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民间的过年习俗：贴门神、燃爆竹、饮屠苏

宋人吴自牧《梦粱录》记述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乎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新年古称“元旦”“元日”“岁旦”等，民国之后改称“春节”，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也是宋代最为盛大的节日之一，全国人民都要隆重庆祝。在“除夜”和“元旦”这两天里，宋人有一系列消灾避邪、祈福求吉的习俗，同时，社交娱乐等活动也同样十分重要，充斥着浓浓的年味儿。

禳灾与辟邪

由于古代的科技发展水平较低，人们无法理解生老病死以及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常常对未知的神秘世界感到不安与恐惧。为了消灾避祸，人们设计了许多方法来消解内心的忧惧。这些方法逐渐演化成为固定的习俗，年俗即是其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张贴门神是古人安宅辟邪的重要方式之一。“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桃符是宋代门神的一种，其起源很早，传说羿是被桃杖打死的，后来鬼怕桃的传说便在民间流传开来。宋人陈元靓所著《岁时广记》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宋代桃符的相关情况，“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狻猊是龙之九子之一，白泽是上古神兽，二者都是祥瑞的象征。郁垒与神荼则是站立在东海度朔山桃树下的两名神将。桃树的东北桃枝处有个鬼门，所有鬼都从此处出入。神荼和郁垒二将把守这道鬼门，祛除为祸人间的恶鬼。而写春词或祝贺、祈祷语言的桃符估计就是春联最早的形式。

钟馗是宋代又一门神形象。宋代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岁首画钟馗于门，不知起自何时”，可见新年挂钟馗的习俗由来已久。沈括是最早记载钟馗故事的文人，他在《补笔谈》中记载了钟馗打鬼的典故：传说唐玄宗得了眼疾，曾梦见一大一小二鬼。大鬼戴帽子，穿蓝衣裳，袒露一臂，着皮靴，他捉了小鬼，刳其眼睛，然后吃掉了。玄宗问之何人，大鬼说自己名钟馗，是武举中被淘汰之人，发誓要为陛下除尽天下妖孽。后来，玄宗的眼疾竟奇迹般痊愈了。于是，命画家吴道子画钟馗图，下发给相关部门，以祛妖邪。吴道子《钟馗捉鬼图》大概是最早的钟馗形象。在五代十国时，挂钟馗驱鬼辟邪的习俗已经很普遍了。宋代民间新年挂钟馗，是继承自前代的习俗。

古人常将燃放爆竹视为驱鬼避邪的重要方式，宋人高承《事物纪原》记载：“元日爆竹于庭，以辟山臊。山臊，恶鬼也。”爆竹声音越响亮，节日的气氛越显浓厚。宋代出现了以硫黄作为原料的爆竹，声音尤为响亮，谓之爆仗。后来，元旦燃放爆竹也有祈福纳祥的寓意。

除了驱除鬼怪之类假想之物外，宋代民间百姓还想出多种方法以消除现世的灾难。一是驱病魔。“爆竹声飞，屠苏香细，华堂歌舞催春。”屠苏是一种用多种中草药浸泡的酒，据说有克制瘟疫邪气的神奇功效，瘟疫泛指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古人新年饮屠苏酒以求来年不患瘟疫。《岁时广记》还记载了一个有趣的驱病方法。北宋都城之人用面做成蛇形，再准备炒熟的黑豆、鸡子共三种东西。在元旦四更时分，让三个不同姓的人掘地，将三物逐件用铁钉各钉三下，嘴里念咒语：蛇行则病行，黑豆生则病行，鸡子生则病行。念完咒语后将三物掩埋即可。强调三个不同姓要一起行事，这显然是宋代城市发展的结果。市民阶层扩大，人与人之间沟通更多，这一民俗主观上是百姓期望自己与家人能得到更多人的庇护，显示了民众团结的力量，客观上可以增进市民之间的联系。

二是规避农业生产损失，毕竟这是古代社会人们最为重要的生计。民间于腊月捕老鼠，断其尾，在正月初一太阳未出时，家长到蚕室祷祝说：“制断鼠虫，切不得行。”三次祷祝后，置之壁上，希望永无暴鼠。毫无疑问，鼠害是古代农家的大敌。更为有趣的是，鼠与“暑”音同，因蚕适于凉爽、干燥的环境，因而养蚕之家最忌讳酷暑天气，此举也是期望所养桑蚕能获丰收。三是禳兵灾。宋人在元旦时，会取鹊巢来烧掉，以求避免兵灾。范成大在《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诗的注解中说到，元日当天，成都士女聚集于安福寺塔下，燃香挂幡以求消兵火之灾。战争带给普通百姓的伤害最大，男人从军离家，非死即伤，女人独操家业，光景凄惨。所以，避免战祸是百姓，尤其是古代女性的共同愿望。

祈福与求吉

“愿与儿孙，尽老今生，神寿遐昌，年年共守岁。”守岁是古人祈求福寿绵延的一种习俗。这一习俗最早见于晋朝周处所写《风土记》，隋唐以后，成为全国重要的年俗。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不论士大夫之家还是民间百姓，家人围着炉火团坐，彻夜不睡，一起守岁。除夕守岁，必须要准备“消夜果儿”，也就是各种色彩的点心、五色豆子、蜜饯、糕点之类。家人团聚在一起，吃着“消夜果儿”，相互话家常，交流感情。“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这表明就连孩子们也坚持不睡，在一旁戏耍玩乐，为这漫长一夜增添了许多乐趣。

受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在重大节日时，几乎都有祭祀祖先的活动。在宋代，元旦的早晨或晚上，民间设祭桌于家中，置香烛、茶点，家长率家族成员依次祭祀。一般来说，女眷不可参与，这是封建社会女性地位低下的表现。不同地区的百姓祭祀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在宋代，儒、释、道三教高度融合，所以宋人的宗教信仰杂糅，但以佛教为主。宋人周孚记载：“天下之民，其奉事佛者十室而九。”平时供奉不断，在节日时更要重视。从除夕开始，便会“备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岁之安”。道教在宋代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与佛教相比，信仰道教之神似乎有更多的现实意义，例如辟邪与治病。据《岁时广记》载，元旦四更时，民间百姓会摆上酒食祭祀瘟神，然后将祭器等一起扔到墙外，祈求来年无瘟疫。此外，民间供奉的道家之神还有寿星（长寿象征）、太上老君（宋代民间兴炼丹延年）、财神（财富象征）等等。

除了祭祀之外，宋代民间百姓还有许多极富想象力的祈福方式。宋人温革《琐碎录》记载，在元旦时，北宋都城开封人用盘盛柏一枝，柿、橘各一枚，把柿子和橘子从中间掰开，众人分食，认为这是来年“百事吉”（“柏柿橘”的谐音是“百事吉”）的预兆。这是利用谐音来祈求来年百事吉祥。

宋人还有新年求富的习俗。南宋诗人范成大《打灰堆词》记载，宋人在元旦天将亮，鸡将打鸣时，持棍棒捶打鸡粪，祈求利市，谓之“打灰堆”。传说南北朝时，有个叫欧明的商人经常祭祀彭泽湖湖神，湖神非常感动，就问欧明有什么愿望。欧明回答：“但求如愿。”湖神就送给欧明一个叫“如愿”的婢女。如愿一直勤勤恳恳，但是一次除夕却起得晚了，欧明训斥了她一番，她赌气跑到后院灰堆里，竟然消失不见了。欧明很着急，拿木棍边捶打，边呼喊如愿。因而，“打灰堆”又叫“乞如愿”，是古人一种略显滑稽的求富习俗。

社交与娱乐

如当今一般，古人在新年时，也有许多社交与娱乐的活动。在宋代，拜年是非常普遍的年俗。“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细民即普通平民，民间百姓也要穿上新衣服，与亲朋好友互相拜年。一般而言，位卑者向位尊者、年幼者向年长者拜年，要求是六次跪拜，但尊长者可以随意减少，参拜者按照尊长者的意见行事。拜年之时通常要带一些礼品，这是一种礼数。有些地区还会有些特别的讲究，如陕西汉中地区，当地百姓崇尚白色，要穿着白衣，戴素冠拜年。传说是为诸葛亮戴孝之后就一直流传下来的习俗。“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也就是说，如不能亲自上门拜年的人，会令仆人投名帖（类似于贺年卡）拜年。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拜年都是人们联络感情，传递祝福的重要方式之一。

宋代民间新年也不乏充满趣味的娱乐活动。正月初一，政府会开放关扑三日，令百姓尽情玩乐。关扑是一种有赌博性质的游戏，参与的双方定好价钱，掷铜钱定输赢，由输家付钱，赢家取走物品。平时被官府严令禁止，只在节日期间特许开放几日。《东京梦华录》记载，元旦时，北宋都城开封马行街、潘楼、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州北封丘门外、州南一带，关扑的彩棚连成一片，棚里铺陈着冠梳、珠翠、头面、衣服、花朵、领抹、靴鞋等琳琅满目的商品，叫卖声与街上的歌舞声夹杂在一起，热闹非凡。《梦粱录》记载，元旦时，南宋都城临安市民，不论贫富，竞相到道观、寺庙游玩，终日不绝。

上述的诸多宋代民间新年习俗只是当时众多年俗的一部分而已。这些习俗在今看来，有许多迷信的成分，但对于古人来说，却承载着非常美好的精神寄托，也为这一年一度的佳节增添了不少生趣与温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