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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丝路山水地图》:既然登上巅峰,就应接受质疑(最新高清图)

 snake1002 2018-02-17

《丝路山水地图》起点:嘉峪关

《丝路山水地图》终点:天方(今沙特麦加)


2018年春晚的一大亮点,

是特设了《国宝回归》环节,

故宫“网红”单霁翔院长,

香港世贸集团许荣茂先生,还有张国立做国宝介绍人,

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煌煌巨作《丝路山水地图》,

一件意义非常的国宝,

历经数十载终于“回家”了


 

这幅幅宽0.59米、全长30.12米的巨画,

绘于绢本之上,

相当于3张《千里江山图》,

6张《清明上河图》。



挟《国家宝藏》等文博类节目热播热度,

这张画顿时成现象级神作,

瞬间在除夕夜刷屏。


但刷屏之中,

也有质疑声传来。




原画出处


《丝路山水地图》此前在学术界更为通行的名字是《蒙古山水地图》,此名源于其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厂著名书店“尚友堂”的题签“蒙古山水地图”。


题名中的“蒙古”指的是16世纪仍然统治着从今天甘肃嘉峪关以西到土耳其和北非的蒙古四大汗国的后续王朝,如蒙古撒里畏兀儿诸部落(源于窝阔台汗国)、帖木儿帝国(源于察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金帐汗国)等。


据称,这幅古地图20世纪30年代流出国外后,一直被日本著名收藏机构藤井有邻馆(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收藏,且被当作清代山水画卷,秘不示人。


藤井有邻馆是日本京都一家有名的私人博物馆,以收藏中国古代文物为主,它的名字取自《论语》中的”德不孤,必有邻”,寓意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的关系。创建于1926年的这家博物馆,迄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


有邻馆的创始人是日本近江的富商藤井善助(1873-1943),他早年留学中国,就读于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1901年改组为东亚同文书院),后归国继承家产,以经营实业出名。1908年,藤井善助转而从政,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期间拜政治家犬养毅为师,受其影响,开始收藏中国古代文物。


辛亥革命后,大量的清宫旧藏流往东瀛,藤井善助抓住机遇并在汉学家指导下,将许多稀世珍宝收入囊中,从商、周青铜器到宋、元、明、清书画无所不包。其中就有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宋徽宗《写生珍禽图》、米芾《研山铭》等等。


藤井有邻馆不仅内部宝物众多,它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玩赏的作品。主馆是西式风格的三层砖石建筑,顶部则竖立起一座清代风格的八角亭。亭身涂满朱漆,上面铺设的琉璃黄瓦是乾隆年间用于修缮故宫的库存古物。


有邻馆据说是“清代皇家建筑外唯一使用清宫琉璃瓦的房子”

直到2002年,中国收藏家易苏昊、樊则春造访藤井有邻馆征集中国文物,在馆内偶然发现了一件所谓“清代青绿山水画手卷”。这幅手卷以矿物质石青、石绿作为主色绘制,从风格上看,可以推断是明朝吴门画派仇英的风格。为此,他们与馆方多次谈判,最终花费巨资以“青绿山水手卷”的名义,征集到了这件《蒙古山水地图》。该图原长40米,“天方”之后,原本由天方至真正的终点鲁迷(今伊斯坦布尔)的10米,在流传过程中遗失。 

2002年回流北京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先生从艺术风格作了初步鉴定,认为至少是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然而此图由东向西的起止点分别是嘉峪关和“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包括道路、城池、关隘、山川、寺庙、墩台等,范围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标注名称的211处地点采用的是音译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等多种异域语言的汉字,必须是熟悉中国古代西域历史地理的学者才能鉴定。

2004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介绍,北大考古系教授林梅村先生对作品进行了长达八年的研究,并撰写了二十余万字的学术著作《蒙古山水地图》。

在此过程中,该画由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出资2000万美元收购,并于2017年11月30日,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认定依据


2004年8月召开,林梅村在“东亚古代文化的交流”考古分论坛论上做了题为《明代中叶<蒙古山水地图>初探》的报告,正式将他的研究成果公布:


第一、通过地图与历史建筑年代的对比,确定成图年代为1524至1539年,即明代中叶。图中有嘉峪关,年代必在嘉靖三年明军退守嘉峪关以后。图中没有嘉峪关以西嘉靖十八年建成的“永兴后墩”(今称“长城第一墩”)等明长城烽火台,年代则早于嘉靖十八年。即《蒙古山水地图》绘于嘉靖三至十八年之间(1524—1539)。本地图的终点站是“天方”,即麦加,与明初陈诚在《西域行程记》、马欢的《瀛涯胜览》二书中的地名一致。而麦加在元代时称之为“天堂”(见元末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更加佐证此图为明代地图。


第二、发现以本图为母本的明代刻本和明代绘本,证实了学界关于明代刻本地图来自手卷的猜测,也证明该地图来源于明内府。《蒙古山水地图》有一件明代绘本和两件明代刻本,从地名数量、画面内容等推断,各版本的源流应为:《蒙古山水地图》——《甘肃镇战守图略》(1544-1545)版《西域土地人物图》明彩绘本——《陕西通志》(1542)所收《西域土地人物图》明嘉靖刻本——《陕西四镇图说》(1616)版《西域图略》隆庆刻本。这一发现证实了早年间北京大学向达教授对明代地图的猜测“《郑和航海图》原来当是手卷式,收入《武备志》后改成书本式。”此外,类似《蒙古山水地图》这样长达30余米的地图,其绘制工作在明代必然是国家行为,本就是内府用品。而《甘肃镇战守图略》是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五种明代纸本彩绘边防图之一,应为兵部或礼部使用,这一绘本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其母本《蒙古山水地图》的尊贵地位。


第三、该图山水画风格深受明代中叶吴门画派影响,以表现青绿山水、高山大川为主,气势恢弘,尺幅巨大,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例如卷首的“嘉峪关图”和吴门四大家之一仇英的名作《归汾图》如出一辙,显然使用了同一粉本。


仇英《归汾图》

争鸣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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