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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寒温之争的试金石（上接第34期）
金元以来，寒温之争一直持续不休，直至今天仍然如此。所谓寒温之争，是指用药以寒凉为主，还是以温热为主的不同观点，其前提则是主张火热病多发，还是虚寒病多发，由此才引发用药寒热的分歧。亦即疾病发生的大多数、大趋势究竟是什么？这才是寒温之争的关键。虽然见仁见智，互不相让，但孰是孰非，终归应该有一个真相。 寒凉派刘完素主张“六气皆从火化”，滋阴派朱丹溪倡导“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加上温病学派的影响，都强调火热病症的多发性、普遍性，甚至宣扬“万病皆火”论，至今仍有很大市场；张景岳主张“阳非有余，阴亦不足”；火神派则主张“阳常不足，阴常有余”，“阳虚之证十之七八，阴虚之证十无二三。”两派针锋相对，争得难以开交。试看： 吴天士曾治族弟坦公之尊堂40岁，患呕吐，“以证论，不过一停饮耳。”然“医家万病皆云是火，一见呕吐，更云有火，动以黄连投之。”吴氏前后至少与十个名医过招，“有议附子大毒，不宜服者，……甚至全不知医者，亦随声附和，戒其勿用附子。”争得“几欲呕出心肝”。“其中证变多端，费尽苦心，竭尽精力，而且担惊受恐，为彼救活，渐次收功。忽又惑于前之名医，几复杀之。且三杀之，而余三救之。”关键在于寒温之争，“每投药之际，辄如此辩论一番，几欲呕出心肝。”足见当时争论何等激烈。 又治“潜口一仆人，患伤寒已半月余矣。初起发热，历两医皆用发表药，共五六剂，热总不退。继更一名医，见其胸膈胀闷，有一块作痛，云前药俱错，此是伤食，日用枳壳、厚朴、神曲、山楂、麦芽、柴胡之类，已服十余剂，更剧。今则唇紫燥裂出血，又有两医人各出主见，其一要用石膏五钱、黄连一钱。又一医人云，不如大黄五钱，一下而愈。”“历数医，服半月药，未曾错撞着一味对证药，所谓药伤更难医也。”吴氏认为，“证乃寒中太阴脾经，亦甚易认。计二十日前，曾经历五医，俱是表表著名者，不知何故，绝无一人认得是阴证，医至将死，而后待余以峻剂参、附救之。既救活，又群议余好用参、附，独不识诸君绝不好用桂、附，而单好人死也耶？”（《吴天士医话医案集》）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火神派名家都曾有过这种与温病派激烈争辩的经历，在吴门温病学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江浙一带，吴天士、郑重光（素圃）理所当然的显得“不合时宜”，大多时候处于少数派地位，试看《吴天士医话医案集》、郑重光《素圃医案》即知，乃至吴天士发出“曲高者和必寡，道高者谤偏多”的感慨。究竟哪种观点更符合实际？现在郑钦安提供了阴阳判定的标准，用阴阳辨诀衡量一下，问题自然可以解决。我们也可以看出，吴门温病派之所以倾向寒凉，很多时候是因为误认假热、阴火为实火、阳证，自然“万病皆火”了，其源盖出于不识阴阳辨诀之义。郑钦安曾经大声疾呼：此“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 关于寒温之争想到一段公案，沪上名医陈苏生（1909～1999），早年拜钟符卿等名医为师，“向守其师承轻淡之术”，亦即吴门轻清学派，悬壶不久已有声名。但其34岁时，姨丈家中先后三人罹患伤寒，陈氏自己先以“轻淡之术”“挡了一个头阵”，毫无寸功。后遍请中西“大名医”，结果皆以病亡告终。一年之内，“经历了三次教训”，他深感负疚，决计再访名师。后结识祝味菊，“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茅塞大开，遂以35岁之年执弟子礼于祝氏门下，每晚到祝师家，质疑问难，并将师生问答整理成《伤寒质难》一书，成为祝氏入门传人。按说，陈老先生为祝氏入门传人，应该对阴阳至理认识得不错。谁想到此老晚年竟然说出，“重阴重阳只是一种宗教观念，始终是一场糊涂官司。擅用温补者自然强调阳重，擅用滋阴者自然强调阴重”（《陈苏生医集篡要》）。这话未免糊涂，似乎阴阳可以随性而定，全无客观标准了。关键恐怕还是没掌握好阴阳辨诀的真谛，自然分不清究竟是阴虚还是阳虚了。阴阳辨诀可以说是寒温之争的试金石。
作者学习钦安学说之后，首先分清阴阳，方觉真正会看病了，“此处下手，便是高一招法”，这要归功于对阴阳辨诀的感悟，《灵枢》中提到“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确实感同身受，辨病认证如同增加了一双慧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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