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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主义与艺术家生活》 文丨福柯 作者简介：米歇尔·福柯，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词与物》还是结构主义的。他本人对这个分类并不欣赏，他认为自己是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本身就非常的含糊。 ━━━━━━━━━━━ 在宗教活动之后，整个中世纪以及从19世纪开始的政治实践，我认为，在欧洲文化中，有犬儒主义或者把生活方式作为真理展示的主题的第三个大载体:在艺术之中。也许必须追根溯源到古代，因为即使在古代犬儒学派与社会文化的各种规则之间的对立如此显著而激烈，还是有一个犬儒学派的艺术和文学。森林之神剧和喜剧常常贯穿着犬儒的主题，而且，它们还常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表现犬儒主题的重要场所。在基督教和中世纪的欧洲，应当能看到文学中的犬儒艺术的一面。诙谐剧表现了这一点，巴赫金对这种文学做了研究，他把它首先指向节日和狂欢，但是我想，它也揭示了犬儒生活的表现：节日与犬儒生活之间关系的问题(赤条条的生活，暴力的生活，直接展示真相的生活)。这里有很多类似的主题，与狂欢和狂欢节相关。但是我认为，尤其在现代艺术中，犬儒主义的问题才变得格外重要。现代艺术曾经是，而且继续是犬儒主义方式的载体，把生活风格与展示真理结合到一起这个原则的载体，是以两种方式来完成的。 首先，就我所知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欧洲文化中出现了非常特殊的东西：艺术家生活。于是，有了一种观念，就是认为艺术家要作为艺术家，必须过一种特殊的生活，它不能还原为一般的规范。这已经是一种完全成形的观念。只要读一下瓦萨里的《画家的生活》或本威努托·切利尼的自传。你们可以看到，艺术家作为艺术家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这种观念已经得到清楚而明白的承认了。艺术家的生活是不能与其他人相提并论的。然而，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了某种新的东西，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瓦萨里不同。我认为这个现代的观念，即艺术家的生活通过其形式，构建了某种其艺术之真实性的证明。不仅仅是艺术家的生活要足够特殊，使他可以创作其作品，而且还意味着他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应当是艺术在“真”中之展现。这个艺术家生活的主题，在19世纪如此重要，其基础是两条原理。第一个：艺术可以给人一种与其他人截然不同的体验，一种真实生活的形式。另一个是：如果它具有真实生活的形式，那么生活本身就反过来是全部作品的担保，作品的根基是生活而且是从他的生活出发的，生活属于艺术的王朝和领域。艺术家的生活是艺术作品的条件，是艺术作品的证明，我认为这种观念是犬儒的原则：生活作为光天化日之下的断裂性展示，通过这种方式，真理得以表现，让人看见，并获得其存在的形式，在艺术领域所使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另一个时空，有另一些轮廓。 这还不是全部，艺术在现代成为犬儒的载体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一种观念：艺术本身，无论是文学、绘画还是音乐，都应当与现实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不是装饰、模仿的范畴，而是剥光、打碎面具、铲除锈迹、发掘洞穴、强烈的还原和缩减为生命的基本状况。剥光和还原为生命的基本状况，这种艺术实践也许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变得越来越敏感。艺术(波德莱尔、福楼拜、马奈)把自己构建为一个涌出的场所，从一种文化之中本来没有权利或者说没有可能性表现的东西从下面涌出。因此，在现代艺术中有一种反柏拉图主义。如果你们看过今年冬天马奈的画展，那是爆炸性的：现代的轰动性展示，我认为这不是当代所谓的艺术的全部特征，而是一种深层的趋势，你们在马奈那里看到的也可以在弗朗西斯·培根、波德莱尔和萨缪艾尔·贝克特或柏乐思那里找到。反柏拉图主义：艺术作为一个场所，生存的基本状况在这里涌现出来，被剥光。 在这里，艺术与文化、社会规范、美学价值和经典之间建立了一个争论性关系，还原(缩减)、拒绝和越轨。从19世纪以来，这使得现代艺术成为一种运动，每一个通过之前的行为订立、推论、划定和得到的规则，都不断被后一个行为所拒绝和抛弃。在全部的艺术形式之中，相对已经接受的艺术都有一个持续不断的犬儒行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现代艺术的反亚里士多德特征。 现代艺术，反柏拉图和反亚里士多德：缩减和剥光为生存的基本状况；不断拒绝和抛弃所有已经既成的形式。这个现代艺术在两个方面，具有了人们可以称之为反文化的功能。面对文化的共识，有勇气在原始的真理中进行艺术活动的勇气。现代艺术，是文化中的犬儒主义，是文化反过来针对自己的犬儒主义。其实这些并不仅仅只是在艺术中，应当说在艺术中，现代世界，我们的世界中，不惧怕造成伤害的说真话的勇气得到最集中的表现，其形式最强烈和突出。因此我认为可以写作一部犬儒生活模式的历史，关于犬儒的实践，犬儒作为生活模式与真理的展示紧密相关。我们所写的这个历史可以是关于现代艺术以及革命运动，就像是写作基督教的精神史。 福柯著，钱翰译 选自《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II》，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版权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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