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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顺
1月27日是彭家珍大将军为国殉难日，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捐躯了生命，立下不朽的功勋。彭家珍烈士只身一人深入虎穴，在西四红罗厂用炸弹诛锄了顽固的宗社党首领爱新觉罗.良弼，史称“红罗厂事件”。事件17天后，宣统皇帝退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统治从此结束。孙中山曾高度评价了他的功绩，称他的行动为“我老彭收功弹丸”，并追赠授予他“陆军大将军”荣衔，令崇祀忠烈祠。彭家珍在弹杀良弼时不幸后脑中弹，牺牲时年仅23岁。
在北京西郊的一片幽静的松林中，建有一座简朴的遗址纪念碑，上书“彭杨黄张四烈士墓遗址”。这四烈士是彭家珍、杨禹昌、黄之萌、张先培的事迹在辛亥革命百年后，现在已很少有人知晓。而在100多年前，这四位英雄名字则响彻家喻户晓。
大红罗厂街位于西四北大街至西黄城根北街之间。该街在明代时旧称为红罗厂，自清代以后，曾分成为大、小红罗厂。小红罗厂位于大红罗厂的北面。在清乾隆15年（1750年）《清北京城》图中，小红罗厂为弯曲形状胡同，东端与今西黄城根北街相通，南通大红罗厂。民国后截为两段，东西向者仍称小红罗厂，南北向者称后口袋胡同。1965年将后口袋胡同、小红罗厂并入大红罗厂，统一称大红罗厂。
壮士的革命生涯
彭家珍（1888年-1912年）字席儒，是四川金堂 县姚渡乡人（现属青白江区姚渡镇），父亲彭士勋为家珍取字习儒，寓意“士者国为宝，儒为席上珍”。但家珍并没有成为儒者，而是投笔从戎了。
家珍的父亲是清末秀才，以教私塾为职业，倾心于维新，他主张的是实业救国。彭家珍自幼曾就受了其父以及西方近代科学影响，青年时期的彭家珍接受到文天祥、黄宗羲等人的思想。这些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对他今后的革命生涯有重要启蒙作用，并引导他走向入了革命征程。
1902年，彭家珍被推荐到成都尊经书院任教。由此，他视野日益扩大，直接看到当时的国家怎样衰败、官府是怎样的贪枉、人民生活的疾苦，对改良派渐渐产生了怀疑，认为要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依靠封建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是根本不可能的，家珍的思想日趋激进。
1903年，彭家珍考入成都陆军武备学堂，以期用军事振兴国家民族。他在习武以外，还阅读了邹容、陈天华等人的革命著作，开始思考国家的前途，从此踏上为振兴中华、救国救民的革命征途。
1906年春，他以优异成绩被派赴日本考察军事，在此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后受到孙中山布置的任务，携带一批革命书籍于同年返回四川。回国后，曾在四川高等军事研究所实习，后被派往清新军第三十三协六十六标一营左队任排长，驻扎成都外的凤凰上附近。
1907年，同盟会在四川的骨干人员密谋起义，后被奸细告密。军阀赵尔丰下令全城戒严，随后派新军搜捕革命党人。彭家珍接机入城，他设法将这个信息通知了革命党人，同时掩护了革命党人的转移。为此他被当局列入怀疑对象，他凭借自己机智，沉着的将事态化解。
1909年，家珍入云南任新軍第十九镇随营学堂任教练官。在同盟会员刘介籓介绍后，任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前队队官，他发展学员们加入同盟会，同时借此机会吸收革命党人。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投入的资本，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导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的兴起，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
清政府为了镇压革命，且大肆派兵屠杀保路人士。由此，全国人民充分看清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本质。彭家珍预感全国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他趁兵营撤销的机会，来到北京。为了更好地配合全国的大起义，他从清廷军谘府要人处谋到推荐，又通过关系，被委任天津兵站副官长，代理标统职务（清末军制的“标”相当于现在的团）。
铁血硬汉彭家珍
1911 年在天津兵站司令部任副官时，彭家珍经常利用职务的便利来帮助和接济南方的革命党，因挪用军火事件被缉捕后，在北京、天津等地区为起义事情作联系工作。京、津同盟会成立后，被推举为军事部长。
1912年1月19日，清皇室的贵族分子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和铁良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并在京、津地活动，企图夺回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置物等权力，要以毓朗、载泽组阁，由铁朗担任清军的总司令，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并与南方的革命军决一死战。
1912年1月中旬，彭家珍与京津同盟会骨干人员讨论诛锄袁世凯、良弼、载泽的决策和付诸实施。同年1月16日，暗杀团前往东华门行刺袁世凯，遭遇失败。参与刺杀的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三人被捕后牺牲。因刺杀袁世凯没有成功，牺牲了三人，还有百余人作为嫌疑对象被捕。还致使袁世凯加强了警卫，且足不出门，已不便继续实施刺杀。
以清禁卫军第一协统军咨使爱新觉罗·良弼为首，组织了“宗社党”，他是满清的最后一个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但另一面，他也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最大障碍。同盟会将他确定为诛杀的主要对象。在清朝廷搜查革命党人的最严禁的时候，彭家珍自报奋勇的承担了刺杀良弼的任务。
1月25日，彭家珍与革命党郑毓秀见面，确定刺杀行动。郑的姐姐是他的女朋友，两人正在热恋中。彭家珍视死如归的袒露了自己的决心：“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在生离死别的时候，家珍的女友当场晕倒。
爱新觉罗.良弼（1877-1912），字赉臣，是红带子的宗室，满洲镶黄旗人（清八旗中上三旗之一）大学士伊里布的孙子。清光绪三年（1877年）生于成都，早年丧父，自幼接受的是正统忠孝伦尚的教育。1899年成为第二批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留学生。1903年，良弼毕业回国后被任命为练兵处监督，负责编练新兵。禁卫军成立后，他在满族亲贵中的身份和地位至关重要，担任禁卫军第一协统（协相当于现在的旅）。良弼是满清贵族中少有的军事人才，他看不惯那些混吃等死的满清族人，曾试图游说留日士官生一起以军事强国，避免暴力革命。清廷改军制、练新兵、立军学等军事活动，均由良弼出谋划策。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良弼升任军咨使兼镶白旗都统（旗的最高长官），成为清廷力战派的代表。
彭家珍要刺良弼，遇到了不少问题。首先他不认识良弼，他需要清楚良弼的相貌和详细掌握良弼的生活、工作习惯。于是他辗转与良弼的朋友罗春田、哈满章等人搭上关系，进入他们的活动场所，以寻找有关良弼的信息。活动间，见墙壁上悬挂满清诸权贵之相片，他试探性方式知道了良弼的相片，随后找机会偷偷取走，回家看个仔细。
京、津同盟会在北京西河沿设立了北方的暗杀部，由彭家珍、赵铁桥负责领导这个部门，成员有20余人，每人都有规定的行动任务。为汲取了刺袁失败的教训，彭家珍反复研究，认为街头狙击不易成功，上门刺杀反而更容易得手。1月19日，得知良弼等宗社党骨干到资政院开会后，彭家珍设法搞到一张旁听证，准备携带炸弹前往刺杀。不料，彭家珍来到时，宗社党骨干早已离席而去，计划落空。
此时，彭家珍偶然发现了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的名片，突然想到崇恭和良弼之间关系密切，适逢崇恭遇事外出，过几日才回。于是，他决定冒充崇恭前往良弼府邸实施刺杀。他先以崇恭的名义拍发假电报给良弼，后又准备持崇恭的名片携带炸弹到良弼住处。
1912年的1月26日是农历的腊八，满清朝廷在这个日子有馈赠腊八粥的礼俗。考虑到宗社党的良弼要藉此机会与同谋者会有相聚，彭家珍选择在这个绝佳时候执行刺杀良弼。1月25日彭家珍写下的“绝命书”誓言：“入同盟会以来“未见大效”，“今除良弼之心已决”。
决心已定的彭家珍于1912年1月26日，当晚11时许，将自己两日前所写的《遗嘱》，连同账簿和现洋200元装入皮包内，嘱咐仆人交给赵铁桥先生，然后怀揣着一腔热血奔赴战斗前线。
他特意身着高级军衔制服，以自己是清军标统的身份住进了北京前门附近的金台旅店。1月26日晚得情报，知良弼等次日将在集内庭计议军事以对付南方革命力量。夜十一时，彭家珍先到了位于前门的军咨府清朝廷那些权贵经常出没的四方去查看。没有见到良弼的身影后，又立即赶往位于西四红罗厂的良弼官邸去打探。
彭家珍从良弼府中仆人口中得知良弼也没有在自己家后，他立即回转出来，乘坐自己的车子准备再到其他处寻找。行至不远就看到了良弼的马车回来了，于是立即追了上去。就在良弼在府前下车时，彭家珍顺势前去打招呼，晨良弼还没有反应过来，彭家珍向良弼投去了一枚炸弹，良弼被炸伤左腿，当即摔倒在地。29日，袁世凯遣民政部尚书赵秉钧买通一中医，开一药酒服食，晚遂死。良弼临死前哀叹：“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
爆炸时，彭家珍与良弼的距离太近，一片弹片击中良府门前的下马石后反弹，不幸击中彭家珍的后脑，时为1月27日凌晨2时左右，年仅23岁的彭家珍以“我以我血荐轩辕”而慷慨取义，当即壮烈殉国。从此，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格局得以改变。他的大无畏精神深深的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红罗厂事件”的炸弹刺杀案事件不仅引起了轰动，也引发了时事的剧烈变革。宗社党那些骨干闻讯后无比惊恐，清宗室无人再敢坚持对抗革命党。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下诏宣布退位。
肝胆柔情照千秋
彭家珍烈士以身殉国后，孙中山先生等人给予彭家珍烈士高度评价。事实上，老彭不只是“收功”，更准确的说是“收宫”！由于同盟会党人主张在京建立烈士墓地，以供国人瞻仰。经四川军政府以及烈士家属的同意后，便将烈士遗体迁葬于北京西郊的万牲园（今动物园）内。1912年8月29日，孙中山率黄兴、胡汉民、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参加了迁葬仪式。
在墓地建成之前，彭家珍的遗体已由其亲属运回原籍安葬，墓地建成后入葬的是他的衣冠。杨、黄、张三烈士原葬北京北面荒郊，墓地建成后迁入。墓地正中立有8米高的纪念碑，碑上刻“彭、杨、黄、张四烈士墓”。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被夷为平地，烈士墓均已无存。1990年8月这里建立了“四烈士墓纪念遗址”石碑。有信息介绍，当时的纪念碑现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1936 年，烈士的家属彭赞尧等向当地的国民政府申请建立烈士纪念祠。后经国名政府和行政院的训令，同意在烈士的家乡金堂建立彭家珍烈士专祠。1938年在金堂建成了烈士专祠、纪念碑，占地约五十亩。
彭大将军专祠在“文革”中，也遭到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文物的保护工作。1980年7月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将彭家珍烈士纪念碑及专祠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提起彭家珍，人们习惯用“硬汉”来形容他，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彭家珍的柔情一面。他的堂弟彭家祥比彭家珍小45岁，幼时就听自己的父亲讲述素未谋面的堂哥彭家珍的故事。而后，从1981年到现在，一直守着彭大将军专祠，至今已经整整36年。堂弟彭家祥介绍“他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左右。从小到大，家里的长辈都说我和家珍长得最像。”
彭家祥介绍堂哥：“1910年，大哥前往奉天担任学兵营前队队官，尽管工作繁忙，但经常写信回家。除关心家人境况外，还关心大伯的痔疮，甚至亲自赶赴上海为大伯买药寄回来。不仅如此，大哥经常将大部分工资寄回四川供一大家人使用。”2015年，彭家珍留学日本时的照片、亲笔家书一封、自制铜磨盒一个、自制铜镇纸两个、彭大将军荣衰录等六件遗物首次公开亮相，彭家珍的堂弟、彭传勇的父亲彭家祥也首次面对外界讲出了彭家珍鲜为人知的故事。
留给堂弟最深刻印象的是：大哥1911年，彭家珍的父亲写信催婚，彭家珍回信说自己“仍居下僚”且“季子无金”，没法构建家庭，必须再“遨游数载，夺得将军印”，“否则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耶”，以此拒绝回家完婚。
彭家珍最著名的是那封绝命书，彭家珍在其绝命书中言：“此人(良弼)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灵涂炭，尚可堪设想乎？……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不如死得荣。我一人行之，必达目的。”表达了彭家珍那壮志未酬的心情和要继续拼搏的决心。
从《彭家珍遗同志赵铁桥黄以镛书》中可见他是慷慨赴死：“设不幸而荆卿剑击庭柱，子房锥中副车，则伍孚刎颈，景清剥肤，宰割凌迟之惨所不免矣。即或鲸鲵翦戮，蛇豕就诛，卫士必将攫人，重门岂能飞渡？聂政抉眼，锡麟煎心，呼吸危亡，祸至无日。况炸丸猛烈，玉石俱焚，杀我杀人，同归死路。综比三端，弟宁有生还望乎？呜呼！已矣！易水风寒，二兄不必为白衣冠之送矣！山河破碎，大陆将沉，祖狄闻鸡，刘琨击楫，楼船风利，正当努力中原。”
彭家珍大将军牺牲后，革命政府先后在南京、北京、重庆、成都、宜昌为彭家珍开了6次追悼大会。1912年3月29日，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公报第五十一号令陆军部抚恤烈士文，高度评价彭家珍，追封其为陆军大将军，赐恤崇祀忠烈祠。宋教仁、章太炎等同盟会员著文和题赠“歼除大憝以收统一之速效”，“杀一身以救全国”等挽联200余幅。
1953年1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查彭家珍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以中央人民政府病故‘革命军人牺牲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表彰了彭家珍的革命斗争精神。
家珍公园的烈士专祠
家珍公园是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一个名闻遐迩的公园，2007年镇政府斥资600余万元将家珍公园打造一新，公园重新修建了大门，采用牌坊式的建造形式。公园内修建了一个广场，广场开阔平坦。现在的家珍公园是苍松翠柏，掩映的纪念地，缅怀着革命先烈彭家珍为国舍身壮举，参观者无不钦佩。
彭家珍大将军专祠大门为仿古建筑，梁架为木结构，屋面为琉璃瓦，屋脊为灰条脊。祠门檐柱高七米，面阔14.4米，长15米，双扇开关的红漆大门上方，悬挂着 “彭大将军专祠”横额。专祠门前两侧楹联，“千载王纲一雷灰烬,将军易水大地春城”。专祠占地10250平方米，平面略呈四方形，正门与家珍公园相通，坐南朝北，为传统四合院布局。大门设在北端，古建筑除正中的纪念碑和西侧的陈列室外，依次为新建的大门、纪念堂、碑廊和西侧的万祺亭、接待室。
彭家珍烈士的专祠内高达数十米的石碑矗立其间，一面书有繁体“彭大将军家珍烈士纪念碑”，相邻的一面则写着“先烈彭大将军家珍殉国纪念碑”，碑名两两相对。彭家珍烈士纪念碑建于1938年。碑总高9.8米，逐层内收，其材质为红砂石，碑为四边形，由碑帽、碑身、碑基构成。1986年，在园内正对大门处建有6米高的彭家珍汉白玉雕像(含3米高的基座)。
彭家珍雕像则被安置于两碑之间道路正中间的纪念内，身披大衣、脚裹绑腿、双手抱怀，英气浓眉，气宇盎然。步近祠门，给人古朴典雅和庄严之感。专祠的建立，弘扬了彭家珍烈士的英勇事迹。纪念堂展板上有一段文字，记录了袁世凯的一段感慨之言：“二十镇的中下级军官，多出彭家珍之门。滦州兵变，皆其勾结。今近畿迭出暴举，足证革命党势力已及肘腋，此后祸变将防不胜防矣。”可见彭家珍他的那个时代的影响力。
今天的彭大将军专祠内还有历年来孙中山等人题赠的十二幅金匾，以及社会各界名流的题碑105块，印刻下“先烈之血，革命之花”，使得“天下英雄，流芳百世”。2003年，彭家珍大将军专祠也被正式对外公布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彭家珍大将军故居与《彭家珍大将军专祠》并不关联，彭家珍故居始建于清朝，在毗河的南岸，占地11亩，建有大小房间几十间，新中国建国后，房子分给了10几户村民居住。为了缅怀革命烈士，金堂县政府成立了修复彭家珍大将军故居的专设部门，将在此居住的村民陆续的迁出，并按照故居的原貌重新修复了彭家珍故居，建成后成为市民和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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