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基于对“性别”概念的现代解读，文章主要介绍了西方性别考古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国考古学对西方性别考古理论的引入和自身发展的特点，梳理了国内在性别考古学视野下的研究，主要分为墓葬分析和性别差异、社会习俗层面、社会身份塑造和权力结构三个层面。 1 对“性别”的不同解读 性别看似简单易懂，却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一般谈及的性别是指男、女性在生理上的差异，即生理性别（sex）。随着性别理论的发展，性别的概念有了更多的解读方式。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Gayle…Rubin）在1976年提出了“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认为对性别的理解应该放到社会背景、文化中去。社会性别是一种身份特征，代表了不同的社会角色。此后，在性别研究中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被区分开来，生理特征的差异被认为只是表象，性别的差异并不只是二元对立的男女差异。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性别理论的出现，性别概念又面临新一轮的解构。 2 性别考古、女权主义考古学 2.1 西方的性别考古学研究 1984年，玛格丽特·康基与珍妮特·斯佩克特发表的论文《考古学与性别研究》[1]被认为是性别考古学进入美国正统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但事实上性别考古学在北欧早已萌发。1998年出版的《性别考古学论集》[2]是一本关于性别考古学的经典论文集。2000年出版的《性别考古学》[3]一书介绍了性别考古学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内容。 美国考古学家萨拉·尼尔森是性别考古学主要倡导人之一，从事东亚考古研究，特别是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考古学方面，对中国红山文化有高度关注。她推出了一系列与性别考古学有关的著作，其中《考古学中的性别》[4]探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母系社会问题。《萨满、女王与雕像》[5]关注了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女性地位和中国东北早期国家的形成。可见，性别问题已被置于权力结构和国家起源的框架中讨论，而中国古代的性别问题在国外也已受到了关注。 总之，国外性别考古学的著作在理论建设、研究范式甚至写作方式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并且未曾停下脚步，这给中国未来的性别考古学研究一个不错的示范。 2.2 中国的性别考古学研究 2.2.1 性别考古学的理论介绍 国内第一次正式介绍性别考古学的是2004年由王苏琦翻译的《考古学与性别》[6]一文，该篇文章是英国考古学家马太·约翰逊《考古学理论：导言》[7]一书的其中一章。陈淳《美国性别考古的研究及启示》一文对美国的性别考古学发展做了介绍，并回顾了西方学者如何从考古学分析中探讨性别问题[8]。曹芳芳对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发展做了梳理，将中国考古学中的性别研究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运用出土文字材料探讨婚姻制度和母权问题； 第二阶段是运用考古材料分析社会形态和性质中的性别问题； 第三阶段则是以文字材料角度探讨的研究增多，也很少涉及“性别代码”和史前性别模糊化等问题[9]。2006年出版的《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10]被视为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开山之作，作为第一本结合了中国考古资料和性别研究的论文集，该书不再只是关注女性问题，而是放眼到两性在社会发展中的权力变化。其局限性是收录的论文中除了1篇是综述类的文章以外，其余全部都是墓葬分析。这也受到国外学者的诟病，性别考古学不应该只是墓葬分析。201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召开了首届“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11]，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以女性考古为主题的论文集。 2.2.2 性别视野下的中国考古学研究 国内在性别考古学视野下探讨研究主要分为三个层面：墓葬分析和性别差异、社会习俗层面、社会身份塑造和权力结构。 在墓葬分析中针对性别差异的研究比较多，主要通过统计学方法对墓葬空间、随葬品进行分析，以辨别出两性在葬俗、地位上的差异。这类研究主要有李丹的《墓葬习俗中的性别角色和年龄结构观察——以忻州窑子墓地为例》、林永昌的《西周时期晋国墓葬所见性别差异初探》、张礼艳的《西周贵族墓葬所见性别差异——兼论西周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等。 针对社会习俗和性别差异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墓葬和居址材料、器物组合的分析。王建文的《性别角色与社会习俗研究——以贾湖遗址为例》一文讨论了贾湖遗址的社会习俗，包括男女劳动分工、社会分层、杀女婴风俗、猎头习俗和婚姻形态等[12]。王鹏辉的《新疆史前“化妆棒”器物组合的性别考古学研究》对化妆器物组合锥形化妆棒和各色石质颜料块进行研究[13]。 社会性别的构建实际上是一个通过社会文化塑造个体或群体的身份的过程，其背后有着权力结构的支撑。在后现代语境下，“社会性别”几乎等同于“权力”①，表现出来则是地位的差异。 3 小结 从国内性别考古学目前总体的研究情况来看，史前史和青铜时代考古在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增加，但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基本上都是以墓葬分析、寻找性别差异为主，较少涉及社会习俗、社会角色、社会观念、权力结构的研究。另外，史前社会“性别模糊化”在欧美性别考古学中已经被讨论得不少，许多民族志材料和人类学研究显示，美洲、印度等地都存在“第三性”或者“性别模糊化/无性”，笔者认为针对史前性别模糊化现象进行研究有利于对性别身份构建的理解。 注释 ①后现代性别理论提出用“权力”一词取代“社会性别”，因为性别结构本身就是权力结构，其思想源自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理论。 参考文献 [1]Conkey，Margaret W.， and J. D. Spector. “Archaeology and the Study of Gender.”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 Theory 7.7（1984）：1-38. [2][5][8][9]Haysgilpin，Kelley， and D. S. Whitley. Reader in gender archaeology.Reader in gender archaeology /. Routledge， 1998. [3]Marie Louise，Stig Sorensen.Gender archaeology， Polity Press，2000. [4]Sarah Milledge Nelson.Gender in Archaeology： Analyzing Power and Prestige，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1997. [6]（英）马太·约翰逊，王苏琦译.考古学与性别[J].江汉考古，2004（1）. [7]Johnson，Matthew.Archaeolog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2nd edition.Wiley-Blackwell，2009. [10]（美）林嘉琳，孙岩.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1]贺云翱，彭友琴.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2]王建文.性别角色与社会习俗研究——以贾湖遗址为例[J].上海博物馆集刊，2012. [13]王鹏辉.新疆史前“化妆棒”器物组合的性别考古学研究[J].边疆考古研究，2012（1）：329-341. （文章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01（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