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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的思想史、哲学史以及相关论著中，大都认定“兼爱”“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实际上，这样理解墨子很不准确，未得古人之心。墨子的思想核心究竟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一、墨子思想的基本内涵 墨子思想的基本内涵，《庄子·天下篇》曰： 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毁古之礼乐……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1］1072-1077 这里提到墨子的思想有：崇尚节俭、主张兼爱、互利、非攻、非乐、节葬、苛刻待己。 《淮南子》介绍墨子思想： 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2］436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2］709-710 《淮南子》认为墨子思想师承儒学，这是个学术思想史的大问题，这里且不置论。本文注意的是，它明确点出了墨子思想的一些具体内容：兼爱、尚贤、右鬼、非命、节财、薄葬、闲服。 再看《汉书·艺文志》对墨家的概述：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3］1738 这段话有三个意思：第一，墨家出于清庙的守官；第二，指明墨家思想的主要内涵有：贵俭、兼爱、上贤、右鬼、非命、上同；第三，站在儒家立场批评墨家非毁礼仪、不别亲疏（不讲伦理）。第一点和第三点涉及思想史以及诸子学派的思想评价，问题非常复杂，暂且不论；这里重点讨论第二点——墨家思想的内涵。 从以上简述可知，先秦两汉学人对墨子思想内涵的认识大致相同。他们点出的这些思想，在今传《墨子》中都可以看到。 如果把先秦两汉学人对墨子思想内涵的述评与《墨子》结合起来看，墨子思想就更加清晰了。《墨子·鲁问》记载了墨子的一段话：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4］475-476 这是墨子自述的十条思想纲领，自然是墨子思想内容的可靠表述。显而易见，先秦两汉学人所述的墨家思想内容，与墨子所说基本一致。 根据墨子的述说语态或句式，这十条纲领各有一定的独立性质——它们分别针对不同的社会政治状况而发。但是，这十条纲领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或者说其背后有没有一个思想“统领”呢？当然有，这一点学者们都不否认。只不过，这个“精神”或“统领”是什么，就见仁见智了。通行的看法是“兼爱”“非攻”。笔者则以为是互利，即墨子所言“交相利”，这十条纲领都是在这个核心观念下展开的。 既然“兼爱”“非攻”被广泛认定为墨子思想的核心，那我们不妨就从这里说起。 二、“兼爱”的实质和目的 墨子倡导的“兼爱”，就是“泛爱”“博爱”，是周遍的爱、无差别的爱。《墨子·小取》篇说得很清楚：“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4］419所谓“周爱人”，就是平等地去爱所有人。所以孟子才痛斥他：“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儒家也讲“仁者爱人”，那为什么孟子还要骂主张“兼爱”的墨子为“禽兽”呢？这是因为儒家“爱人”有一个原则，即“爱人”要有等差伦序。孔子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爱人”要恪守亲疏近远的伦理次序，先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然后才能按照亲疏关系逐次推及他人——这个伦理顺序是不可侵犯、不可错乱的。正因为墨子的“兼爱”违背了这个伦理次序，孟子才说他“无父无君”，类同“禽兽”。与儒家“爱人”思想进行比较，墨子“兼爱”的内涵就更明晰了。 了解“兼爱”的含义后，就要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兼爱”是不是墨子思想的终极目的？如果不是，他的思想核心又是什么呢？墨子云：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4］99-100 墨子指出不同人际关系之间的“乱”象，都是因为人与人不相爱。因此他主张“兼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4］101 不难见出，在墨子的论说中，“兼爱”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圣人治天下”，“兼爱”只是墨子为“治天下”开出的“药方”而已。因此，不能当作思想核心。 第二个问题，墨子提倡“兼爱”是不是劝导以类似宗教式的无私爱心来与人相处，治理社会呢？如果不是，它的实质或旨趣又是什么呢？ 子墨子言曰：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此则天下之害也。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爱生……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4］101-104 很明显，墨子考虑问题的基点是“利害”，而“兼爱”不过是他兴利除害的方法。因此，“兼爱”思想的实质或旨趣是趋利避害，它并不是一种社会伦理甚或宗教意义的思想，而是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方式。这个思想，与墨子手工业者的身份十分吻合，代表着城市平民阶层的根本利益。 第三个问题，“兼爱”如何实现？墨子云： 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不可胜计也。我以为则无有上说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说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4］127 墨子认为实现“兼爱”并不难，原因有：其一，趋利避害是人们的共同心理，这是“兼爱”得以实现的根本基础。人们只要认识到“兼爱”的好处，从自身利益出发，就不难做到“兼爱”。其二，还需要自上而下的规约引导，这是“兼爱”得以实现的制度保障。只要在上位者劝说引导，辅之以赏誉和刑罚，让人们真切体会到“兼相爱”则会“交相利”，“兼爱”就容易实现。 弄清楚上述三个问题，我们就能准确理解墨子的“兼爱”思想了：它的完整表达应该是“兼相爱、交相利”，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三、“非攻”的实质和目的 墨子另一个著名主张是“非攻”，也普遍被视为他的核心思想。实际上，“非攻”也是实现“交相利”的手段而已。墨子云：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4］128-129 这段文字，墨子是围绕一个“义”字做文章，指斥偷掠攻夺之事为不义的行为，因此他主张“非攻”。《墨子》中“义”字出现293次，并专有《贵义》一篇。可见墨子非常看重“义”。那么，墨子所说的“义”究竟是什么含义呢？墨子云： 仁，体爱也……义，利也……忠，以为利而强低也……孝，利亲也。［4］310-312 仁，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4］391 显而易见，墨子认为“义”就是“利”。这与孔孟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并主张崇义黜利的思想截然不同。墨子之前就有把“义”“利”联系起来的思想，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赵衰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5］445又《昭公十年》晏子也说：“义，利之本也。”［5］1317尽管他们尚未像墨子那样把“义”“利”直接等同起来，但已经指出了两者的主辅关系。墨子不仅把“义”“利”互训，而且论证了“义”等同于“利”的终极根据：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4］20-22 《墨子·法仪》主张“法天”而治，乍听上去，似乎跟道家的主张相似。但是墨子的“法天”与道家的“道法自然”完全不同。道家的“法自然”是倡导“自然无为”，而墨子要效法天的什么东西呢？“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这是天的意志；“兼而爱之、兼而利之”，这是天的行为。天的意志和行为方式就是人类社会应该取法的准则。换言之，相爱互利就是最根本的“义”——这是法天而行的，所以是“利”等同于“义”的思想的终极依据，不容置疑。 明白了墨子对“义”的理解，再回到“非攻”的论题。《非攻》围绕“义”字做文章，究其实质，是围绕“利”字做文章。墨子考虑的是，攻伐之事在利害得失的衡估上不划算。他说：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子墨子言曰：“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然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4］132 墨子的意思是，诸侯发动战争，即使得胜，结果也只是得到一些无用的墟城和土地，丧失的却是宝贵稀缺的民众。而在墨子看来，当时各诸侯国的国情是“人不足而地有余”。所以他说“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毫无疑问，墨子在这里还是以利害关系来衡量义与不义的。 既然攻伐不是明君善政，那么，怎样做才是令人赞誉的善政呢？墨子云： 今天下之所誉善者，其说将何哉？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与？意亡非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与？虽使下之愚人，必曰：“将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 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4］140-157 “上中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就是善政。而“天”“鬼”都是虚设的，“人”才是实存的。所以，所谓上中下之利，实际上是下文所说的“中国家百姓之利”。墨子认为，明君善政就是要保全民众的利益；而攻伐战争，则与此背道而驰，“实天下之巨害”，所以他主张“非攻”。显然，墨子的出发点是一个“利”字，即《公孟》所云：“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这才是“非攻”思想的实质和目的。 四、以“交相利”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墨子思想的十条纲领，除兼爱、非攻外，还有节用、节葬、非乐、尚同、尚贤、非命、尊天、事鬼。这八个主张都是以“利”为思想基础和原则。依照其思想内涵，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节俭的民生主张 墨子提倡“节用”“节葬”，并且“非乐”，用意都在务为节俭——节省物力民财。墨子云：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故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4］159-163 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梃、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以此共三年……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使士大夫行此，则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4］171-176 圣人为政要能够为天下国家增加财富，而增加财富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节省开支、减少费用。反对厚葬久丧（长时间守丧），因为，厚葬于死人无益，是浪费了活人急需的财物；久丧则白白浪费了人力，减少了社会财富的创造。显然，墨子倡导节用、节葬，是从“利”的原则提出的。“非乐”的思想也是如此： 仁者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4］251 墨子并非不了解美声、美色、美味、美居乃是人生美好的享受，只是在民不聊生的贫困时代，这些东西不合“万民之利”，所以墨子的“非乐”即反对奢侈享乐的生活。 （二）尚同的社会政治思想 尚同、尚贤、尊天、事鬼四者，组成了墨子的政治思想。这个政治思想以“尚同”为核心。那么，“尚同”是什么意思呢？墨子云：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4］74-76 墨子从社会政治管理的起源说起，为了避免“天下之人异义”导致社会混乱，才建立自上而下的官吏体制。而这套管理体制的要义是维护“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的专制。因此，“尚同”就是“上同”，就是自下而上的认同和服从。墨子长篇大论，从里到乡，从乡到国，直到天下，阐说各行政层级都必须“上同”之义。 在“尚同”政治思想中，还有两点可注意： 第一，是尚贤。墨子在述说各层级官吏体制的建构中，重复“选择贤可者”立为某官这句话。什么样的人是墨子眼中的贤者呢？他说：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4］50 很明显，墨子所谓“贤者”，都是能够辛勤履职，能够给国家、万民带来实际利益的人。与此相关，他为如何培养更多“贤者”所提出的方案，也是以“利”为激励：“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4］44“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就是用财富名位去奖赏“贤者”，以期造就更多的贤能之人。我们知道，儒家也“尚贤”。但是儒家之“贤”是仁义道德楷模，不是墨家所说的社会利益的创造者；儒家之“贤”追求“仁政王道”，墨家之“贤”追求“官府实”“万民富”。两家关于“贤者”的内涵及其目标都是不同的。 第二，是尊天、事鬼。上面说到，墨子讲“上同”，从里到乡，从乡到国，从国到天下，都必须逐级向上服从。那么，到了天子这里，已经是行政的最高层级，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必服从谁了吗？不是的。墨子云： 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万民，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4］82 这是所言逐级“上同”的最终依据乃是天和鬼。所有的人都必须“上同”于天、鬼。 为什么要“上同”于天呢？因为天明察秋毫，普惠万民且无偏私，赏罚必信：“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举例说：“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4］195 何以要“上同”于鬼呢？首先要知道，墨子所说的“鬼”，“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是天地人的神灵，不仅限于祖先。这些神灵，与天一样，也具有“赏贤而罚暴”的神力：“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4］248《墨子》本有《明鬼》三篇，今天仅存其下篇。这篇文字，以鬼制人之意非常鲜明。并且，由于文中大量讲述上古圣王信鬼尊鬼而得赏，暴王不信鬼不尊鬼而遭罚的故事，更体现了以鬼制正天子的含义。以鬼制人的目的，还是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三）非命思想的实质 墨子鲜明地反对命定论。持命定论者说：“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墨子则认为，无论家国天下的治乱还是个人的穷达荣辱，都不是命定的，而在于人怎样去作为：“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4］279墨子进而批评命定论乃是“暴人之道”： 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上无以共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无以降绥天下贤可之士，外无以应待诸侯宾客，内无以食饥衣寒，将养老弱。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而强执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此天下之大害也。［4］273 可见，墨子批评命定论的思想基点仍然是“利”。相信命定则会上下怠惰，形成“刑政乱，财用不足”结局，“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成为“天下之大害”。只有像上古圣王那样，“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才会“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非命上》），从而实现天下万民之大利。 从本文的简要梳理可见，墨子的思想核心，并不是“兼爱”“非攻”，而是“交相利”。《墨子·鲁问》自述的十条思想纲领，是墨子提出的政治建构和社会建构思想。这十条思想纲领，针对具体的现实社会情状而发，但是殊途同归，都以“交相利”作为其出发点和目的地：以尚同、尚贤、尊天、事鬼思想构建专制的政治管理制度，以保障“中国家天下万民之利”；以节用、节葬、非乐思想倡导节俭的社会风尚，以维护社会民生之利；以非攻思想反对诸侯之间的攻夺战争，让天下摆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的“两不利”困局；以非命思想反对宿命论，避免形成“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从而“刑政乱”“财用不足”的不利结果；以兼爱思想，构建“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格局。这样，墨子就以“交相利”为思想原则和枢纽，针对现实社会状况，构建了一个比较严整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体系。 参考文献 ［1］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5］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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