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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德为“体”,谋略为“用” 春秋至战国时代,频繁的抢掠兼并战争让生灵涂炭,所以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所谓“无义战”,是批评各诸侯国置周天子的权威不顾,破坏了尊卑秩序。如果说孟子站在政治秩序与道义的角度谴责诸侯国间的征伐战争的话,其他先秦诸子更在战争的惨祸上给予了深刻的批判。老子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老子主张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墨子也痛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抢劫财富、残害无辜、贻误农时。所以他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总之,传统中国的战争观,有着人文关怀与强烈的道德批判。 墨子说：“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又说：“（战争）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这些言论的思想核心是：“兼爱”、“非攻”。 墨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当时，社会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封建经济初步形成，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小生产者的队伍不断扩大。他们深受剥削和压迫，要求摆脱贫困，渴望温饱富裕。同时，各诸侯国为掠夺土地、人口混战不已，生灵涂炭，生产破坏。广大小生产者厌恶战乱，渴望安定。 墨子强调要求人们相亲相爱，互助互利，和睦安定，共同富裕，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他反对掠夺战争，谴责战争对生产的破坏，这也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墨子提出“兼爱”、“非攻”，企求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发展生产，有利于社会进步，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墨子的这些言论，道德为“体”，是祖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值得弘扬的。 2. 政治谋略以“兼爱”为核心。
墨子的“兼爱”学说其特点有二： 第一，墨子把“兼相爱”与“交相利”并列提出。先秦诸子中，儒、道两个大学派对“利”缄口不谈，或者公开加以反对，其它学派也很少有人公开地提倡个人的物质利益。墨子参与生产劳动，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对待物质利益，他认为“义”就是“利”，二者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交相利”，就做不到“兼相爱”。 第二，它把“兼爱”学说放在“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中去认识。墨子是主张“天志”、“明鬼”的，他认为“天”是爱天下百姓的。在他眼里，天对人爱，人也要对天顺。人怎样才算顺应“天志”呢？他的回答，就是要兼爱天下一切人。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高智慧之一。古人畏天，认为天意不可违背。《墨子·天志上》说：“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义政将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力政者则与此异，言非此，行反此，犹幸驰也。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不利无所利，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顺从天意的，就是仁义政治；违反天意的，就是暴力政治。那么义政应怎么做呢？墨子说：“居于大国地位的不攻打小国，居于大家族地位的不掠夺小家族，强者不强迫弱者，贵人不傲视贱人，狡诈的不欺压愚笨的。这就必然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做到这三利，就会无所不利。所以将天下最好的名声加给他，称他们为圣王。而力政则与此不同：他们言论不是这样，行动跟这相反，犹如背道而驰。居于大国地位的攻伐小国，居于大家族地位掠夺小家族，强者强迫弱者，贵者傲视贱者，狡诈的欺压愚笨的。这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者不利，就没有什么利了。所以将天下最坏的名声加给他，称之为暴王。”墨子把“兼爱”学说提升到如此高度，也就是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劳动者的利益以及他们之间的彼此兼爱提到了不可逆转的天意的高度来认识。这个思想力度是很大的。墨子《兼爱(下)》说：“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天下能否达到大治，关键就要看能否做到兼爱。 “兼爱”是理想，也是目标，更是实际实施方法。无论哪个社会都需要以仁爱为基础的秩序，无论是从统治的角度还是从教化的角度来看待“兼爱”，都不能否认其中体现的治国大智慧。在“兼爱”说的前提下，墨子还提出过崇尚统一意志、主张贤人政治等等具体的政治智谋，其价值也相当高。
3.军事谋略以“非攻”为核心。
“非攻”是“兼爱”的外延。它旗帜鲜明地谋求和平，公开反对侵略。在侵略战争频繁的东周时代，墨子公开警告侵略者，认为他们即使是战胜者，最终不会有好下场，得不偿失。这一理论在百姓中、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号召力是不同寻常的。思想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广泛社会基础，就是一种谋略的体现，因为这一理论引起的社会共鸣，足以形成制止战争的巨大舆论力量。
既然不但从思想理论上论述，他还付之于实践。一方面，墨子积极地到处奔走，用游说方式说服某些诸侯，以谋止战。他本人身体力行，到处进行调停斡旋，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宣传他的“非攻”理论，使人们看到战争的危害，从而达到制止战争的目的；另一方面，墨子又带领他的门徒，经常往返于交战各国之间，帮助那些受侵略的国家组织防御战。
在防御战的长期实践中，墨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军事防御谋略。先秦诸子的军事思想中，以《孙子兵法》等兵书为代表的兵家思想，对如何用兵、讲究进攻颇具研究，而对军事防御则缺乏系统的探讨，其他诸子军事理论中也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家军事防御谋略与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权谋刚好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3.经济谋略以“节用”为核心。
中国传统的经济谋略中有一个大类，就是“开源节流”的谋略，世人都公认这是“万世理财之大法”。这一谋略，最早从理论上进行阐述的就是墨子。他在“开源”和“节流”两方面都有独到的论述。
在“节用”、“节葬”等思想中，《墨子·节用上》：“故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除去无用的费用，是圣王之道，天下的大利呀。墨子要求人们削减那些无用的消费，用最低限度的消费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比如穿衣的标准，只要做到冬天暖、夏天轻就可以了；饮食的标准，只要做到足以继气、耳聪目明就行了；宫室的标准，只要能御风寒、雨露、霜雪，能做到男女有别就够了；下葬的标准，只要做到不露尸、尸骨朽烂后不外泄就差不多了。他认为，如果超过这些标准，大搞侈靡，那就要侵夺他人的正当物质利益了。
墨子的“开源”谋略表现为对物质生产活动十分重视，又对生产活动的有利、有用具有极其讲究的追求。凡做一件事，先要问一下有没有用，这样才能把握必需与奢侈的界限。凡是有用的、有利的生产，就是正当的生产活动。对这种利益，应当理直气壮地去争取。
墨子的经济谋略日后对历史上一些理财官的理财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人都在各自的理财活动中运用“开源节流”的谋略，并加以具体化，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
4. 修身谋略以“廉、义、爱、哀”为核心。
在墨子的思想言论中，重视做人、重视自我修养的内容是很多的，其中也涉及许多思想方法。从做人楷模的导向上看，墨子以崇尚夏政著称，他心目中的偶像是那位与百姓同甘苦共患难的夏朝先驱大禹。把墨家与儒家相比，两家都重视修身，都重视做人。然而，仔细推敲，他们的标准还是存在相当差别的。儒家的修身、做人更重视的是以国政为蓝本的文学性修养，而墨家的修身、做人则更重视以夏政为蓝本的返璞归真。墨子《修身》说：“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其意为君子之道（应包括如下方面）：贫穷时表现出廉洁，富足时表现出恩义，对生者表示出慈爱，对死者表示出哀痛。这四种品行不是可以装出来的，而是必须自身具备的。凡是存在于内心的，是无穷的慈爱；举止于身体的，是无比的谦恭；谈说于嘴上的，是无比的雅驯。（让上述四种品行）畅达于四肢和肌肤，直到白发秃顶之时仍不肯舍弃，大概只有圣人吧！一个人的修养，要全面来衡量，则既要重“文”，更要重“质”，二者结合，才能称之为“文质彬彬”，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墨两家在修身、做人方面的思想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此外，墨家在智力开发和成才等方面，也拓展了做人谋略的新思路、新内容。
5.科学谋略以思辨、实验精神为特征的。
墨子和墨家重视实验手段，他们善于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概念。这种科学方法，主要集中在《墨经》之中。其中无论是逻辑思辨还是自然科学成果，无不反映了墨家这一基本思维方法，这种思维，在中国古代是不多见的。正因为这样，墨家在数学、时空观念、力学、光学等领域中都取得了当时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成就。
中国的谋略有个共同特征，就是比较重视向内寻求谋略，而在对外如何拓展空间、用科学技术去展现外物生存空间这方面的谋略，则显得非常贫乏。由此看来，墨家的科学谋略不仅在诸子百家智谋中、而且在整个中国谋略史上都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可惜的是，由于生产力限制，我国古代科学基本上只停留在经验科学水平上，墨家重视实验、重视抽象思维的好传统，在墨家分裂之后基本上没有继承下来。到后来，思辨也索性停留在人文方面，自然科学很少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总而言之，墨子和墨家谋略在诸子百家之中，是一种个性非常鲜明、很有特色和成就的谋略，它是中华谋略宝库中的一朵灿烂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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