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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曹芳芳 中国象牙雕刻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之后，象牙雕刻一直传承在七千年的历史当中，连绵不绝。而实际上，由于地球气候的变化，几十万年前在黄河流域曾有象群活动。据考古发现，5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有较多的象牙制品出土。在商代时，中原地区气候比今天温暖湿润，仍然盛产大象，河南省简称“豫”，即与大象有关。到了周代晚期，由于气候变化及土地开垦等原因，黄河流域已难觅大象的踪影。汉末，大象活动区域已退到长江以南地区，至唐代，长江流域的大象也基本绝迹。明清时期，大象的栖息地继续南迁至云南南部地区，成为中国境内的一种濒危动物。 从汉代以后，中国所需象牙多依靠进口。由于象牙色泽白嫩，属于上等的雕刻材料，其艺术品雕刻精美、价格昂贵，一直是王公贵族追捧的对象。另外，象牙还具有很大的药用价值，《药性论》记载象牙“甘，寒。清热镇凉，解毒生肌”。明清两代是牙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创造出了大量的艺术珍品。尤其是到了清代，形成了广作牙雕风格，广州成为当时牙雕制作与生产的中心之一。象牙雕刻类文物是广东省博物馆馆藏中一个优势且据特色的品类，明代象牙文物虽不如清代丰富，但多数为精品且极具时代特色。 通过梳理馆藏象牙文物，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明代象牙雕刻类文物共计30件。就种类而言，有象牙笏、牙雕人物、笔筒、盖盒、炉盖顶、挂牌等，其中前四类为牙雕大件，为馆藏明代牙雕的代表，以下主要介绍与研究这四类牙雕藏品。 精品解析   图1 明代象牙笏 长56厘米、上宽4.5厘米、下宽6.7厘米，为本馆三级藏品。由整片象牙制作而成，整器依象牙走势而成弧形，边缘有小磕缺。笏面经过抛光处理，光滑平整，有自然裂纹，纹理清理，细密均匀。象牙质地缜密，包浆肥厚，形制硕大古雅。本馆共收藏明代象牙笏22件，此件是其中形制最大的一件。   图2 明代象牙笏 长54.5厘米、上宽5.4厘米、下宽7厘米，为本馆二级藏品。长条片状，上窄下宽两端翘，通体光素无纹。此件象牙笏器形与象牙纹理特点与上一件象牙笏类似。不同之处为：一是这件牙笏四角稍截去一小角，而近似圆角；二是这件牙笏颜色较上一件浅，泛白。 笏板，又称手板、朝板或朝笏，是古时大臣面君的必备之物，是官员礼仪的重要表现。笏的起源甚早，《史记·夏本纪》中已有用笏的记载，周代时已形成用笏规制。最初笏是一种在面君时记录的工具，可记录君命或旨意，也可记录上奏之事以备忘记。隋唐时期，明确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持象牙笏，六品以下官员持竹木笏。宋代之后，笏的记录功能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单纯的礼仪工具，不仅是大臣上朝时的必备之物，也是祭祀、朝会等大典时的重要礼器。明朝建立之初，对整顿和恢复传统的汉族礼仪十分重视。朱元璋认为元代服饰皆胡服，其男戴胡帽，女不服衣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于是下令废弃了元朝服制，恢复唐宋服制。大臣们参考周、汉、唐、宋的服饰形制，并加以修改，推行并试用了二十多年，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确立了明朝官员服饰制度，其中亦包括相关的佩饰。《明史·舆服志》载五品及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用象牙笏”，六品及六品以下官员“用槐木笏”。可见，象牙笏是明代五品及五品以上文武官员的必备之物。 由用笏还引申出一个我们皆熟知的名词—缙绅。古代大臣持笏奏事完毕，就将笏板插于腰带之上，这一动作被称之为“缙绅”。“缙”主要指“插”，“绅”主要指腰带。于是人们常常将这一特定的动作指代为当官之人，也就是我们所长说的“缙绅”。    图3 明代象牙雕寿星 馆藏牙雕人物共有2件，均为寿星像，两寿星像大小、形制、纹饰大同小异。此件宽6.5厘米、厚6厘米、通高30厘米，为本馆二级藏品。此寿星像为立体圆雕摆件，摆件以象牙尖部随形雕制，中空。老寿星头微侧，高额，长眉长须，面微露笑容，双目有神平视，耳垂下垂较长而肥厚，脑后梳一髻，发带飘垂。双襟宽袖长袍，于胸前连结。左手持杖，手部以上拐杖断缺。右手执扇自然垂放置腹前。衣左下角缺失一大块。寿星开相细腻、光滑圆润、质地细密、包浆肥厚、色泽古雅，象牙纹理清晰可见。    图4 明代象牙雕寿星 此件宽6.5厘米、通高24.5厘米，为本馆二级藏品。寿星依象牙形状和纹理雕刻，头形细长，微凸，高额耸立，长眉弯垂，目微睁，阔鼻垂耳，长须及肩，面容慈祥，略带微笑，身着对襟宽袖长袍，手持一杖。寿星雕工虽然不复杂，但是线条十分流畅，面容雕刻尤为突出，那微微一笑仿佛能够穿越时空，直达人心。 两件寿星雕像虽雕工简练，但是线条圆熟流畅，人物造型极其生动。虽然表面有裂纹，但更添其历史韵味感。明代牙雕人物最为出色，常见有仕女、观音、八仙、福禄寿三星和十八罗汉等，常善于利用象牙料的自然弯曲之行塑造人物的动态之美。 寿星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长寿之神，其形象一般为一位头长身短、额头隆起、须眉飘飘的老翁，其面目慈祥，手持龙头拐杖或系有葫芦的拐杖。这个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寿星形象家喻户晓、人见人爱，早已成为幸福安康的象征，是中国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形象之一。明代《西游记》中详细刻画与塑造了寿星这一神仙人物，由于《西游记》在当时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使得寿星更加受人喜爱。在道教中，寿星称为南极仙翁或南极真君。在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由于皇帝非常崇尚道家，许多工艺美术品为道教人物形象或装饰上都弥散着极重的吉祥如意的氛围。  图5 明代象牙庭院人物笔筒 馆藏明代象牙笔筒共有3件，皆为本馆二级藏品。此件高14.9 厘米、底径9厘米。笔筒以一节象牙为材料制作而成，直腹，筒壁上厚下薄，泛黄棕色，下面缺底。笔筒表面未刻花纹处，包浆肥厚，光滑油润，象牙纹理犹如层峦叠嶂，清晰可见。笔筒上端筒壁较厚，显示出质地非常细腻，截面上有类似圆圈纹的裂纹，期间布满细小竖向裂纹，平添了一股历史沧桑感。笔筒表面采用减地浅刻的技法，刻人物故事图。一男一女在庭院中喝酒吟诗，一侍女持壶站立身后，庭院中有假石山、芭蕉树、竹子、花卉等。蝴蝶在采花蜜，天空飘着云朵，远处群山隐隐可见，一派宁静悠闲的感觉。在笔筒上端一侧刻有诗句及题款，诗句内容为“独酌芳春酒，余兴有谁知”，落款“镗江山人”。诗句内容与人物故事图内容遥相呼应，更添潇洒悠远之感，与明代文人气质完美契合。 图6 明代象牙山水人物笔筒 此笔筒高14.5厘米 、口径9厘米，为本馆二级藏品。笔筒以一节象牙为材料，直腹微弯曲，表面包浆深厚呈棕褐色。纹饰由浅浮雕制作，腹壁剔地浅浮雕山水人物图，图中仙人云海、亭台楼阁、苍松、梅枝。画面雕人物共五人，一边是头戴官帽，身穿长袍，手持朝笏的朝廷官员，前面有手提宫灯的引路童子，后面站着手持长羽扇的侍者，另一端松树下，二随行者，一人手持权杖，另一人则一手牵着马匹跟随着。此笔筒剔地浅浮雕和阴刻线修饰的手法雕刻画面，人物面部处理很简练。晚明时期，山水人物图是一种十分流行的纹饰，充分表现了士大夫纵情山水的闲情雅趣。苍松、梅花为“岁寒三友”中的两友，松象征常青不老、梅象征冰清玉洁，皆是君子所寄求。 笔筒是盛放毛笔的器具，虽然毛笔起源甚早，但是笔筒在古代文具中出现得较晚，目前所见最早的圆筒形笔筒考古实例是宋代出土的。在明代中晚期之前，置笔的方式或平放、或搁置、或插入，各有不同，因而笔具的形式多样，有笔篓、笔插、笔船、笔床、笔格等，笔筒只是笔具之一，并没有成为一种主导样式，笔筒在明代中晚期才成为笔具的主流。象牙在明代为外来舶来品，需要进口而来，早期政府对象牙的使用控制也较严，中晚期之时社会发生转变，文人士大夫崛起，而笔筒从诞生之初就与文人生活密不可分，当时的文人崇尚自然的生活观，讲究做人的品位，追求生存的格调，寻觅案头文玩清供便成了他们生活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文房用品也追求实用性、观赏性与艺术性于一体，各种材质都被拿来制作笔筒，因此珍贵的象牙也走进笔筒世界。 图7 明代象牙人物故事瓜形盒 馆藏明代象牙盖盒仅此一件，但为精品。此盒长9.8厘米 、宽6.2厘米、高4.3厘米，为本馆二级藏品。瓜形盒，牙色深黄。由盒、盖上下两部分扣合而成，子母口，盒、盖身为瓜棱状，盖面浅浮雕藤蔓、花蝶、昆虫。打开盒盖，盒内雕《西厢记》人物故事图。盒内雕《西厢记》崔莺莺与张生月下相会的故事，只见图中张生攀柳树夜会，崔莺莺在两丫鬟手持灯笼陪伴前来约见。盖内雕下棋图，崔莺莺与另一女子坐于鼓形镂空高凳，她们二人一人手执棋子正欲落棋，一人手扶下颌做思考状，一侍女立于桌旁，另一侍女端茶具及点心正迈步前来，四人皆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此盖盒融圆雕、镂通、浅浮雕、阴刻技法于一体，人物刻画细腻生动，景物雕刻精美。盖盒基本完整，唯盒内灯笼灯杆断缺，有小裂纹。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元代大剧作家王实甫的名作，该剧一经问世即受到普遍关注。《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其所体现出素朴之美、追求自由的思想，及它华艳优美的曲词，富于诗歌的意境，对明清以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极为深远。但是《西厢记》作为“诲淫”代表，历史上长期受到攻击、诋毁，被列为禁书。明初官方虽然没有直接禁毁《西厢记》的文字记载，但是对戏曲演出进行干涉。明后期，启蒙思潮影响下的通俗文学空前繁荣，“人”被重写、“情”被肯定，扬情抑理、去假存真成为小说和戏曲创作的指导和追求。《西厢记》作为戏曲写情之作的代表, 作为“北曲之冠”“南戏之祖”，在明代社会具有广泛的市场，各种刊本层出不穷，剧坛《西厢记》演出风靡，崔张故事家喻户晓，众多名家和批评者参与到《西厢记》的批评中来。特殊的社会思潮、文学思潮给了《西厢记》以繁衍的土壤。也因此才使得使用象牙创作同类题材成为可能，这件牙雕人物故事瓜形盒无疑是此时期《西厢记》风行的极佳例证，同时也反过来推断了该件牙雕作品的相对具体的年代。 …… （本文作者任职于广东省博物馆） （节选自《艺术品》2017-07 总第67期） 本文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平台荣宝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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