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厕革命”

       
    

　　钱军在办公室外摆了一个马桶，并不用，只是为了展示。
　　射灯的光投在马桶上，好似宝贝。每来一位拜访者，钱军都会像讲解员一般熟练掀起马桶盖，详细介绍这套最新研发的厕所循环净化灌溉系统。
　　与厕所、马桶打交道，这是钱军的日常。就连家人最初也不理解：怎么当初做生意挣钱的时候还时常在家，现在做公益往外花钱了反而见不到人？
　　2014年，这位江苏昆山企业家成立了全国首个专注于厕所公益的非公募基金会。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仍有约25亿人无法使用改善的卫生设施；在我国，厕所成为社会文明和公共服务体系的短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公共厕所总体数量在不断增加，但直至2016年，每万人拥有的公共厕所数量仍不足3座。
　　眼下，有关厕所的话题又一次进入公共视野。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中提出，将新建和改扩建6.4万座厕所。
　　这不仅关乎生活环境的改善，更关乎人的尊严。
　　凭借民间力量，究竟能否改变当下的厕所环境？哪怕是一丁点。钱军坚持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厕所先生”

　　联系钱军采访，昱庭公益基金会的同事说，“钱所长”又出差了。
　　刚见面，他一连说了好几个“累”。前几天刚从南京谈完项目回昆山，他就直奔办公室，加班到半夜。每个月里，他大概只有10天在昆山，其余时间则是全中国甚至满世界跑。
　　为了不让长辈有顾虑，钱军在家不怎么提起自己的厕所事业。他常与旁人开玩笑，说自己一头扎进了“坑”里，出不来。
　　还是彻头彻尾的商人时，钱军就和昆山当地慈善组织合作，捐钱帮助孤寡老人。“可是政府和慈善组织已经做得很好，我做再多也无非是锦上添花。”钱军说，“我想做一些可以改变社会现状的事。”
　　2013年，钱军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研习慈善管理。“许多人更乐于关注高大上的事物，但角落里的厕所一直被忽略。在中国，绝大多数公共厕所里都没有厕纸。”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的一席话，点醒了钱军。
　　当发现国内在厕所文化研究和厕所公益方面几乎等于空白时，钱军没有半点迟疑：就做厕所！“只有我这个'二愣子’真的听进去还做了。”
　　此前，王振耀教授就厕纸这个问题在多个场合反反复复提了15年。
　　基金会刚成立时，钱军两头兼顾，一边做生意一边着手调研免费厕纸项目在校园的可行性。随着“越陷越深”，从2016年起，钱军放弃了原来的所有产业，全身心投入厕所事业。
　　他将微信名改为“厕所先生”。渐渐地，称呼他为“钱总”的人变少了，取而代之的，是“钱所长”。
　　曾经不止一人问过钱军，做生意和做公益哪个更辛苦？
　　他毫不犹豫，“当然是做公益”。
　　“做生意，有商业模式、有盈利我就做，这条路行不通，大不了就走另一条，但做公益不行。”尤其做厕所公益，相当于选择了一条没人走过的小路，全靠自己摸索，更是充满挑战。
　　钱军自嘲，刚起步时，基金会某种程度上是个“三无”——没有社会资源，没有资金，甚至连团队都没有。
　　做公益募款、谈项目免不了求人，习惯了做甲方的钱军起初根本开不了口，“甚至会紧张到说不出话”。他至今都记得4年前在上海受邀演讲，“原本安排演讲15分钟，我5分钟不到就说完了”。邀请者小声提醒他多说几句，他面露尴尬：“我真的没话可说了。”
　　如今的钱军，一提起厕所就像是被按了个开关，仿佛可以说上几天几夜都不停歇。去年底，去日本交流参会，钱军跟主办方申请发言。主办方告知，算上翻译的时间，顶多只有5分钟，可钱军坚持要讲。他忍不住感叹：“这在几年前，是想都不敢想。”

　　重要一课

　　钱军的厕所公益，一开始就碰壁。
　　尽管他已经决定将口子缩到最小，从厕纸做起。在他看来，公共厕所里的厕纸如同社会文明的试纸，而在绝大多数公共厕所里都寻觅不到厕纸的“身影”。
　　他本想与纸巾厂商合作，为公共厕所提供免费厕纸，却被一口回绝。因为公共厕所不能出现商业元素。
　　他转而以学校作为突破口，希望为昆山的小学免费提供厕纸。但与学校谈合作也并非一帆风顺，很多校长都给钱军泼冷水——“你考虑过孩子们有多淘气吗？他们有可能会把纸扔得到处都是！”厕纸浪费成为校长们当时最大的顾虑。
　　钱军还是决定试一试。
　　2014年3月，免费厕纸项目从昆山西塘小学起步。钱军记得清晰，这是当时全昆山人数最少的小学，998人。以他们最初的测算，每年投入在每个孩子身上的厕纸成本是16.7元。
　　钱军对数字很敏感，一个学期后，他发现数字降到了11元。随后的一年里，又有4所小学加入。基金会共拿出20万元，为这5所小学的162间厕所、736个蹲位提供厕纸。而调研一年后的数字依然在降，直到8.6元。
　　校长们担心的厕纸浪费现象没有出现，最后出来的数字远远低于预想。原因在哪？
　　“小学每天下午3、4点放学前，很多孩子都会集中倒掉保温杯里爸妈准备的水。因为不愿意在学校上厕所，他们宁愿整整一天不喝水。”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傅昌波提到了他们在多地调研后发现的现象，“这看起来是个小细节，却折射出亟待改进厕所环境的大问题。”
　　项目从昆山铺开至全国，钱军开始考虑可持续的问题：基金会不可能为这么多学校永久免费提供厕纸。仅靠单方面的参与，难以长期维持。
　　他带着团队去常州考察“一张纸献爱心”项目，钱军思考，他们可以通过捐废纸积聚善款，我们为何不能借鉴？学校里最多的不就是用过的作业本和试卷？
　　2016年10月，基金会试点废纸置换厕纸项目：学校统一回收学生用过的废纸，而回收废纸所获资金用于置换来年的厕纸。
　　孩子们的参与度超乎校方设想，很多学校回收所得资金已经远远超过一年厕纸所需费用。
　　在昆山培本实验小学，学生们还将家庭废纸带来学校统一回收。德育处吴主任告诉记者，去年一学期回收的废纸总量超过3000公斤，除了实现学校厕纸的自给自足，还将在今年为社会上的一所公厕提供一年厕纸。“这在孩子们心中慢慢播下一颗公益的种子，他们无形中收获了特别的厕所教育。”
　　“厕所应该成为重要的一课。这是一件小事，却应该被当成大事来看待。”在傅昌波看来，当下的“厕所革命”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政府部门可以形成合力，完善相关标准体系，搭建平台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来参与；　教育部门和学校也应承担起更多责任，“从娃娃抓起”。
　　废纸置换厕纸项目目前已在全国20个省市的600多所学校铺开，近至上海，远到新疆、西藏，覆盖的学生数量超过100万。根据基金会近4年的数据跟踪，每位小学生一年成本平均只要5.47元。
　　原本零散微弱的声音，现今有了力量。

　　观念困局

　　“为改善人类如厕环境而粪斗”，基金会墙上这几个字，是钱军特意印上的，还特意写了个错别字。
　　他恨不得将所有关于厕所的元素，填满每一处角落。他把这几年拍下的各地厕所照片打印装框，摆满了走廊两侧；书架上放着的是去年底到日本背回来的厚厚一摞关于厕所的书，“没办法，国内相关的书太少，只能去国外买”。
　　而今算得上是半个“厕所专家”的钱军坦言，投身公益前他和绝大多数人相同，对厕所文化的了解几乎为零。唯一在他脑海中留有深刻印象的，不过是“饭前便后要洗手”这句标语。他渐渐发现，对厕所的避而不谈，是长久以来厕所环境难以改善的重要原因。
　　“就此打住！吃饭就别再聊了！”一次饭局上，钱军和项目伙伴收到来自同桌一位女士的“禁令”。就在落座前，大家还对钱军的厕所公益颇感好奇，纷纷围上前询问。
　　由于从事项目的特殊性，钱军不免时常遇到类似的尴尬场景。
　　前几年为了提高公益项目的学生参与度，基金会建议学校建立“所长制”，每间厕所由学生自愿报名担任“小所长”，管理厕纸和厕所环境。孩子们积极，家长却不乐意，找到学校问：“我家孩子是不是在学校不听话被惩罚了，为什么要让他看厕所？”
　　钱军哭笑不得：“你看，在人们传统观念里，跟厕所相关的就是不好的。”
　　一路走来，钱军觉得横亘路中间难以移开的是固有认知。曾有校长当面质疑，“你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目的？不然哪有这么好的事？”
　　直到今天，依然有不理解的声音传到钱军耳边。在钱军看来，这实际上还是观念的问题。“一直到现在，绝大多数学校里都没有厕纸。很多人觉得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必要去改变。”但他觉得刻不容缓。有一个找上门来的请求，让钱军难以忘怀——
　　一位公益组织的朋友找到钱军，让他猜一猜，玉树一所偏远学校的孩子上完厕所如何解决卫生问题。“我当时想，她既然让我猜，那大概是用树叶之类的东西，可没想到居然是石块！”去当地调研后，基金会决定为学校的孩子提供厕纸。去年，基金会还在西部贫困地区援建了3所厕所，今年也将继续。
　　每每谈起这样的如厕条件，钱军的语气里依然带着第一次听到时的震惊。他难以想象，在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未来将如何融入现代社会，而他能做的，就是用一卷厕纸给予他们文明卫生的启蒙。
　　钱军所担忧的，也是“厕所革命”当前正努力打破的困局。
　　2016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80.3%，东部一些省份达到90%以上。国家卫计委提出，要确保完成2020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85%。未来的“厕所革命”将重点向乡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推进。
　　钱军希望，曾被大众遗忘在角落的厕所有朝一日能够摆上台面，真正走进公众视野。
　　刚开始做公益，钱军觉得没必要宣传，埋头做实事就好。王振耀看不下去，“你这么做公益，一辈子也做不出什么影响力”。钱军不得不改变思路，现在若有媒体找上门，他都尽量抽出时间，抓住机会发声。
　　近年，钱军成立了社会企业，起名时一定要把“厕所”二字带上，“就是要把人们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摊开来说”。
　　越是沉默，“厕所革命”就越难推进。如果连自己都闭口不谈，那还指望谁去宣传厕所文化？

　　厕所与人

　　钱军频繁更新的朋友圈里，十条有九条都在谈厕所。但他在十几个厕所微信群里却很少说话。更多的时候，他是一名围观者。
　　“群里发声比较多的，多数都是搞技术的人，讨论的多是最新最炫的技术。”钱军显然不是“技术党”。
　　前段时间，“刷脸取厕纸”引起热议，很多厂家带着人脸识别的技术找到钱军谈合作，钱军没多想就拒绝了。
　　他不解，不过是为了防止少数人多拿厕纸，这是在真正提供服务吗？
　　“很多老人家连智能手机都没有，你让他们怎么扫二维码？”在他看来，技术应该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更便利的服务，而不是将一部分人挡在门外。
　　钱军认为，与其为了防人多拿厕纸而费尽心思，不如将目光投向细微处，解决人的切身需求。其余的则交给社会发展和时间沉淀。
　　作为“厕所革命”的深度参与者，钱军这几年每到一处都不会放过考察当地厕所的机会。他越发深刻体会到，厕所建设欠缺的不是先进技术，而是以人为本的理念。
　　钱军受邀去参观一个5A级景区的洗手间，设施齐全、干净整洁。但他依然找出不少可改进的细节：为残障人士专门配置的隔间为何不能做成移门？看似高级的紧急按钮设在1米多高处，如果发生意外倒在地上，又如何真正发挥作用？
　　他忆起在日本偶然看到的社区洗手间——门外建了一条长长的盲道，从运动游玩的沙地直接铺向洗手间内。
　　钱军始终坚持，细节上的差距才是真正的差距。
　　当初为学校安装厕纸盒，钱军也因细节跟校长有过争执。
　　一个厕纸盒的成本30元左右，如果给每个蹲位都安装，一般学校里需要70-90个厕纸盒。很多校长觉得没有必要。
　　“每个蹲位都装，绝对比厕所里只装一个厕纸盒用纸量更少。”钱军解释，他只是从普通使用者的角度去考虑：正是因为就在身旁的厕纸带来了触手可及的安全感，才能最大程度避免浪费。
　　这几年，基金会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协同创新生态设计中心的团队合作，专注于厕所的人性化等系统设计与研究。设计中心副主任武洲介绍，他们将诸多精力投入到独立模块化第三卫生间的设计和研发，30人的设计团队几乎每一天都在反复修改细节。比如，有15度倾斜角度的镜子，可以更方便地服务坐在轮椅上的人群。钱军把卫生间放在办公室楼下，供来往人群使用，还在朋友圈邀请朋友参观，“欢迎大家围观、拍砖！”
　　2018年，基金会将为西藏援建公共厕所。武洲带着团队两次前往西藏那曲调研，和藏民们共同生活，为的就是全面细致地了解他们的传统习俗和如厕方式。比如，考虑到藏民身上挂饰多，当地背包游客也多，厕所里放置了更多的挂钩和桌板。“我们要做的，就是设计出让他们觉得最舒服的好厕所。”
　　迄今为止，包括厕纸项目和援建项目在内，基金会已经投入2000万元。随着开支越来越大，钱军在转换思路，探寻社会企业的新路子。
　　公益项目和社会企业并轨的模式是他对未来厕所事业的定位，“我们将研究放在公益基金会，转换的成果投入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盈利可以确保基金会有可持续的资金，最后反哺公益”。
　　钱军认为，这并不算转型，而是一种新的尝试。他想得坦然，既然选择了冷门领域做先行者，那不如抓紧机会探索试错。
　　他坚信，3年后，厕所事业一定会有所突破。
　　信心来源于哪？钱军说，不过是对人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