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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新宇 在1954年起的21年间，从日本各地乡村滚滚而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大多从此进入东京，开始了他们“农转非”的人生。 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日本用20多年的时间即完成了城市化改造。 这期间，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人口持续增长，其中以东京为最，目前东京都市圈人口为370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30%，相当于纽约和伦敦之和。 如此迅捷的社会转型是否产生过问题，特别是像“留守儿童”这类对于乡村家庭的亲情撕裂现象？是我赴日研究的主要课题。 1、户口 日本有户籍管理，但没有限制；任何人（包括取得居留权的外国人）准备长期出行到外地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誊本”从当地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在地登记即可，不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这一点从根本上消除了以户口划线，制定各种“区别对待”的可能。任何人在本国国土上，自由迁徙，并且能够随处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 2、住房 除了严格的入职教育、体检外，为了让打工者居有定所，无论是纺织厂、建筑公司、机械厂还是商店，都为初来乍到的打工者安排了宿舍。 当这些打工者进入到成家立业的年龄，由都市再生机构（UR）建设的大规模高层公屋开始接力，这些住宅被称为“团地”。 配套了当时时兴的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付清并不昂贵的1年以上的房租和押金，任何人都可以入住。 3、孩子入学 大量的集团就职者结婚生子，本地学校的容纳力迅速出现问题，政府没有选择限制“外来人口”，而是一方面在已有学校中扩容，加大班级学生数，开设更多班级，另一方面通过借用、租用等方式，动用力量大量建立应急式公立学校。 因为日本的公立学校教师会按照一定的周期流动，不存在新老学校间的师资差别，因此不论临时急就的学校教学硬件如何，在师资能力、教育理念等软件上，同其他城市学校基本不存在差别。 农民工的子女会顺利完成教育，在升学就业和心理上与城市孩子没有差别。 4、善待 战后日本政府对农村一直采用倾斜政策，1961年开始实施的《农业基本法》，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纠正战前工业和农业长期的收入不均衡。 因此，日本农村收入水平并不低，而且迄今为止，日本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一直高于城市，也是全球绝无仅有的现象。 而这一切，提高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期待值，也倒逼了日本城市政府和企业，为了吸引农村劳动力必须更要“善待”打工者。 5、农协 在这种善待的背后，日本农协（JA）的作用巨大。 特别是在田中角荣时期，JA主导的农村成为自民党的“票仓”，甚至一度成为能够左右竞选的绝对力量。因此，农民作为一个群体通过农协具备了政治博弈的能力，而农协则成为农村的政治代言人。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日本政客们不管谁上台，政府也不得不考虑“票仓们”的感受，不仅不可能有半点歧视和差别待遇，而且还要全心全意的改善农民工的社保、收入、住房、医疗和教育。 半个世纪前，日本对于公平和效率并举的发展模式，值得深思。 长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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