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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群《超越西方思想》第一章绪论 第二节 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上节从问题与知识分类的角度出发初步讨论了“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节着重讨论“哲学有什么用处?”这个问题。严格地说，这个问题只要在读完本书以及笔者的第二部书《哲学研究外围领域新探》之后才能找到完整的答案，即只有在了解到理论科学即哲学应当研究和能够研究哪些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完整而系统的答案之后，“哲学有什么用处？”这个问题才能够完全迎刃而解。不过，这里仍然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予以初步的说明和回答。显而易见,从上节所论可以得出，哲学的用处既不是也不可能是用于回答和解决实证科学问题，更不是也更不可能是用于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而只能是用于回答和解决哲学即理论科学问题。 “哲学有什么用处？”这个问题与“人类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即理论科学?”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后者在第一节当中已经初步涉及。为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需要首先讨论实证科学和理论科学自身各有哪些不同的特点、不同的长处和短处，而后才能够较为容易地看出它们对人类的实际社会生活具有哪些不同的功用。 上节已经初步指出，经验性实证科学研究是人们在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等进行观察和思考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而进行的经验性的、具体的、分门别类的、可以同时运用定性及定量研究方法的研究。首先，由于人们所能具体经验、经历、感知的现象及事实都只能是一次一次单个的现象或一个一个单独的事实，例如对某个物体个体的观察，对某个动物个体的解剖，进行一次物理学实验或化学实验，对某日某地某种商品价格水平的观察，等等，所以，在进行经验性实证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不能忽略掉任何一次所观察到的现象、所发现的事实或者所获得的实验结果。只有在经过多次观察或反复实验所得到的结果都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才能逐步从中概括出一种普遍的事实或者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如果有一次观察或者一次实验所得到的结果与其他观察或实验的结果不同，就有可能否定掉原来得出的普遍事实或结论。这就是经验性实证科学所具有的经验性、实证性，即严格地以观察结果、实验结果等为依据。 其次，经验性实证科学的研究必须是分门别类的、分学科的，这种分门别类即分科性研究是在实证科学长期的发展史上逐步形成和趋于完善的，并且仍然在不断地深化和细化。一方面，对于同一件事物或者同一种现象，人们可以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对它加以研究，另一方面，不同的学科也可以去研究各不相同的具体事物或现象。此外，事物、事实或现象的种类可以说是无限多的，因此，经验性实证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无限多的，这种研究是永无止境的。这就是经验性实证科学研究的分科性，即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可以只顾及本学科的视角，只顾及从本学科角度所观察到的事实，而不必、也不可能去全面考虑其他各个学科所观察到的事实。学科划分得愈细，愈可以使人深入地研究某一种现象或事实，但是由此也很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形成较深的学科偏见即狭隘性或片面性。 实证科学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它只能面向它所研究的对象，而不能考察和论证其自身的科学性、其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和确定性的基础，也就是说，实证科学研究缺乏自相关性（[英]self-relevance，[德]Selbstbezogenheit），它们不能为自己奠定或建立必要的理论基础。不仅经验性实证科学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如此，工具性实证科学即形式逻辑学和被称为精密科学“皇后”的数学也是如此。 理论科学即哲学研究的特点与实证科学有很大不同。首先，理论科学研究所依据的不再是种类无限的一个个单独的事实或单独的现象，而是经过高度概括、为数不多、彼此有关的一系列基本事实，如人类、自然界、物质、精神、符号、问题与知识等。这样，它不会、也不可能去拘泥于一次一次具体的观察或实验，不会拘泥于某一次观察或实验的结果与其他次是否相同，也不会拘泥于从这种具体的观察或实验中所得出的一般事实（非基本事实）或结论。理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是十分广泛的基本事实，可以说应当站得最高，看得最广。与此同时，正如上节已经指出的那样，只有哲学能够从宏观上内在的驾驭人类各种知识的整体，这也说明了哲学的这种高度的概括性。 其次，哲学研究虽然可以划分为核心领域和外围领域，它们各自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若干领域，但是，这种划分与经验性实证科学研究的学科划分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各个学科之间或是仅有一定的关联，或是完全没有任何关联，而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之间则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堪称“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们不可能像实证科学各个学科那样可以只顾自己，不考虑其他领域。从这点来说，黑格尔所说“没有体系的哲学思维决不会是科学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哲学研究有着充分的自相关性，即它不但能够考察和论证自身的科学性及其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和可靠性，而且能够去作为实证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最终的方法论，去论证实证科学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即确定性）。这种自相关性也包括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只能来自于哲学研究领域自身，而不能来自于数学、形式逻辑学或者自然科学这些实证科学研究领域。自古以来，尤其是近几百年以来，哲学研究明显地落后于实证科学研究，哲学研究迄今所达到的科学性即科学水平显然还不能与实证科学的科学性相比。为了使哲学研究科学化，许多学者因此曾经试图借用数学、自然科学或者形式逻辑学的方法。这种目标或者动机可以说是好的、是可取的，它们作为尝试也是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样做又都是错误的。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哲学，由于它要成为科学，就不能由一种从属的科学例如数学那里借取方法。”(《逻辑学》“第一版序言”，译文引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版1975年版第311页)数学只是解决实际问题以及研究经验性实证科学的工具，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研究哲学的工具。当然，黑格尔虽然自认为找到了唯一科学的哲学研究方法，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在他之后继续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依然大有人在就不足为怪了。 最后，由于哲学研究可以使人类拥有最高的视角和最广阔的视野，并可以赋予人类的生存以广阔而深刻的意义，为人类的永久和平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指出正确的方向，这种高广的心态完全符合人类作为万灵之长的尊严和价值，使人类的心灵和求知欲得到最高的满足，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这种崇高的境界。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在这全部哲学的最高的高点上将感到头晕目眩”，“哲学家们证明这种人的尊严，教给人民去感受这种尊严”。（《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91页，译文稍有改动）这种独特的功用是任何实证科学都不可能具备的。哲学研究固然不像实证科学研究那样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着十分实际的、实用的乃至于立杆见影的功效，但是它所能起到的“以少驭多”、“四两拨千斤”以及“一劳永逸”的独特功效却是实证科学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固然离不开各种实证科学研究及其进步，它同样也离不开、甚至更离不开哲学研究及其进步以及人们对哲学科学化的追求。实证科学知识对于提高人类的认识水平和思想文化素质固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只有理论科学知识对于提高人类的认识水平和思想文化素质才能起到最关键的和最大的作用。 黑格尔转述亚里士多德的话说：“理论是能给人以最高福祉者，是有价值的事物中的最好者”。（《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页）黑格尔自己则把哲学比作神，称“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逻辑学》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页）恩格斯则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卷第384页）这句话不但适用于一个民族，而且更适用于整个人类。 从以上所论哲学即理论科学研究的特点出发，可以得出哲学的用处一共包括三个方面或者说哲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用处：第一，哲学可以解决哲学即理论科学自身的问题，第二，哲学可以解决实证科学的理论基础问题，第三，哲学可以为综合解决地球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重大的实际问题指明方向，并且可以对此做出带有根本性的科学的论证，同时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全人类的思想文化素养。哲学要能够达到这三方面的用处，就必须上升为真正的科学，即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理论科学。那么，哲学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怎样使哲学研究科学化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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