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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瓶花艺术家 徐文治 第一次见徐文治是在北青报举办的活动上， 他要在观众带来的七只瓶子中即兴插花。 那是一个极常见的会议室， 一些极普通的瓶子， 经他一番侍弄，平添许多春意。 第二次见， 是在他位于北总布胡同的工作室， 古色古香的桌椅，满架的典籍， 随处可拾的挂画， 梅花，山茶，抑或一段造型奇古的枯枝， 无比融洽共处一室。 徐文治迎了出来， 双手交叉笼在袖子里，笑眯眯的一脸佛相。 两次见面，包括之前种种机缘听来的， 都不足以描摹一个人， 那就宁心静气，观其瓶花， 其朴素，其空寂，其静谧， 反倒在模模糊糊中， 勾勒出了他的内心轮廓。  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 在插花界，徐文治是一个活跃的名字。 他的插花无一定之法，却又自成一派。虬曲枯枝旁逸斜出，线条清简，间缀疏花三两。各有意态，如花在野。 若是宋元明清古画上那些气韵生动的瓶花得以穿越的话，大致如此。 “瓶花从环境，从趣味，从它的精神面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绘画角度讲，某一段画再好，用笔再好，整个画面达不到‘气韵生动’，就是死的。同理，插花上，某一段枝子插得好，没用，整件插花作品要气韵生动才行。” 正如明人计成在《园冶》中提及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徐文治苦心追求的“最高境界”。这个标准空泛，抽象，犹如传统绘画中对“逸品”的定义。 你很难从徐文治口中，听到关于插花妙法，花材高下，花器雅俗的见地。它并不像日本的花道，通过谈流派，谈比例，谈三大主枝，便可将技法倾囊相授。那些美丽又易逝的瓶花就像从他心中长出来的，这是一种玄妙的不可言说的经验。 那怎样才能插出一瓶审美境界极高的花呢？到最后，他只给出了“唯有读书”四个字。  插花的功夫在插花之外 茶室高耸的书架上，是他常常翻阅的图籍，也不过是冰山之一角。 2002年，徐文治迁居北京，始接触书画艺术。初懵然不知书画为何物，齐白石为何许人，更遑论八大、云林。 读书，惟有读书。他的书架很快就装满了民国以来出版的历代书画艺术图籍宝绘。自任《画廊》杂志副主编，《新美域》杂志主编以来，更是精研细究，深入艺术堂奥，所获颇丰。尤其是对萧谦中、陈师曾、溥心畬、赵朴初等近代艺术巨匠，颇多心得。
老的青铜器具有时代感、古朴厚重， 可以让插花的格调显得很高。 所以，他对时下所流行的关于传统美学的流行观点，均持保留态度。譬如宋代极简美学——“或许叫宋代极致美学更合适，那是奢华到极致呈现出的一种美学风格。”譬如宋人四般雅事——“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中的插花在这个时候，都是由专业的技术人员提供的劳务输出，说白了就和我们今天的家政服务是一样的。” 这些观点来源于书本，终于实践。故而，对于未做任何功课只是想当然地理解插花的人，毫无例外“怼”回去。甚至得了一个“毒舌老师”的诨号，他倒也不以为然，还时不时拿出来调侃。 因为他深深明白，插花的功夫在插花之外。功夫用在哪儿，所插之花便是毫无保留的见证者，走不了一点儿捷径。
花器以古为上，但现代材质玻璃、琉璃等， 亦可创造别样之美。  岁朝清供，要像一幅画 近日，徐文治出版《瓶花之美》，将自己那些插花过程中无章可循的心绪记录下来。 中国传统插花，在一千年的历史传承中，一直约定俗成总称“瓶花”。“瓶花”这个概念在北宋时就有了，北宋的诗词里处处可见它的身影。 到了明代，在瓶花理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三篇著名的瓶花理论著作，分别是高濂《瓶花三说》、张谦德《瓶花谱》、以及上述提到的袁宏道《瓶史》。 “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这亦是三本理论中所提倡的观点。
已是岁尾，大年初一的瓶花该如何侍弄，才能得以一窥中国传统文人的旧历年？ 徐文治言道：在岁朝，要选择代表吉祥含义的花材。譬如牡丹、玉兰、梅花、山茶、腊梅、松枝、柏枝、水仙、竹枝、竹叶、柿子、百合、佛手、如意、石榴、石罄。这些东西我们基本都能找得到。
条件允许可以用老的青铜器、民窑瓷器及陶器。这种器具有时代感、沉稳，可以让插花的格调显得很高。小的花器搭配小的花材，大的花器搭配大的花材。插花的造型，比如高低、疏密的搭配，可以根据自己的艺术感觉来做。 最终，完成的插花要像一幅画。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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