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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端砚 历代以来，对于为官者，清廉都是首要标准。这条标准，既属于高线，也属于底线。在古代，“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对应的是“家贫清史在，身老白云深”。前者，是当时的民谚，是对贪官愤怒的写真；后者，是海瑞的名诗，是对清廉警醒的自律。在海瑞眼里，是把清廉和清白放在一起的，清廉是从政的政治标准，清白是为人的道德标准。所以，后世者，烈士方志敏有“清贫”之说，作家张承志有“清洁的精神”之说，将其上升为精神层面。 只是，如今这些古训，这种精神，被一些为官者无所畏惧地抛掷在遗忘的风中。与日俱进的欲壑难平，早已突破十万雪花银的标准。 不必为清廉再定义和正名，只需重新温习历史，重新寻找那些清廉的榜样，便可以将这种精神大旗高高扬起—既为廉政，也为良心；既为百姓，也为自己。 作为清廉之官的典型，包拯包孝肃公，历来为世人所称道并景仰。他任广东端州知州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传下佳话。端州端砚，自古有名，是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端州知州，其中一项任务，便是向民间征收上品端砚，进贡皇帝。在包拯前后任职端州知州的官僚，没有不借此机会中饱私囊的。他们贪端砚为己有的方法，几乎一致，便是大笔一挥将进贡数目扩大几十倍，然后将余下的据为己有，用以贿赂上级官员和朝中权贵，让端砚成为升迁的敲门砖。这和如今时兴送字画古玩一样，成为雅贿。包拯任端州知州期间，命令匠人只做好进贡数量的端砚。直至离任，他也没带走一方端砚。 这在如今还能做到吗？不要说区区一方端砚了，就是再名贵的东西，再多的银两，也有人敢伸手。我们有些人可谓气血两亏，缺少包拯这样的凛然正气。他们唯利是图，眼睛近视，将端砚立马量化为金钱数目，转化为仕途筹码，而包拯看重的则是自己的声名和良心。在价值系统的天平上，就这样悬殊。 曾国藩是清廷重臣，也是清廉为官的典型。他任两江总督时，淮盐和端砚一样，很出名，是当地财源之一。他亲自创立两淮盐票，这种盐票面值是两百两银子，但利息很高，一年下来即可以有三四千两银子的可观利息。后来，盐票水涨船高，已经从每张两百两银子涨到两万两。当时，谁家只要有一张这样的两淮盐票，就等于发财了。作为当地的行政最高长官，盐票又是自己设置并颁发的，揣上几张这样的盐票，应该算不上什么贪污或以权谋私。即使他自己不拿，他的孩子或亲属，打着他的旗号拿上几张，他也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曾国藩交代亲属，绝对不可以承领一张盐票。他离任升官至朝廷时，也没有拿走一张盐票。他去世多年之后，他的孩子和亲属也没拿过一张盐票。 这在如今还能做到吗？一张盐票未免太小儿科了，多少银两如流水哗哗地转入情人或家人的账号，甚至转移到国外。 当然，重提包拯和曾国藩旧事，不是想用古事来为今日贪腐救赎。而是想说，古人可以做到，生活条件远非昔比的今人更可以也应该做到。同时，我认为，包拯和曾国藩的事例还告诉我们，廉政需要法制制约，也需要官场的伦理学教育。如今，我们缺少这样的一堂教育课。记得包拯家训中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这是为官伦理学中最高的警戒和惩罚了。这样做，起码让为官者有一丝畏惧。曾国藩家书中，将“清慎勤”三字家训全都改了，其中第一个字“清”改为“廉”字。未能有廉无以为清，廉是物质性的硬性标准，清是精神性的自省纬度。如此，清廉才可成为由外到内由政治到道德的整体。这也是官场伦理学的必修课。 文/肖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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