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后周的兴革

—个有新气象的王朝

后汉乾祐三年（950)十一月，原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郭威 进了大梁，天下事实上已经姓了郭，但是他偏要来一套掩人耳目的把 戏。他请太后（刘知远的妻子）®临朝听政，迎立刘知远侄刘赞做皇 帝，似乎并无取而代之的打算。接着，北方突然传来契丹进攻的边报。 十二月，郭威引兵北上，算是前去抵敌。兵到澶州，将士忽然鼓噪起 来，撕开一面黄旗，披在郭威身上，拥护他做皇帝。于是郭威回师南 下，在“不得已”的口实下，夺了后汉的天下。刘赞本来在徐州，还 没有走到大梁，便被废被杀。这一幕戏，后来宋太祖赵匡胤夺取后周 天下时，竟是全部照搬，演得惟妙惟肖。事情并没有什么奇怪，兵强 马壮便可以抢个皇帝做做，原是五代时期的惯例。至于怎么抢法，既 有先例，又何乐而不如法炮制呢！

从皇权更迭的形式来看，后周与梁、唐、晋、汉四代以及许多割 据国家，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从这个王朝的统治者的作为来看，情 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王朝尽管历世不过两代，为时不满10年'它却大有兴革， 使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显露出一番崭新的气象，为北宋 王朝的隆盛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吹起了响亮的前奏曲。

这是后周皇帝郭威、柴荣的功劳，然而更重要的是时代的要求。

后周建国的时候，上距唐末农民起义的失败，快要70年了。70 年来，藩镇割据，群雄竞起，战争频繁，人民痛苦。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时势只能提出一个要求：应该有一个强有 力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府。它必须做到：减轻剥削，发展生产，消灭 割据，抗拒契丹。后周正是适应这个要求出现的王朝，太祖郭威和世 宗柴荣则是适应这个要求而出现的皇帝。

我在前面肯定过好几个南方的君主，如杨行密、徐温、李昇、王 审知、马殷等。然而他们只能在局部地区保持小康的局面，偏安一隅， 不能对历史的发展起更大的作用。

郭威和柴荣，特别是柴荣，恰恰在对统一集权这方面大有作为， 因而应该得到比他们高得多的评价。

后周是一个中原王朝，势大力厚，比南方割据国家条件要好得多。

后周幵国时，后汉河东节度使刘旻（刘知远弟）在太原称帝，据 有今山西中部和陕西的一小块，历史上叫做北汉，因此后周所有的土 地，比后晋、后汉为小，但北起白沟'南至长淮，共有98州。南方 各国，后蜀52州，南唐36州，南汉62州，都相差得很多。当然，各 州大小不同，应该考虑，但大概地比一下，也没有多大关系。以后， 世宗柴荣从后蜀取秦、凤、阶、成四州，从南唐取淮南14州，从契丹 取瀛、莫二州，共有118州，特别是在南方，推进到长江一线，发展 尤为可观。

强弱大小的对比，当然是可以改变的，重要的问题在于人谋。后 汉、后周的时候，后蜀、南唐、南汉等国的统治者，骄奢淫逸，已达 极点，休说进取，连守成也很困难了。郭威和柴荣在这时候走上历史 舞台，自然格外容易出人头地。

郭威和柴荣，比起五代前四代的皇帝，也是全然不同的人物。他 们来自比较低的阶层，对于民间疾苦，比较了解。因此，他们能够成 为符合当时时势要求的统治者。

郭威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 隆尧西）人，相传 原姓常。父亲死后，母亲改嫁郭简，他 因而改姓郭。郭简 做过刺史，在战乱 中被杀；不久，母 亲也死了。从后父 的地位和遭遇看，郭威也只是破落的 官僚家庭的子弟。

他从小得姨母抚养成长。18岁应募做军卒，仗着一身勇力，加上懂得 书算，一步步爬将上去。他虽则没有在脸上刺字，却也在颈上刺了飞 雀，被人叫做“郭雀儿”。后来他自己说过：“自古岂有雕青天子!” 他即位称帝时年已48岁，30年的军旅生活给他以丰富的社会知识， 登位以后，常以前代史事作为鉴戒。这就是他的长处。

柴荣是郭威的内侄，后来被认做儿子。郭威的亲生儿子都被汉隐 帝杀光，柴荣就成为他的唯一的继承人。柴家是邢州龙冈的小地主家 庭，柴荣的姑母嫁给郭威时，郭威只是一个小小的马铺卒使。柴荣长 大了，替郭威管家，那时郭家还不很宽裕，靠他经营得法，才逐渐发 达起来。他不单单管理田庄，还远涉江湖，到江陵去贩茶叶。后来郭 威的地位高了，他才跟着担任军职。后周建国的时候，柴荣31岁，从 管家经商到开国前担任的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这样的高级军官，显然 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阅历。他精于骑射，也涉猎了书史黄老等文化知识， 在当时的统治者中间，可以说是才兼文武、学识均优的人才了。

这两个人，比起前几代的统治者来，显然要高明得多。其中最主 要的一点是：由于他们的阅历，自己尝到过艰苦的味道，也比较了解 民间的疾苦。因此，他们不走前人的老路，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大力进行了改革。

二、郭威和柴荣主持的改革

郭威在位3年零半个多月，柴荣在位5年零5个月，合起来不满9 年，事功却很有可观。政治、经济的改革，多半前后相继；独有军事 的改革和南征北伐的成就，完全是柴荣手里的事情。后人特别推崇柴 荣，原因就在这里。

现在先说政治、经济的改革。

第一是郭威、柴荣都比较注意节约。

郭威即位后下令：乘舆服饰，不得过于华丽；宫中应用的器物， 力求朴素；各地不准贡献珍巧纤华的物品以及奇禽异兽鹰犬之类。他 把宫中原有的玉器和用金银珠宝装饰的饮食起居用具数十件，在殿庭 上当众打碎，告诫群臣，说：“听说汉隐帝天天和嬖宠游戏，珍玩不 离身边，此事不远，应当引为前车之鉴!”接着就下令禁止送这类物 品人宫。

他在关中打仗时，见唐朝各帝坟墓，都曾被人盗掘，深知厚葬有 害无益。后来做了皇帝，便叮瞩柴荣，身后只要薄葬，陵前不要用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要在碑上刻一行文字：“周天子平生好俭 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

柴荣继承郭威的作风，重申禁止贡献珍奇食品和不用珠宝珍玩等 命令。

后周宫廷节约俭朴的风尚，和后蜀、南唐、南汉等国奢华糜烂的 气息，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表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后者象征了江 河日下的倾向。

第二是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郭威刚即位，就下令废除后汉窃盗一钱以上处死的苛法，照后晋 天福元年以前的法律办事；规定除谋反叛逆以外，不得屠戮亲族。乾 祐三年夏税残欠和前两年夏秋两税残欠一律不再追征。后汉管仓库的 官吏，照例要收高额的“斗余”、“称耗”，使人民的实际负担，比税 额规定的斗石斤两，超过很多，郭威也下令废止，不准再收。后周以 前，各地每年依例进奉的特产名目繁多，郭威规定以后都不准再解。

有一项叫“牛租”的税，是朱温统治时开始征收的。当初朱温在 淮南抢到大批耕牛，他把牛发给河南一带的农民使用，每年缴纳牛租。 事情过了几十年，牛早已死了，牛租却每年都要照缴不误。郭威做了 皇帝，才把这项租税取消。

后周以前，各州府有分派民户当“散从亲事官”的制度，实际上就是责令当差的民户无偿提供政府和官员需索的物资。郭威认为这种 制度使“贫乏者困于供须”；反之，豪富的人充当了，倒可以逃避賦 役，并把负担转嫁到穷人身上去。因此，郭威明令废止这种制度，并 规定从节度副使以下官吏“差定当直”（为官吏当差）的百姓人数， 从7人到15人不等，不准超过。

盐和牛皮是五代统治者控制极严的两种物资。从中唐以来，盐税 一直是政府收人的重要来源，官煮官卖，禁令森严。后晋以前，犯禁 的还分斤两多少定罪，后晋改为不分多少，一律处死。郭威恢复分斤 两多少定罪的办法，总算缓和了一点。牛皮一物，后周以前，不准民 间买卖。开头是由政府收买；后唐明宗时收牛皮只给盐，不给钱；后 晋连盐也不给，干脆没收；后汉法律，私犯牛皮一寸的，就处死刑。 郭威把应缴总数减去2/3,其余一分，按田地分派，每10顷田地捐一 张牛皮，其余归百姓自用，不禁买卖，州县原设专管牛皮事务的巡检 牛皮节级撤销。这比过去有很大的改进。

唐末以来，有一种“营田务”的制度，把官有的土地交给佃户耕 种。这些佃户的户籍不属州县，由户部另外设官管辖。他们的身份实 际上是国家的农奴。郭威取消营田务，把户籍划归州县管辖，房屋、 田地、农具、耕牛归佃户私有。实施的当年，划归地方管辖的农民有 3万多户。这些农奴变成了自耕农，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修房子， 种树木，收成也提高了很多。

郭威和柴荣都屡次下令减免租税。显德五年（958)均定田赋的 措施，尤其是五代末年的一项重大改革。

均定田赋简称均田，内容实在很简单，就是按照实际的田亩数字 收税。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长期以来就是不用这个办法。

这也是中唐以来长期存在的问题。地方官只知道必须收满当地租 税的总额。有钱有势的人隐匿土地，交通官府，广有田地而不纳租税。 这部分土地的租税没有着落，官府就把它转嫁到贫苦农民的身上去。农民自有的土地，有时卖掉了，或者被河水冲坏了，有地变成无地， 租税却仍得照缴。政府下令提倡垦荒，允许暂不纳税，地方官阳奉阴 违，地还没有垦熟，已经要农民纳税。唐诗人元稹在同州（今陕西大 荔）做刺史时，深知这些积弊。他定出办法，查明当地实有田亩数字，分配税额，使富有的不能逃避负担，贫穷的不致流离失所。《元 氏长庆集》中的《同州奏均田状》就是他向朝廷打的报告。

柴荣读了元稹的文章，觉得这是当务之急，便根据原文，制成 《均田图》，发给地方官，再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均田，查出了许多 隐匿的土地。当然，这是封建社会中不可能根本解决的问题，我们在 唐、宋、元、明等代，都看到它的存在。但是每经一番整顿，矛盾就 会缓和一点，农民的负担就会减轻一点，农业生产从而也会有所发展。 所以柴荣的均田对于约束豪强、减轻剥削、发展生产，自有其不可忽 视的作用。

第三是惩治贪污的官吏。

郭威和柴荣都能毫不留情地严惩贪污的官吏。莱州刺史叶仁鲁是 郭威的老部下，因舞赃15 000匹絹、1 000缗钱，被处死刑。郭威派 人告诉他：“你触犯国法，我没有办法救你，只能抚恤你的母亲。”柴 荣时，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主管收税，因场官在正额之外，多收耗余， 也被处死。有人说孟汉卿罪不至死，柴荣说：“我也知道，但不能不 以此警戒别人。”

他们肯这样雷厉风行地办几个人，当然会对政治风气起良好的 影响。

我们应该承认，郭威和柴荣对于最高级的官员，特别是对于各地 的方镇，尽管明知他们贪污不法，也没有办法处理。邺都留守、天雄 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王殷，向民间诈取了很多钱财。 他实际上是个河北王，郭威无法办他，也无法制止，只得派人告诉他: “邺都仓库储藏很丰，卿家要用，要多少拿多少，何必怕没有钱!”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郭威最后还是乘他入朝的时候抓起来杀了。不过 原因不在贪污，而在威势太大，威胁到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了。

第四是招抚流散的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后周初年，幽州饥荒，难民纷纷流入后周的沧州等地。南唐发生旱灾，饥民步涉淮河，来到后周境内。郭威命令各地官吏，妥善安置难民，分发口粮，分配荒地，一共得到了几十万个劳动力。柴荣即位 后，也注意招集从南唐、后蜀、北汉等国流人的饥民。这对于农业生 产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五代时因民户逃亡而出现了许多无主的土地。怎样使这些土地不 致荒芜？怎样使逃户回乡时不致失业？两面不易兼顾，是很复杂的 问题。

显德二年（955)，柴荣作出兼顾两面的规定。首先，准许农民向 政府承佃耕种，缴纳租税。这样，土地不致荒芜，政府的财政收人也 有着落。其次，他设法照顾逃户的利益，凡3周年以内回来的，可以 收回一半土地；5周年以内回来的，可以收回1/3; 5周年以上的，除 坟地外，一律不能收回。这个规定，注意到逃户与承佃户的利益，确 实是比较好的。同时，他又对因被契丹掳去而离开土地的农户，特别 放宽年限，5年内可以收回2/3，

10年内可以收回一半，15年以内 的还可以收回1/3。

此外，柴荣还准许年老疾病的 兵士，退伍还乡。这样，国家节省 了兵饷开支，农村中增加了一份劳 动力（至少是半劳动力），对生产 也有一点好影响。

第五是治理河患，兴修水利。

自从后梁君臣用决河作为防御 手段以后，黄河溃决的次数越来越 多，滑、澶两州在晋、汉、周三朝 20多年间，决了 6次；同期间，怀 州决了两次，郑州决了5次。此外 零零碎碎发生溃决的地方还有不 少。滑州是朱梁决口的地方，由此向东，水害尤其严重。下游（今豫 东、鲁西）各地，动辄大水弥漫数百里，原来的大野泽（在今山东巨 野北）水面向北扩大，把梁山包围起来，开始形成了梁山泊。洪水还 继续东流，冲决古堤，直到海边，淹没田地，漂失人畜，损失异常重 大。唐、晋、汉三代政府对此熟视无睹，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河患变得更加严重了。

显德元年（954)周世宗柴荣即位后，便派李榖到澶、郓、齐一 带，征发民工6万人，堵塞决口。六年（959)因黄河在原武（今河 南原阳）决口，又派吴廷祚前去修堤，征发民工两万余人，把决口堵 住。这些工程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终究减少了灾害，也说明柴荣 是五代时唯一的认真修治黄河的皇帝。

修治以汴水为主的航道，是柴荣在水利史上的大贡献。

显德四年（957)，柴荣命疏浚汴水，向北流入五丈河。六年 (959)，再加了一番疏通的工夫。这条航道，河宽5丈，从大梁向东， 渐折向东北，注人梁山泊，下接济水。这入济以后的一段，大体上与 现在的黄河相仿。这是从汴梁到相当于今山东省各地的航运路线。

黄河和淮河之间的水道交通线，本是唐朝中央政府取得东南财赋 的生命线。南北分裂以后，这条航路从埔桥（在今安徽宿州）以下的 部分，完全淤塞，成为一片沼泽。柴荣有统一的雄心，要用兵东南， 从显德二年（955)起，便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初步加以疏通。显 德五年（958)，又疏浚汴口，沟通黄、淮间的全部航线。六年 (959)，又在大梁城外，引汴水通蔡水，沟通京城与陈（今河南淮 阳）、颍（今安徽阜阳）之间的水道交通。这是汴水以西、大体上与 汴水平行的一条水道。以后北宋靠汴水为立国之本，每年从东南运来 大量粮食，靠的就是柴荣建设的成绩。

此外，柴荣还派何幼冲疏通泾水，灌溉农田。关中自经朱温的大 破坏以后，简直没有人做过建设工作。后汉时赵思绾叛乱，长安城中 人口从10多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又经过一番破坏。柴荣在这方面的 设施，尽管不大，也很值得称道。

第六是开封城市的建设。

北宋的东京是气象宏伟、市容华美的城市。它的基础也在后周时 奠定。

开封本来城郭不大，街道狭隘，完全不像首都的样子。五代时， 开封做了梁、晋、汉、周四代的都城，官衙商旅越来越多，这座城市 便显得格外狭小了。

显德二年（955)，世宗决定建筑外城，先立下标志，等冬天农闲 时兴筑，农忙停工，秋后再继续进行。这座新城周围48里233步。政 府先划定官衙、仓库、街道的范围，其余让人民自由建造房屋。大梁 城中许多旧街，本来并不宽广，又被居民造房屋时占用了一部分，以 致能通行大车的不多。改建时都拉直加宽，最宽的有30步阔。

这个改建的工程前后进行了3年，完工以后，面貌完全改观。有 些工于心计的人，看到改建京城、疏浚汴渠等大工程的开展，预料日 后航运畅通，商货云集，必有一番空前繁盛的局面，就动起脑筋来了。 有个叫周景的官员，请世宗准许人民沿汴渠种植榆柳，兴建楼阁，以 壮观瞻。世宗答应了。他首先在渠口冲要地点，造起12间高楼。后来 各地商船来得多了，周家的楼房正当停泊的地点，客商留宿，堆放货 物，都极方便，因而获得巨大的利益。从这个事例来看，后周末、北 宋初开封的商业，显有很大的发展。

这个开封城与隋唐的长安城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产物。隋唐 长安城坊市衙署各有固定的位置，商业区域限于东西两市，坊和市都 是封闭性的，住宅和商店的门都在坊、市里面，没有向大街开的。唐 代中叶以后，情况逐渐有了改变，据唐 人诗歌反映的南方扬州等城市，市容繁 盛，已经看不出封闭性的特点。然而建 设首都，对开店造屋，除特定宫殿官衙 区域外，不加限制，实以后周大梁为最 早的实例。五代以后的封建社会，其面貌与五代以前显有不同，在这里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

以上六项是后周在政治经济上比较突出的改革。其他如重视官吏的选择；废去大批寺院（共废30336所，保留2694所），鼓励僧尼还俗参加生产，或用其所长，参加别的工作；大量铸造钱币，解除钱荒，都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措施。

五代的前四代不必说了，在南方有善政可述的各国，也没有一个国、一个君主，有过这样规模巨大的改革。郭威和柴荣确实可以说是五代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柴荣尤其是五代时期最英明的君主。

三、北汉的割据和柴荣的军事改革

北汉是后汉的残余势力，已见上述。河东兵微将寡，力量比中原 王朝差得很远。刘旻妄想走石敬瑭的老路，依靠契丹的兵力，达到复 辟的目的。他与契丹约定为叔侄之国，实际上把北汉变成契丹的仆从 国家。

北汉屡次出兵攻周，都没有得逞。显德元年（954)，周太祖郭威 去世，世宗柴荣新立，刘旻认为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便向契丹乞师。 契丹大将杨衮领骑兵1万余人到晋阳。刘旻自己出兵3万与杨衮合兵 进攻，进逼潞州（今山西长治）。

柴荣得到北汉人犯的警报，决定亲自领兵，前去抵敌。这个决定 受到许多朝臣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力的是有名的长乐老冯道。冯道是 五代时期一个不倒翁式的大官僚，他的是非功过有专门的论述，这里 只讲他和世宗关于亲征的争论。

世宗说：“从前唐太宗定天下，经常亲自出征，我怎么可以偷 安呢?”

这个34岁的皇帝说的话透露出一股英气。老朽的冯道根本不能领 会这种精神状态，他以一个“季世”的没落者的口吻答道：“不知道 陛下#得成唐太宗否?”

世宗又说：“以我兵力之强，破汉好比以山压卵，怎么不会 得胜!”

冯道又冷冰冰地说：“不知道陛下做得成山否？”

世宗很不高兴。他不理睬这些议论，立即领兵出征。

两军在高平（今属山西）以南遭遇，发生了一场激战。这就是历 史上著名的高平之战。

北汉和契丹的联军气焰很高，他们打败了后周的地方部队，到了 潞州，并不攻城，大踏步南下，可见其志不在一城一地，野心很是不 小。周世宗也斗志昂扬。三月十九日，周军前锋与北汉军遭遇，北汉 军稍一接触就向北撤走。世宗怕敌人逃跑，命令全速进军。

北汉军并没有撤走，周军前锋碰到的不过是敌军的游骑，北汉军 的主力正严阵以待，刘旻亲领中军，大将张元徽领左军，契丹大将杨

衮为右翼，阵容很严整。周世宗走得太快，到达阵前时，后续部队没 有赶到，数量上处于劣势，一部分将士有畏惧情绪。世宗却是勇气百 倍，命白重赞、李重进为左翼，樊爱能、何徽为右翼，向训、史彦超 领精骑在中央，张永德领禁兵跟着世宗。世宗本人也披甲骑马，在阵 上督战。

刘旻见周军人少，先存轻敌之心，后悔要求契丹出兵，对众将说: “我用汉兵就可以打败敌军。今日不但破周，也可以使契丹人佩服我 们。”众将都以为他说得对。杨衮纵马上前，观察周军阵形后，告诉 刘旻：“周兵确是劲敌，不可轻视。”刘旻听了，很不高兴，拂着那把 大胡子，狂态毕露地说：“机会不可错过，请将军不必多言，看我破 敌!”杨衮听了，一肚子不高兴，就此按兵不动，袖手旁观。

这天本来刮的是东北风，忽而转为南 风。北汉枢密直学士王得中劝刘旻说：“风 势不利，不宜进军。”刘旻大怒说：“我计 已决，老书生不得胡说，再说即斩! ”他随 即下令进攻，东面的左翼军先向周的右军 冲击。交锋不久，樊爱能、何徽的右军便 溃散了。樊、何两将带着几千骑兵，向南 逃跑，沿路抢劫辎重，散布谣言，说战争 已经完全失败了。右军剩下的千把个步兵，

都放下武器，解甲投降。

世宗见形势危急，亲自率领亲兵，直 前搏战。宋太祖赵匡胤这时是禁军将官，

和张永德各领两千人出战。赵匡胤向右方 冲杀出去，填补了阵线的漏洞。后周将士 拼死决战，北汉大将张元徽在激战中身先

士卒，因战马倒地，死于乱军之中。北汉 五代董源：《笼袖骄民图》

兵见折了张元徽，士气受挫，支持不住，纷纷后退。刘旻举旗收兵， 也约束不住。杨衮不敢去救，又对刘旻不满，只是保全实力，自行 撤走。

樊爱能、何徽引兵南逃，一路上抢劫辎重。运输辎重的民夫四散 奔逃，损失很重。世宗派几批人前去劝阻，都不起作用。溃兵沿路散

布谣言，说：“契丹军不计其数，官军大败，残部已经投降!”刘词率 领后续部队，在路上遇见樊爱能、何徽等。樊、何二将劝刘词停止前 进。刘词不听这一套，在黄昏时赶到战地。其时，刘旻的残部还有1 万多人，利用一条山涧，与周军对峙。世宗兵少，一时打不过去。刘 词这支生力军到后，世宗立即继续进攻，又获大胜，掳获大批辎重、 武器、甲胄，连刘旻的乘舆法物，也变成周军的战利品。刘旻骑一匹 契丹人送的黄马，仓皇逃走。他在晚上迷失路径，抓个农民做向导， 不知道这个人是慌乱中走错路，还是痛恨北汉统治者而有意让他走冤 枉路，总之，往西走了 100多里才发现路径不对。刘旻大怒，杀了向 导，不分日夜，往北疾驰。一路上又冻又饿，有时刚拿起筷子，饭还 不曾人口，忽然得到追兵到来的警报，只得丢掉碗筷，跨上马背再逃。 其实周兵追到高平为止，不曾再进。刘旻最后狼狈不堪地到达晋阳， 气衰力竭，伏在马上，连头也抬不起来了。他的满腔野心，化为乌有， 只感谢那匹黄马救了他的性命，封了它一个“自在将军”的官衔。

周世宗打了个大胜仗，打破了石敬瑭第二的幻梦，也阻止了契丹 再次蹂躏中原地区的可能性。从此以后，他就有了南征北伐、进行统 一大业的条件，所以这个战役的意义，实在不可低估。

这个战役险遭失败的教训促使世宗下决心改革军政。

樊爱能、何徽等听到了高平大捷的消息，老着脸皮，回到高平宿 营。怎样处理这事件呢？世宗开头有点踌躇，张永德劝他执行军法， 说：“陛下要削平四海，如果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 又有什么用处?”

世宗接受了这条建议，把樊、何两人和军使以上部将70余人，全 部斩首；一面重赏有功将士。赵匡胤因此升为殿前都虞侯，崭然露出 头角。其余将校升迁的也有几十个人，兵卒有升到军主、厢主，一跃 而为军官的。

世宗很想乘战胜余威，一举灭掉北汉。北汉人民恨刘氏陚役繁重， 都欢迎周军，泣诉刘氏罪恶，愿意提供军需。但是后周军士不能严守 纪律不免掳掠。人民失望，都逃入山谷。世宗了解了这情况，立即下 令申明纪律，安抚人民。同年五月，世宗到达晋阳城下，大军旗帜招 展，连绵40里，声势很盛，但是晋阳城防坚固，加以天气多雨，周的 国力也还有限，世宗只得于六月初撤军南还。

战后，世宗对军事又作进一步的改革，提高禁军的战斗力。五代 时的禁卫军，历代相承，不加淘汰，老弱很多，纪律不严，一旦遇见 劲敌，往往非逃即降。反之，各地藩镇都拥有骁勇之士，实力每在禁 军之上。因此，提高禁军的战斗力，使中央对地方保持绝对优势，是 巩固皇权、维护统一的重要问题。世宗在高平战役中因亲兵力战而胜， 痛切地感到必须加强这支部队，于是马上就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他大规模地点验部队，裁去老弱，把精锐的升为上军。同时招募 天下壮士，不问来历，送到开封，由赵匡胤精心挑选，把最骁勇的编 入殿前诸班。经过了这番整顿之后，后周禁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南 征北伐，所向有功，中央的实力也大大地超过藩镇了。

四、“冯道现象”

高平战后不满1个月，反对世宗亲征的冯道死了（882—）。历史 上对他毁多誉少。毁者骂他是无耻之徒。《新五代史》的作者欧阳修 的态度最是鲜明。他在《杂传第四十二》冯道等传的第一段就说：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① 之能言也！……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 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欧阳修的看法，总括起来就是 说：冯道是无耻之徒。

欧阳修的看法是有根据的。冯道是个不倒翁式的老官僚。他开头做 幽州军阀刘守光的参军。不久，到河东做李存勖的掌书记。以后在五代 中的四个朝代（唐、晋、汉、周）做了 20多年宰相。后晋亡国时，他不在京师，奉命入京见耶律德光。耶律德光问他：“为什么来朝见?”他 答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又自称是：“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耶律 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他说：“此时佛出也救不得，只有皇 帝救得。”耶律德光很满意，任他做太傅。后来回汉，已见前文。四代 加契丹，他实际上是历仕五朝。他自称“长乐老”，晚年在后汉乾祐三 年（950)写了一篇自传《长乐老叙》，历叙生平，不以历仕各朝为耻， 自称：“久叨禄位，备历艰危，上显祖宗，下光亲戚。……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这看起来毫无骨气，真是无耻之尤了。

然而欧阳修的评论又是偏激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我们应当知道， 五代各朝，国祚都极短促，一朝之中，又常有杀君夺位的变故，当时 的文武百官在这朝为官，换了个朝代依然为官，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冯道历仕四朝，是因为他年寿较长。《新五代史》与冯道同在一卷的 李琪、郑珏、李愚、卢导、司空纈，有的因生年较早，如卢导；有的 如二李，享寿较短，所以历仕朝数都少于冯道。这还是仅就《新五代 史》一卷所收人物而言，其实五代人物大抵如此，他们都不以为耻。 这种现象，我无以名之，就叫它“冯道现象”，因为冯道是这类人物 的典型。我国历代人士多以“不事二姓”为忠。其实忠于一姓不见得 是高尚的节操，何况五代时的王朝和君主变换得那么快，一般又都是 以暴易暴，所以当时的士大夫对改朝易主视为常事。这不是冯道一个 人的问题，是被时代特点决定的。

司马光的看法比欧阳修来得通达。他在《资治通鉴》第二九一卷 后周显德元年记冯道之死后，先引欧阳修的议论，表示同意欧阳修对 冯道的谴责；然后进一步发挥，说这不仅是冯道的过失，当时的君主 也有责任，“彼相前朝，语其忠则反君事仇，语其智则社稷为墟；后 来之君，不诛不弃，乃复用以为相，彼又安肯尽忠于我而能获其 用乎！”

欧阳修和司马光都在宋朝由忠奸的角度来评价冯道。但是我们应 当注意：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却并不这样看问题。欧阳修在《冯道传》 的结尾引后周人的看法云：“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 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由此可见同时代人对冯道有褒无贬。周 世宗对他不满意，但在他死后，追封瀛王，谥文懿（一作文愍），评 价很高'后周以前的君主，如后唐明宗称赞他是一个好宰相；石敬瑭在位时，他上表辞官，石敬瑭派人通知他：“卿来日不出，朕将亲 自登门相请。”郭威对他也很尊重。一般人更都认为他是元老。这个称呼毫无讽刺的意味。后世以“三朝元老”为无耻之尤®。五代时即 使遍历五代，人们也不以为非，不以为怪。这是时代决定的。在一个 比较稳定的时期，不可能出现冯道式的人物。退一步而言，在一个在 较长时间内存在几个政权的时期，如三国，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物。 就是在五代，这样的人物也只见于中原，南方各国没有这样的人物， 更没有出现过忽而在南、忽而在北的冯道式人物。正是特定的时代造 成了这样一个类型的人物。

我提出“冯道现象”这个词，还有一层意思。冯道和有些冯道式 的人物并不是一无可取的。冯道为人俭约，梁晋夹河交战时，他做河 东节度使的掌书记，在军中搭间草屋居住。有的将官抢得美女，送给 冯道。他并不推却，让她另室住宿，访得本家就送还去。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他总算做了点力所能及的好事。

他不能犯颜直谏，但有时能够提出对人民有利的意见。后唐明宗 问他：“收成很好，百姓能否丰衣足食?”他答道：“谷贵饿农，谷贱 伤农，天下总是这样。唐朝文士聂夷中有首《伤田家诗》说得好: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明宗听了，说：“此诗甚 好。”就命侍臣录下，常常念诵。明宗得了一只玉杯，认为是宝物。 冯道就说这是前代有形之宝，帝王别有无形之宝，便是“仁义"。后 汉时，牛皮的禁令极严，已见上述。潞州有一件牛皮案，20佘人都得 处死，节度判官张璨不肯执行，请旨宽免。刘知远大发雷霆，不仅要 杀20余人，连节度判官也要杀。冯道求见，说禁令不妥善，以致害人 性命，我不能早奏，我罪当死；张璨小官，不惜生命，敢于执奏，可 赏不可杀。刘知远听了他的话，怒气稍减，张璨免官了事，20余人的 生命都得保全。从这些事情来看，冯道对人民没有做坏事，而且还做 了些有益的事。其他冯道式的人物，也不大有对人民作恶的事迹。

冯道受后世人指摘，主要问题在于自称长乐老。别人历仕几个朝 代，恶名不著，原因在于没有长乐老之类的称号。其实，细读《长乐 老叙》，他对历仕四朝，只是平平说过，没有说以此为乐，而且还说“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那么他乐在何处 呢？ “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两句说 生活优裕，安然到老）！老而自乐，何乐如之!”然则历来对冯道的谴 责未免过当吧！

当然，历来四朝十君，并不足训，与髙尚避世之士相较，冯道当 然逊色多了。在另一方面，对于冯道的对人民有利的言行，不予肯定， 也不见得公允吧！

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

五、周世宗南征北伐

后周的国力充实以后，世宗统一天下的雄心活跃起来了。从世宗 本人来说，目的当然是要扩大统治范围。然而这终究顺应历史发展的 趋势，符合人民要求安定和统一的愿望，是应该肯定的。

显德二年（955)，世宗向朝臣征求统一天下的方略。王朴献《平 边策》，提出“先易后难”的原则，主张把南唐作为第一个兼并的对 象。他认为唐周以淮河为界，边界长达两千里，可以先用少数兵力作 扰乱性的攻击，引他来救，消耗对方的力量。几次之后，对方兵疲力 竭，我方就可以一举而下江北各州。江北既已到手，江南自然并不难 取。南唐亡后，岭南、巴蜀必然惊慌失措，可以传檄而定。南方解决 了，燕地必望风内附，即使不来，攻取也不困难。只有河东刘氏，是 周朝的死敌，非用强兵猛攻不可。好在高平战役以后，刘氏已经丧失 进攻的力量，不妨放到最后解决。

王朴这番议论，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形势，与日后世宗和宋太祖、 太宗削平各国的情形，也相差不远。他没有把吴越、漳泉、荆南、湖 南等地方势力，列入程序之中，是因为这些地区的统治者都承认中原 王朝对他们的宗主关系，所以不把他们算做用兵攻取的对象。他对燕 云的估计，把事情看得太容易，是个缺点。但是当时契丹的君主耶律 .述律（辽穆宗）昏庸关道，不理政事，每天不是打猎，便是酗酒，喝 醉了，不分白天黑夜，昏睡不醒，被人叫做“睡王”。契丹兴起之后， 只有这段时期，国势很是不振。王朴估计得低，并不见得没有根据。

柴荣看了他的对策，非常赏识。王朴字文伯，东平（今属山东)人。后汉时做过枢密使杨邠的属员，见朝中将相大臣纷争不止，就辞 官还乡。后来杨邠、史弘肇、王章被害，门客属员被株连的很多，王 朴独能置身事外，周世宗做节度使镇守澶州时，用王朴做掌书记。这 时任比部郎中。献策之后，几次升迁，直做到枢密使，是世宗的心腹 谋士。他足智多谋，知识范围广博，修过历法，扩建开封城的规划也 由他制定。可惜他享寿不长，于显德六年（959)去世，年仅45岁①。

显德二年（955)五月，世宗发动了夺取后蜀秦（治今甘肃秦安 西北，宋移今天水）、凤（治今陕西凤县东）、阶（治今甘肃武都东）、 成（治今甘肃成县）四州的战争。这四个州向来归中原政府管辖，契 丹兵进河南时才归后蜀。这年秦州有人到大梁献策，请朝廷出兵恢复 旧日疆土。世宗便派王景等领兵往攻，这可以说是牛刀小试的行动。

秦、凤一带地形复杂，运粮困难，军事进展不快。后周许多文官 本来不愿意用兵，这时振振有辞地要求撤兵，说的话也似乎有点道理。 幸而柴荣坚决不打退堂鼓，到前线去视察的赵匡胤也认为军事完全有 把握，才没有半途而废。闰九月，秦、成、阶三州相继投降；十一月， 周军攻克凤州。第一次用兵完全成功。

接着，柴荣就开始进攻南唐，夺取淮南。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 争。从显德二年（955)十一月出兵起，到五年（958)三月南唐割地 求和，前后达两年零5个月之久，其间柴荣三次亲征，若干地方屡得屡失，成功颇非易事。

显德二年（955)，世宗先命人疏通汴水进人淮水的航路，以便军 运。南唐却在此时放松了淮水沿线的防御。南唐向例，在冬季淮水水 浅时，派兵防守，叫做“把浅”。寿州监军吴廷绍以为时世太平，派 兵虚耗钱粮，取消这办法。寿州守将清淮节度使刘仁赡是杨氏三十六 英雄之一刘金的儿子，深通兵法。他上表力争，反对这个轻率的决定。 问题还没有解决，十一月里，周军便在寿州以西的正阳架起浮桥，渡 淮南进了。

寿州（今属安徽）是淮河南岸的重要战略据点，是周军进攻的第 一个大目标。周军主将李榖渡淮后，立即进攻寿州。刘仁赡安排守城，井然有序；周军一上来就发觉碰上硬骨头。显德三年（956)正月， 南唐刘彦贞领兵水陆两路来救，李穀害怕，解围退还正阳。刘彦贞大 喜，引兵进攻正阳。刘仁贍劝他持重，不要贸然进攻，刘彦贞不听。 其时，周将李重进率部新到，一战大破唐军，斩了刘彦贞。这一仗对江淮民心震动很大，幸而刘仁赡预料彦贞必败，加强城防，寿州丝毫 没有受到影响。

正月下旬，周世宗到达寿州城下，再围寿州，征集淮北各州民夫 数十万人，使用云梯、洞屋等攻具，日夜攻城，擂鼓鸣角，城中墙壁 都被震动。世宗一面攻城，一面分兵越点进攻，先拿下江北各州。

同年二月，赵匡胤奇袭滁州（今属安徽）的清流关。南唐将皇甫 晖、姚凤在山下列阵，不料周军绕出山后，二将失却地利，只得弃关 人城。赵匡胤进到城下，皇甫晖勉强整队出战，锐气已失。赵匡胤直 前猛攻，亲手打伤皇甫晖，将他擒获，又擒了姚凤，攻克滁州。韩令 坤也袭取扬州，打破泰州。西面的光（治今河南潢川）、蕲（治今湖 北蕲春）、舒（治今安徽潜山）、黄（治今湖北黄冈）等州也相继被周 军打破。一时之间，战争似乎有很快就可以结束的模样。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

淮南人民本来怨恨南唐的横征暴敛，见周兵人境，都很欢迎，有 的还备了酒肉，慰劳军队。不料后周将领根本没有吊民伐罪的意思， 到处掳掠财物，虐害百姓。淮南人民大失所望，纷纷避人山岭湖泊中间，建立堡垒，把农具做兵器，把纸叠起来做甲，披在身上，同周兵 对抗。这种自发的农民武装，当时号为“白甲军”，力量相当雄厚。 周军屡次受到他们的打击，有些已经到手的州县，因此又被南唐军夺 了回去。

除了“人和”这个基本因素，“天时地利”也对周军不利。周军 从冬季开始进攻，拖到了夏天，炎热潮湿的环境，使北方的军队感到 很大的不便。攻寿州的部队，因连日大雨，营中积水数尺，士兵和攻 城的器械漂没的都不在少数。唐军陆战虽屡受挫折，水军却远非北军 可及。他们凭着这个特长，扼守江淮，还是办得到的。

世宗利用吴越，在江南开辟了一个第二战场。显德三年（956) 二月，吴越兵一路攻常州，一路攻宣州。其时唐精兵都在江北，柴克 弘奉命救常州，所部只有几千人。三月，他利用吴越兵懈怠无备的机会，一举大破吴越兵。攻宣州的军队攻城不下，得到常州兵败消息， 自行退去。这个第二战场就此消失。柴克弘是柴再用的儿子，再用当 年守光州，乘朱温北归时，攻击他的后军，俘斩数千人。父子都是江 南名将。南唐想重用克弘，使他去救江北，因他不久病故，未成事实。 然而两国实力悬殊，柴克弘纵有才略，要他扭转局势，其实是不可 能的。

结果，世宗于五月间回开封。接着，决定缩短战线，放弃滁、扬 等州，把主力集结到寿州城下。

根据实地得到的经验教训，世宗采取了两项积极的措施。第一是宣 布赦免淮南各州的囚犯，取消南唐政府的各种不合理的赋役。这是解决 “人和”问题的办法。从以后的事实来看，他对于招揽淮南人心，确实 很加注意。打破寿州之后，下令免缴租税，不追究附近人民反抗周军的 问题，还准许家属认领被掳的人口。攻泗州时，禁止兵士损害庄稼；破 城后也注意禁止掳掠。这样“白甲军”的抵抗就逐渐停止了。

第二是利用降兵中的水手，使他们教练水战。于是后周在几个月 中间，建立了一支水军。

显德四年（957)二月，世宗再到淮南。天时、地利、人和的条 件都有了改变，周军重新取得了绝对优势。三月中，周军在寿州城外 大破南唐援军，生擒将领边镐等。寿州城中将士乘刘仁赡病得不省人 事的时候，开门迎降。世宗很赞赏刘仁赡“尽忠所事，抗节无亏”的 品格。几天后，仁赡去世，世宗还追封了彭城郡王的爵位。仁赡字守 惠，终年58岁。这场寿州之战是有声有色的攻防战。从周世宗再围寿 州起，足足有1年零两个月，如果从李榖初攻时算起，还要加上两个 月光景。刘仁赡在历史上无愧为一员名将。

夏、秋不利于北军的行动，所以世宗取了寿州，即回幵封，暂时 按兵不动。十月中，世宗第三次南下。从十一月起，周军发动了强大 的攻势。到显德五年（958)二月，周军占领了淮南东部的全部，进 到长江北岸。数百艘战船也开进了长江。

南唐中宗李璟怕周军渡江，只得割地求和，把周军还没有攻下的 庐（治今安徽合肥）、舒、蕲、黄四州也献给后周。这一次南征，后 周共得光、寿、庐、舒、蕲、黄、滁、和（治今安徽和县）、濠（治 今凤阳东）、泗（治今江苏盱眙对岸）、楚（治今淮安）、扬、泰、通(治今南通，南唐叫静海军）14州、60县。后周完全占有长江以北的 土地，而且从通州的狼山渡江，就可以到达吴越所辖的苏州常熟县的 福山镇。后周与吴越间的使节往来，不必再走海路了。

中原王朝的版图大大地扩大了，威信大大地提高了。割据局面的 基本结束，也真正露出苗头来了。

世宗下一步便准备收复幽州。他没有完全按照王朴的程序，也许 是看准了契丹政治上的弱点，所以决心提早北伐。

显德六年（959)三月，世宗亲自领兵北伐。军事进展得非常顺 利。四月，契丹宁州（在今河北青县境）刺史王洪投降。接着，益津 关（今河北霸县）守将终廷辉投降。赵匡胤进到瓦桥关（今河北雄县 西南），守将姚内斌也望风迎降。莫州刺史刘楚信和瀛州刺史高彦晖 又先后迎降。42天之中，兵不血刃，便收复了三州17县®土地，契丹 重兵都在幽州以北，始终没有出战。

世宗准备直取幽州，先头部队已经攻入易州、固安。但是世宗忽 然患病，只得在瓦桥、益津两关设雄、霸二州，留兵驻守，自己就匆 匆南下了。瓦桥、益津和淤口（今霸县东信安镇）合称三关，是北宋 的军事重镇。淤口关也是这时所取，当时设置了一个淤口寨。

这年六月十八日，世宗在开封去世，享年只有39岁。

六、柴荣遗留下来的问题

柴荣死得太早，来不及完成时代賦予他的使命，遗留了不少问题。 消灭割据各国，与契丹争夺燕云，巩固统一政权……这些是比较突出 的问题。然而头两个实在不好算头等的大问题，真正重要的是第三个 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头一个问题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原王朝空前强大，割据各国也没有可观的抵抗力。

争燕云是件大事，后人议论每惋惜世宗死得太早，宋初把燕云问 题搁置了多年，到宋太宗攻幽州时，契丹政局已经改观，不是那么混乱了，所以是失掉了时机。其实这是揣测之辞，柴荣不死，能否收复 幽州，是一个谁也无从答复的问题。当时契丹放弃了一些州县，不等 于说会随便放弃幽州。至于宋朝终于无力收复燕云，问题在于内部的 政治。所以我们不必把世宗来不及收复幽州看成非常重要的问题。

世宗真正没有解决的是巩固统一政权的问题。他的改革以经济和 军事为主，在军事上尤为突出，在政治上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 高平之战以后，他痛感百官无能，如果听了他们的话，就不会有这次 大捷。从此政事无论大小，都亲自决定，百官M奉命行事而已。这绝 不是长久之计。当时有个推官高锡看到了问题，上书谏劝，请选能够 识别人才、为人公正的做宰相……皇帝只要根据群臣的功过，给以赏 罚，这才是为政之本。世宗听不进高锡的话，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很高 明的皇帝。这个问题，本质在于皇帝要解决一个与什么人同治天下的 问题。宋朝解决了，就是要与士大夫同治天下，而不能与军人同治天 下。周世宗既然不曾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巩固统一政 权。在他侧重的军事方面，他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实力的对比，但是并 没有解除方镇的兵权。他加强了禁军，但是没有认真考虑禁军将领可 能争夺帝位的问题。他身死之时，皇子只有7岁，根本没有控制局势 的能力。于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新上任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很快就 演了一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喜剧，把皇帝的宝座抢去了。那 些做宰相的文官范质、王溥之流，除了向新君迎拜之外，再也没有其 他出路。

这个问题不解决，暂时稳定的政局仍旧会变乱。赵匡胤捞到了便 宜，就要防止别人再捞赵家的便宜。于是北宋君臣处心积虑，想出种种办法，彻底解决节度使和禁军将领争夺帝位的问题。

他们解决了这问题，统一政权便巩固了，藩镇割据的时代便一去 不返了。王朝的寿命长久了，封建经济的新的繁荣时期也就开始出现 了。从唐末以来的混乱局面，更准确一点说，安史之乱以后200年动 荡的局面，才真正结束了。

这才是柴荣遗留下来的主要问题。如果柴荣得享高寿，他可能亲 自解决这个问题，也可能他为一连串的成功所眩惑，想不到、看不清时局的关键，仍旧要留给别人去解决。但是不管怎样，总是会有人去 解决的，因为这是时代的使命，时势一定会产生它所需要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