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高下论

　　之所以不揣浅陋来谈这个经学大题目，一是因为我特别推崇孟子（他即便是迂阔也是迂得可爱），不喜欢人家信口开河贬损他，二是早就不满于黄仁宇论李贽的故作深刻，而这回见他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里论孔孟之别竟“颠倒黑白”，就忍不住要来班门弄斧。但最直接的动因是，近日在香港一电视节目里听主持人继承和发展黄仁宇的高论，赞孔子为“宽容接纳”的忠厚长者，而讥孟子只是一“愤（怒）青（年）”，褒贬之间太离谱了！

　　关于孔孟的同异，杨伯峻先生在他的《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1980年版）的《导言》第四部分，已有令人信服的论述，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看。在我看来，孟子与孔子最大的差别，是孟子更关心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强调民意、民权，不容置疑地提出民众有反抗暴君暴政的权利，根本不承认暴君暴政的合法性，更勿论其不可动摇性。孟子不但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主张“贵戚之卿”（王室会议）可以废掉坏君改立明君。齐宣王说“‘武王伐纣’是臣弑其君”；孟子辩驳道：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为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对暴君的轻蔑溢于言表，压根儿不承认君主有任何异于常人的作恶权。孔子只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以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以国人（陌生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直接治理老百姓的官吏，他们是代国王行政，当然也适用这个君臣互动关系的伦理准则。所以，邹国与鲁国发生的冲突中，邹国的官吏死了33人，而邹国的老百姓无动于衷，邹穆公对孟子说： “这些老百姓看着自己的长官被杀却不去营救。杀吧，杀不了那么多，不杀吧，实在可恨。怎么处置他们才好？”孟子答道：“凶年饥岁时，您的人民年老体弱弃尸于沟壑的，年轻力壮四处逃荒的，有上千人，而您的官吏谁也不来报告。在上位的人不但不关心老百姓，还残害他们。现在他们得到‘回报’的机会了，您有什么可责备的呢？您若施行仁政，老百姓自然会爱护他们的上司，情愿为保护长官而牺牲了。”请看，今天我们那些讨论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千方百计激发民众爱国主义热情的人，有多少人比孟子的认识更深刻更高明？孟子的民权思想不仅超越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凤毛麟角。难怪马上夺得天下的朱元璋，读了孟子关于“造反有理”的论述，十分恐慌，下旨将孟子停止祭祀，后来又严令删削《孟子》。

　　孟子强调民权、民心为立国之本，又强调民意为治国之衡。关于官员的提拔任用与处罚惩治，他说：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 ；见 不 可 焉 ，然 后 去之。……”虽然他讲的这一套不等于公开性、民主制，最后决定权仍操于一个明主之手纯属沙上建塔，但别忘了他是在两千多年前讲的，多不容易！如果他活到今天，眼界大开，思想一定比我们许多人都先进，对于拉帮结派、买官卖官之类岂能容忍？

　　孟子的这种可贵的民权思想与民主意识，与他的关于“仁政”的政治主张（且不论它是空想还是理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对贵贱天壤贫富悬殊的现实，总是保持强烈的愤慨，确实像个“愤青”，但这是因为他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诚如黄仁宇所说， “他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等词句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但黄怎么能将这作为他“凡事紧张”、 “小人常戚戚”的论据呢？不错，孔子是会享受生活，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他赞许曾皙所向往的那样种悠闲状态。（“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但这种状态只是他的期望，他的常态并不“轻松愉快”。相反，他一生总不得志，代理鲁国的司法长官也仅短短数月。周游列国，挨饿，遭围攻，几乎死于非命，席不暇暖，马（牛？）不停蹄，栖栖皇皇如丧家之犬。他的生活愿望与现实有一种内在的紧张，于是有获麟之叹，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赌气之辞。孔子从未意识到自己作为思想家、教育家的独立与独特价值，政治上不得志便以为一生都白活了。最能表明孔子精神紧张的是，他急于得君行道，建功立业，深恐“没世而名不称焉”，竟至饥不择食，闹得连他的门徒都瞧不上眼。他到卫国去走卫灵公夫人南子的门路，子路见老师不但违背了男女有别之礼制，而且见的是这样一个淫名远播的女人，很不高兴，孔子只好对学生赌咒发誓表明心迹。鲁国的公山弗扰在费（地）发动叛乱，“召”（召即召唤，派人来告知。国王若“召”孟子，他是不去的，他要国王亲自登门恭请）孔子去，孔子就想答应，被子路劝阻；晋国赵氏的中牟宰佛肸在中牟叛赵，召孔子参加，他又想去，被子路责备他言行不一，他只好宣称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可以出污泥而不染（“涅而不缁”），可怜兮兮地反问： “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另一著名人物微生亩因此看不起他，曾当面讥刺孔子：你这样东奔西跑地求官， “无乃为佞乎？”与孔子相反，孟子的心态要松弛得多。他也自视甚高，以为“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想当官，他在为孔子的“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辩护时说： “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又说， “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当孟子与齐宣王感情上有裂缝（齐王为没有采用孟子破燕后存燕的建议而惭愧），孟子不得不辞去官职，回乡途中，还在齐国西南近邑“昼”地停宿，等候齐王改变态度。但是，他决不肯为了做官而抛弃政治原则，不愿稍微降低人格尊严而迁就当权者，合者留，不合则去。初到齐国时，本来是打算上朝见齐宣王的，恰巧国王派人来传话说： “我本应该来看你，但染了寒疾，不能吹风。如果你肯来朝，我便临朝办公，不知能否让我见到你？”孟子让使者答复道： “不幸我也病了，不能上朝。”鲁平公没有到馆舍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滕君之弟滕更求学于孟子门下，孟子不愿回答他的提问，以其态度不够恭敬，犯了孟门制订的“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勋劳而问、挟故（交）而问”五忌中的两条。如黄仁宇所述，“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齐宣王赠好金 100 两，他辞而不受，并说： “没有理由送我这么多钱财，等于收买；哪有君子可以拿钱财收买的呢？”这一切，在黄仁宇看来，是证明了孟子不如孔子有“耐性”，率性而为；而在我看来，这正是孟子极为宝贵的品质，傲然面对君权，绝不肯降志屈意事权贵。孟子说“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愿）也”，而“乡原，德之贼也”。中国的事就坏在有那么多的“乡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

　　孟子特别看重他独立的人格，他说：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尽心》篇上）杨译： “天下清明，君子得志， ‘道’因之得到施行；天下黑暗，君子守道，不惜为‘道’而死；没有听说过牺牲‘道’来迁就王侯的。”在孟子看来，他虽出身不高贵，无尺寸之封，他的人格却一点也不比王侯卑贱。他不仅不是仰视统治者，甚至不是平视，而是俯视权贵。他是以王者之师自许的。他在向人解释何以齐王称病他亦称病时说：曾子讲过， “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是我们赶不上的。但是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为什么要觉得比他少什么呢？”天下公认尊贵的东西有三样，爵位、年龄、道德。在朝廷先论爵位，在乡里先论年龄；而辅佐君王治理人民自然以道德为最上。齐王哪能凭着他的一项爵位来轻慢我的年龄与道德两项优势呢？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若有事商议，就应亲自登门造访。（《公孙丑》篇下)在论说何以“说大人，则藐之”时，淋漓尽致地展露了孟子笑傲王侯的胸襟： “不要把他高高在上的地位放在眼里。殿堂的基础两三丈高，屋檐几尺宽，我若得志，不屑于这样干。菜肴满桌，姬妾数百，我若得志，不屑于这样干。饮酒作乐，驰驱田猎，从车千乘，我若得志，不屑于这样干。他所干的，都是我不屑干的，我所要干的，都是符合理想的古代制度的，我为什么要敬畏他呢？”

　　这就是孟子呀！屈指算来，两千多年间，这样没有奴颜媚骨，浩然自足、卓然自立的文人学士平民官员，中国总共数得出多少？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可也，何致如此“乡原”地自以为聪明而妄加讥讪！

　　孔孟都是热衷于政治的人。孔子更像一个政客，而孟子更具“书生本色”。他们的政治理想都是不合时宜的复古空想，但孔子更世故，孟子更浪漫。我喜欢孟子的率性而为，更钦佩他的口无遮拦。他不仅敢背后议论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斥责“不仁哉梁惠王也！”而且他在求官干禄之时，也决不肯察言观色顺竿子爬。《孟子》第一篇，他出场的第一句话就是与国王唱反调： “王！何必曰利？”孟子咄咄逼人，那是出于他“好辩”的本色，用他的话说，是“不得已”，观点不辩不明嘛。他对论敌尖锐，但为人并不尖刻。说他“凡事紧张”近于泼污水。而称赞孔子“宽容接纳”倒未必。他代理鲁国司寇时杀了少正卯没有，且不去管它。他对学生常常声色俱厉地管束，《论语》有多处记载。宰予白天打瞌睡，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樊迟问稼，孔子当面避而不答，背后骂他“小人哉”，子路助季氏，孔子号召门徒“鸣鼓而攻之”，都是大家熟知的故事。我不明白，贬孟扬孔的人为什么要不顾这些基本的事实。最后，我还要补充一句，孟子像个“愤青”，常常愤愤于贫富悬殊的现实，并非因为他处于贫贱的境地。恰恰相反，实际上，他的日子比孔子过得惬意。同是周游列国求仕，他比孔子排场大，并未遇上孔子的险厄，以致彭更问他： “（您）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从这一国吃到那一国，是不是太过分了？”( 《滕文公》篇下）他之所以到处讲“忧患”，抨击贫富不均，那是出于他的理想和信念，认为人间不应有如此景象。说他是“小人常戚戚”者，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他与贵族出身的托尔斯泰不同，虽同情百姓与贫民，却无须为“吃祖宗饭”而自责自怨；他并不认为自己不应该过富裕日子。他回答彭更的责问道：只要取之以道，取多少都不为过。你也不要问我周游列国的动机（“志”）是什么，而只要看我的社会成果（“功”）如何。我的工作是守先王之道，培养后之学者；这跟木工车匠一样是凭贡献谋食。今天看来，孟子的思想真够超前的。

　　吾爱孟子，爱的就是他的天真纯朴，个性鲜明，昂然立身，毫不假借，敢怒敢言，我行我素。孟子说：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篇下）他不就是这样一个“赤子”，一个“大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