋，他们遂成为当时中国最活跃的文化人士。若以佛教与儒家相比，我们竟可说，外来的佛教，虽然本来是客，却占了主流地位。儒家虽然本来是主，却在讨论的议题上，沦于被动的地位。诸凡空有，神灭与神不灭，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亦即沙门与王者的关系）⋯⋯无不是佛教的主题，及儒家的响应。这一领域的主客易位，也经历了数百年，至唐宋始有改变。 总之，南北朝数百年间，中国地区的政治文化各个系统，主客我他之间的关系，都有过位置倒易的现象。惟有经济的交换系统，虽因国家分裂，原有全国性的大网，分割为地方性的区域网络，中国精耕农业的农田与农舍产品还是必须经过市场网，方能收最大经济效应。是以，一方面，南北朝出现自然经济，以实物代替货币为交易。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网之间，不断突破政治单位的区隔，终于重建了全国性的交易网络，为中国网络的整体性，发挥了修补破裂的功能。 ——摘自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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