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讲传统文化，离不开阴阳。虽然秦汉及其先前诸子论阴阳各有心得，但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更体现出其自身的学术特点，在思维水平上更高出一层。尽管中医学只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枝，但就其阴阳学说所达到的高度来说，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则是无与伦比的。概括起来讲，中医学的阴阳理论水平之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医学的阴阳理论特别强调阴阳再分阴阳，以适应阐述天人关系以及病机、发病、诊断、治疗之需要。二是把一阳分为三阳，把一阴分为三阴，即阴阳学说中的三阴三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以适应认识事物与疾病，对事物、疾病进行比较分类之需要。这是中医学对阴阳学说的独有的阐释和贡献。
就目前文献所见，三阴三阳当首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在这两部古灸经中，用泰阳或钜阳、少阳、阳明、少阴、泰阴或太阴、帣阴或厥阴命名经脉。它的表述和运用比《黄帝内经》中对三阴三阳的表述和运用，要显得更为原始古朴。
把一阳分为三阳，把一阴分为三阴，在《黄帝内经》中首见于《阴阳离合论》。在《黄帝内经》中，用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阐述天时变化、天人关系、脏象、经络、气血、形志、诊要、脉象、病能、标本，可谓之贯通全卷，渗透至微。《天元纪大论》尝云：“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至真要大论》曰：“阴阳之三也，何谓?”曰：“气有多少，异用也。”把一阴分为三阴，把一阳分为三阳的依据是阴阳气之多少及其不同的功能。实际上，《至真要大论》在这里回答的只是阴阳分为三阴三阳的依据是什么，而没有回答为什么要分成三阴三阳而不是四阴四阳或五阴五阳等等,这是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问题。
在人类认识史上，先民仿佛对“三”发生过兴趣，并在自己的思想文化中刻有这样的痕迹。在殷甲骨卜辞里面，有一条见《续》2.28.5)。其中有一个“众”字写作
作日下三人形。郭沫若先生认为，这是形象地说明农业奴隶们在田野赤身露体从事耕作。他们在耕作中用的是最简陋的工具，必须进行原始的简单协作，称之为 “ 
”，“ ”字象征三把木耒用力并耕的情景。
在安阳候庄西北岗大墓出土的商代三件组成的方盉，分别铸着“左”、“
”、“右”三字，表示各盉的陈列位置。左、中、右在商代是“三”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在商代武乙、文丁时代的卜辞中有“王作三
(师) 右左”的记录。(《粹》597)。
从人类认识的发展史看，先民在认识了火并且开始用火烧烤猎物时，原始思维曾驱动他们开始掘地为灶，或用若干石块支撑猎物以方便烧烤，在其漫长的生活实践中，最终发现用三块石头支撑最平稳、最牢固，且省力。在烧烤猎物时，也曾受到大自然的启示，用木棒做支架吊挂，在实践中，最终认识到用三根木棒做支架最稳定、牢固、省力。
以鼎形陶器为代表的实足三足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富有特色的一种陶器。它与圆底器、平底器和圈足器不同，以其具有用于支撑的三足而引人注目。研究认为：这种三足器的起源，目前可以追溯到前仰韶时期，甚至更早，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5000年之间。笔者在山东省滕州市博物馆所见属于仰韶早期的北辛文化的三足陶器，主要是钵形鼎、盂形鼎、罐形鼎、盖鼎等三足器。在先民制做的这些工艺精美的陶器中，尽管在形态和结构上或有盖，或有把手，或是呈折腹状，或有大小、高矮之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的特点，这就是普遍地做成三足，而不是两足、四足、五足等。在三足陶器之外，还有大量的圆底陶器和三个一组的靴形陶支脚。从类型学上推测，三足器的前身应是使用陶支座的圆底器，圆底器有了支座的支撑才能平稳，也便于升火烹煮。三个陶支脚支撑一个圆底器，就成了一个“三足器”。这时的陶支脚是一种活动的三足。当陶器有了固定的三足以后，陶支脚也就不再流行了。从思维轨迹可以推论，最早支撑圆底器的不是专门制做的陶支脚，而是选择大小适宜的三个石块。今人可以从中国的象形文字的特点中，领悟我们祖先创造的“鼎”字的意象，对以鼎为代表的三足器特征的把握是何等地简洁和准确。从中可见“鼎”的三足对先民的潜显意识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刻。先民们在生活实践中朦胧地认识到“三”，及其某些特定的意义。
《易经》的八卦是由三画而不是四画、五画、六画组成，这不是巧合或偶然，而是先民原始思维对神秘的“三”的关注，是“崇三”意识的显露。
不论后世人怎样评价《周易》，《周易》原本都是一部卜筮之书。关于《周易》，按传统的说法是上古伏羲氏画八卦，中古周文王重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周公作爻辞，下古孔子作十翼以解经，历时数千年之久。卜筮是先民生活、生产中不可缺少的活动。《尚书·洪范》尝云：“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而八卦则是筮法之后才有的，画卦当是揲筮的演化。揲筮之法最初得出的只是奇偶之数，由奇偶之数而定吉凶。这种卜筮方法仍可以在近代某些民族的卜筮方法中窥其大概。如苗族用一片木块劈成两片，视其落地，可以得出三种结果：一正一反，二正或二反。凉山彝族用“雷夫孜”筮占法，以判断行事的凶吉。方法是取细竹或草杆一束握于左手，右手随意分去一部分，看左手所剩余之数是奇是偶，如此运作三次，可得出八种结果，即偶三、奇三、奇偶偶、偶奇奇、奇偶奇、偶奇偶、奇奇偶、偶偶奇。这种被称之为“雷夫孜”的筮法，将数分为奇偶两种，而卜必三次。[1]可见由三画组成的卦爻符号当是继承了上古原始的筮占而来。
《易传·系辞下》有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在先贤的心目中，天地人一体，合之为一，而分之则为三，所以立三才之道。“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易传·说卦》)。三才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至远。可以认为，整个一部《周易》发生史，从新石器文化晚期的原始卜筮，演化为殷周之际《易经》的卦爻符号，又发展为战国末年的《易传》，从卦画的演变组合，到三才思想的肇端，都与“三”有不解之缘。从混沌的原始智慧，到充满理性与悟性、形象与意象的《易传》，在潜意识和显意识中无不贯串着神秘的“三”。
先民狩猎、稼穑需要观天，在浩瀚无际，冥冥神秘的天空中，有日、月、星三种不同的光或明亮。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代，日、月、星三辰无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思想、思维和心理，这种影响贯串于物质和精神。日有日出、日中、日西；月有望、朔、晦；而星则有“参”。“参”字见于金文，作 
，象参宿三星在人头上光芒下射之形”(朱芳圃：《金文释丛》)。或省人作
(鱼鼎匕)，或省光芒作(参父乙盉)，今音读shēn，星宿名。“参字用于三，在《左传》、《国语》上已非罕见。参字可以作“三”的一个显见的原因是它的造型。参宿凡七星，两颗零等亮度分列头尾对角，为参宿四和参宿七，其一二三星虽然只有二等亮度，却因连列宿中而特别显眼，以致名列前茅，成为本宿的代表。金文“参”字头上的三颗星和“参”之为三，皆由此来”。[2]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也是中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甲骨文研究者指出：甲骨文中的“ ”字即是今之“气”字，它与数字之三的区别是中间的一划短。自东周以来，以其与三字易混，故一变作“ ”，取其左右对称，故再变作“”。据李存山研究，气字在《说文解字》中写作“气”，释为“云气也，象形”；段玉裁《注》云：象云起之貌，三之者，列多不过三之象也。
甲骨文中有云字，写作“”或“ ”，上从“二”，与“三”(气)字形近，下为云气回转之象。云字象形与“三”(气)字形近，说明“三”字也是象形。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肝在音为角，心在音为徵，脾在音为宫，肺在音为商，肾在音为羽。又，《灵枢·五音五味》篇等，亦有五脏五音配属五行的记载。《吕氏春秋》有云：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利，是为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与，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5]
1973年、1977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上百支用鸟禽肢骨做的骨笛，研究认为，它是公元前5000年的文化遗物，有的至今仍可吹出简单的音调。1983年至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村发现了16支骨笛考定是公元前6000年的文化遗物。
舞阳骨笛（引自网络）
在中国古代，用“工、商、角、徵、羽”作为音阶名称，当首见于《管子·地员》篇。《管子》把“工、商、角、徵、羽”由低到高的一列音，与家畜鸣声相比似：“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并提出被后世称为“三分损益”生律之法：“凡将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和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生羽；有三分而去其乘，以是生角。”[6]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五声从一开始，而要形成为律，则必须“三之”。即把一根弦在长度上均为三段，舍其三分之一，取其三分之二。同样均为三段，加其三分之一，成为三分之四。如此继续相生而成各律。即四开以合九九(1×３4＝９×９=81)，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以益之以一，为百有八(81×4/3＝１０８)，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108×2/3＝72)，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72×4/3＝96)，以是生羽。有三分去其乘(96×2/3＝64)，适足以是成其角。
五声含有“三”的要素。公元前522年，周景王曾问律于伶州鸠，伶鸠州对曰：“律，所以立均(YūN)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7]在这里，三、六、九的含义是什么?伶州鸠自已认为是“天之道也”，吉联抗先生认为是：“用三分来计算，用六律来平准，完成于十二律。[8]从认识论讲，“天之道”是先民在追求音调“和适”的实践中，在潜意识中的“三”的感悟，巧合地寻觅到物体声音符合音律的自然频率，即音调规律。而“三”就在其中，此可谓之“涵三为一”。三、六、十二，说到底都是“三”。
“三”频频地出现在先民的生活之中，渗透到思想、精神和文化之中。老子终于感悟到“三”的存在和力量，石破惊天地呼喊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真谛，从而确立了宇宙万物源于“三”的思想。由于宇宙万物源于“三”，所以宇宙万物可以分为“三”。《素问·六节脏象论》云：“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九野，九野为九脏。”“三”由人们的潜显意识，逐渐地固化为思维定势而积淀于先人的心底。西汉董仲舒把“三”推到极顶，称其为“天之大经”，文曰：“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规，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时，三时而成功。寒暑与和三而成物，日月与星三而成光，天地与人三而成德，由此观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经也。”相比之下，南宋的陆象山总结得更为实际和直观，更耐人寻味。他说：“天地人为三才，日月星为三辰，卦三画而成，鼎三足而立，为老氏之说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盖三者，变之始也。”由此可以推断，在我们祖先的思维框架中，一只能分为三，而不可能是其他。《至真要大论》中，黄帝问曰：“愿闻阴阳之三也，何谓?”答案是一阳只能分为三阳，一阴也只能分为三阴。这是先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心理积淀。
二
《素问·天元纪大论》云：“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按阴阳之气各有多少的不同，把阳分为太阳、阳明、少阳，把阴分为太阴、少阴、厥阴，这种命名是以观物取象为方法，以阴阳之气的多少为底蕴，对阴阳进行的原始的粗线条的定量。《素问·阴阳离合论》有云：“日为阳，月为阴”，以日月定阴阳，这是最原始、最直观、最明了的阴阳。就阳来说，太阳宛若丽日中天，阳明则象征日蒸而盛，少阳有如旭日初升。就阴来说，太阴蕴浩月当空之象，少阴涵弦月高悬之意，而厥阴为下弦月隐，拟诸朔晦交互之形容。太阳意指阳气较多，少阳意指阳气较少，太与少是两极对立。那末阳明蕴意何在?《至真要大论》有云：“阳明何谓也?歧伯曰：两阳合明也。”两阳合明，突出在“明”字上。所以本篇又曰：“两阳合明，故曰明。”明，阳也。合，并合、汇聚、重叠之象。《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尝云：“二火并合，故为阳明。”两阳相合而明，意象阳气之盛大貌。太阳、少阳是阳气多少之两极，“合明”之后，则成为多、少、盛三极。两阳合明而盛之阳明蕴含有阳气主进之意。
太阴泛指阴气较多，少阴泛指阴气较少。那么厥阴是什么?《至真要大论》曰：“厥阴何也?歧伯曰：两阴交尽也。”两阴交尽，突出的是“尽”字，尽，终也。本篇又云：“两阴交尽故曰幽。”幽，《说文》:“隐也，从山中 。”“，微也，从二幺。”段玉裁注曰：“二幺者，幺之甚也。”《说文》又云：“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幽，从山中者。微则隐也。又，幽，下弦月隐，不明也。两阴交尽，意象阴气衰变之状。与少阴想比，厥阴只能算是微阴。
厥阴又称一阴，《素问·阴阳类论》有云：“一阴至绝作朔晦。”张景岳释之曰：“阴阳消长之道，阴之尽也如月之晦，阳之生也如月之朔，既晦而朔，则绝而复生。”〔１6〕太阴、少阴是阴气多少之两极，而“交尽”之后，便成为多、少、衰变三极。两阴交尽而衰变之厥阴，包涵有阴气主退，物极必反，阳生于阴，阴中有阳之意。
事物的本质是一分为二的，所以《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天地合之为气，为一，分之为阴阳，为二。但是，事物的现象和思维过程则是一分为三的。所以《素问·生气通天论》一方面说：“生之本，本于阴阳”，同时又指出“其生五，其数三”。老子总结为“三生万物”。阴阳把宇宙万物分为事实上的两大类，而三阴三阳则又把事物按阴阳属性，各分为三类。分类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的重要认识活动，它是伴随人类生存、生产活动而开始的。人类精神世界由混沌走向有序，要经过曲折漫长的进化轨道，而精神世界有序化过程中最基本的程序之一，就是对生存过程中周围的事物进行分类和归纳。考古研究证明，在商代，先民们已经开始对疾病进行了分类。从思维的层面看，三阴三阳理论的建构是以观物取象的认识方法为基础，用“象”来婉转含蓄地表征时空事物，因此，把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作为一种分类模式来认识所表征的对象时，可以联想到事物的原初形象及其属性和某些引申涵义。
由于“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所以阴阳在《黄帝内经》中，广而论之，则论天地人关系、性质、变化、分合、盛衰，过去与未来；狭而论之，则论具体的人的生命、健康、疾病、治疗等，实际上这是二分法分类。这些分类显然达不到现代意义上的“必然的联系”，而只是一种“事实上的联系”。因此，一个不可避免的显而易见的特点，就是它的相对性和多相性。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背景条件下，可有不同的分类结果，如心，在一定背景条件下属阳，而在另外的背景条件下属阴。同样的道理，由一阴演化的三阴，由一阳演化的三阳，也具有这种相对性和多相性。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黄帝内经》中有这么多的相互交叉、错综重叠、前后抵牾的三阴三阳分类。王玉川先生从《黄帝内经》和中医古籍中，总结出二十九种九大类序次不同的三阴三阳，[11]其涵括面从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昼夜变化到天地人的相互交感；从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到时令历法；从脏腑经络的定性定位到气血多少盛衰，无不以三阴三阳为经纬进行编织。其目的就是分类和归纳，以达到自成体系，纵横贯通。如肺在《经脉》篇中被称为太阴，在《六节脏象论》中被称为阳中之太阴，而在《阴阳系日月》篇中又被称为阴中之少阴。心在《经脉》篇中被称为少阴，在《六节脏象论》和《阴阳系日月》篇中被称为阳中之太阳。肾在《经脉》篇中被称为少阴，在《六节脏象论》中被称为阴中之少阴，而在《阴阳系日月》篇中则被称为阴中之太阴。肝在《经脉》篇中被称为厥阴，在《六节脏象论》中被称为阳中之少阳，在《阴阳系日月》篇中又被称为阴中之少阳。《五运行大论》有云：“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吴崑根据“不以数推”径改为“以象求之”，可参。)《内经》以三阴三阳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参照背景阐述天地人的整体动态关系，阐述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生理病理变化，对疾病如热病、疟、厥等进行病机症状分类，在这里既运用“数推”之法，也运用“求象”之法。
三
笔者寡闻，就目前资料所见，三阴三阳首载于马王堆汉墓帛书。而至《黄帝内经》，三阴三阳理论得到发展并臻于完善，从而成为中医学理论中阴阳学说的一大特点。在天人相应整体观念指导下，《黄帝内经》从自然界的阴阳推演到人体的阴阳，从人体的三阴三阳又推演到自然界的三阴三阳。按阴阳气的多少，用三阴三阳把宇宙天地和人体脏腑、经络、气血，构建成联系的网络，从而完善、丰富和深化了脏象学说。
从阴阳演化出的三阴三阳作为重要的说理工具和分类方法，当然是实践的产物。从阴阳学说的产生到三阴三阳的演化，医学在《内经》时期，在理论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总结，而至《伤寒论》时期，从理论到临床都有了新的飞跃和突破。尤其在建立一整套理法方药贯串一体的辨证论治理论方面，《伤寒论》在中医学领域中确立了自身的无可比拟的学术地位。尽管三阴三阳理论在《内经》中得到完善和发展，但，若没有《伤寒论》的三阴三阳分证，三阴三阳理论在中医学理论中则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广泛的影响。
本文所引用图片与甲骨文字，来自网络与专业辞书。
参考文献略
本文节选自作者《伤寒论疑难解读》1999年第一版《阴阳与三阴三阳》及2009年第二版《三与三阴三阳》，属原创。若有引用原文及学术观点，仅改动文字者，务必注明出处与原作者，以免抄袭之嫌。网上可见个别作者有抄袭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