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魂】陈遹声：七世递藏，亘古罕有（下）

拍照完牌坊，来到了荐福寺门前。在其门口贴着一纸告示，从告示的内容来看，这是号召有缘信众共同来重修千年古刹荐福寺。而告示的落款则为：荐福寺主持释常生。这则通告的第一句为“现荐福寺老院已是危房”。看来主持释常生所言的集资恢复荐福寺，应当指的是这处“老院”，而非是山顶上的“新院”。如此说来，荐福寺仍然希望该处院落恢复为原本的寺院。若果真如此，那陈遹声墓怎么办呢？告示旁的侧墙上还嵌着一块“陈遹声生平简介”的刻石。刻石的落款是“诸暨市文化局，二〇〇一年五月立。”既然简介嵌在了佛寺的墙上，这也就说明当地文化局还是认定这里跟陈遹声有更大的关系。

荐福寺山门

告示

陈遹声简介刻石嵌在了荐福寺正墙上

佛寺前方的空地上则立着一块“荐福寺碑铭”，细看上面的文字，荐福寺始建于北宋开宝四年，其原名为报恩院。在大中祥符元年改名为荐福寺，“当时有房七十余间，僧众三百余人，可见当时规模宏大，明嘉靖二年修缮过，后废，清康熙三年由胡胜台重建。民国六年废（现大殿殿基仍存），寺中文物所胜无几。”

山门前的牌记

佛

此碑虽然刊刻了边纹，然而碑铭的正文却是用墨书写而非刊刻，这种竖碑方式颇为少见。通过这一段介绍可知，荐福寺在民国六年废弃。如此说来，陈遹声家是在此后买下了这座废寺。不知道这种推论是否正确，然而此碑铭中完全没有提及陈遹声之名。

旁边的小路

山门旁边另有一间小房屋

向房屋内偷窥

沿着小路向后走

看罢碑铭，阮建根带着我等从荐福寺山门的右侧向山上走去，这个夹道很窄，仅容一人通行。山门的右侧仍有一间不大的房屋，透过窗户向内望去，里面有居住者的痕迹。沿着窄窄的小路转到山门后方，眼前则是一片开阔的坡地。这片坡地距山门的后墙仅有十几米的距离，由修建完好的台阶相连。

开阔的台地

神道两侧的龙爪槐

远远望去，台地上有几棵奇形怪状的树。登上台上细端详，竟然是南方十分罕见的龙爪槐，这些槐树种在了神道的两侧。如今的神道地面用水泥做了硬化，而在墓的前方则有梯形的烛台，这种制式我很少看到过。烛台的后方则是沿山体而建的陈遹声墓。

造型奇特的烛台

陈遹声墓碑

陈遹声墓的形状近似正方形，四围用石块砌起，墓顶也做了硬化。墓的四围没有看到相应的碑石，仅在墓丘的前方嵌有墓碑。而墓碑后面有近二十人的落款，其列名者有曾孙、曾孙女、玄孙、玄孙女等，墓碑的落款则是2001年。

墓的形式

看来陈遹声的墓仅是在2001年做了整修，而阮建根则告诉我，这座墓在文革中被扒掉了，当地传说他们砸开棺材，看到他所穿的朝服还很鲜艳。从墓中出土了八块墓志铭，现在其中一块颇为模糊。阮建根推测，这一块恐怕在刨墓的时候被砸坏了。对于这些墓志铭的去处，阮先生称，现保存于枫桥镇小天竺景区的碑廊。他已考证过这个墓志铭，而缺损的部分，阮先生则根据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冯煦手稿，将其补充完成在由其编撰的《诸暨摩崖碑刻集成》一书中。

站在墓前回望

关于陈遹声墓为何被刨之事，除了文革风气使然，阮建根则告诉我，按照当地的传说，这也跟陈家的所为有一点关系。陈遹声在为政期间，宽严并济。冯煦在给陈遹声所撰的墓志铭中对此有一些记载：“戊戌（1898），以知府保送江苏，署松江府事。松际海，盐枭孽牙，与吏卒通，肆暴乡曲，莫敢谁何。公到官日，密致其党曰柴九者，威詟恩煦，尽廉其屈穴。一夕，以九为导，帅健卒策疾骑踔百余里，掩其魁捕之，寘诸法。刘融斋中允熙载，淮海硕儒，曾主上海龙门讲席，为建精舍及藏书楼以范士。松窪下，数苦涝，浚支河三十余，并筹岁修费数万金以泽农。”

荐福寺山门处在台地之下

从这些记载可看，其实陈遹声所捕只是一些恶人，同时他还做了不少的好事，为此颇有威望：“庚子（1900）拳祸起，暨俗素强，与教仇，闻朝旨袒拳，乡之不逞者转相煽众，至千余，城中莠民将应之，有期矣。公以宅忧，敦县官城守，而自命肩与往喻之。途与众遌，势汹汹且犯公，斫与前衡，深寸许。公正告曰：‘吾枫桥陈某也，来活尔！’众闻名骇愕，皆罗拜。公指陈利害，众悟且泣，曰：‘微公来，吾属无噍类矣！’争弃械走 。城中莠民期不至，亦蜂起，官绅相对无人色。公促闭城，捕其魁五人，斩以徇，事立平。”

用力推荐福寺的门，从门缝向内探看

在关键时刻，陈遹声能够利用自己的威望来说服暴民的叛乱，而他只是镇压了五位首领。除此之外，他在四川任职时，也曾镇压当地的匪寇。这样说来，他的所谓杀人也是有其道理在。难道杀坏人也要遭报应吗？当然历史的真实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并不了解，也许墓志铭中所记载的史实有美化之嫌。且不论这件事究竟如何，而陈家在藏书史上的确有过较大贡献。俞樾在《陈君墓志铭》中写道：“君讳烈新，字莼斋，浙江诸暨县人。陈故巨族，元末有名玭者，始建‘日新楼’以藏书；其子奫，又建楼曰‘宝书’；奫之六世孙曰性学、曰心学，七世孙曰于朝、曰于京，代有增益。于朝之子洪绶，裒其先世所藏书，建‘七樟庵’以庋之。‘七樟庵’陈氏藏书遂为越中冠。及君之生，稍稍散佚矣，然‘七樟庵’故物犹有存者。群弱冠人县学，岁科试高等，补增广生。咸丰元年，以教谕注选籍。同治二年，奉省符，署嘉兴县学训导。俗多停丧不葬，久则火之，名曰‘火葬’，君白太守严禁。又请于学使者，修复‘曝书楼’，取竹垞先生裔孙一人为诸生。其时粤寇初平，故家零落倦圃，‘曝书亭’所藏书，流散人间。君暇日游书肆，偶得一二，辄以重价购之。”

山顶上隐约可见的新荐福寺

如此说来，诸暨陈氏到了陈洪绶那一代就已经有了七世藏书的历史，陈家所藏乃是诸暨地区最大的一份。此后虽然有所流散，但是到了陈烈新那里，他又开始恢复陈家的藏书规模，因此他开始广泛地购书。如此推论起来，陈家藏书到了陈烈新这一代已经远不止七代。如此长时段的藏书历史，确实在中国藏书史上颇为罕见。贺涛在《陈莼斋先生八十寿序》谈到了陈遹声向其出示父亲所作的《授经图》：“问蓉曙学所从受，则一绩承先绪。因出其父莼斋先生《授经图》相示。《授经图》者，陈氏之先自明嘉靖时有授经堂以藏书，子孙世守，至先生遂绘《授经图》以课子。蓉曙继之，益以昌大。”

贺涛看了《授经图》后发出了如下一大段感慨：“闻独以谓自古名儒之兴，朋徒众盛，其袭前襢后者，往往更数百年犹若沐浴余泽、亲执业于其门，而子孙述其事者乃绝少，闻有之，至孙、曾有止耳。惟汉之楚元王，贵而好书，后嗣引而弗替，六七传至向、歆父子，遂蔚为儒宗，此外盖无闻焉。岂非以道术公器，付讬必待其人，非若田产财贿可私蓄之以诒子孙、子孙苟无大过遂克负荷而不队哉？国朝敦尚朴学，踰越往昔，其家世习儒者，若宣城梅氏之于天算，高邮王氏之于经术，亦不过数传，而遗风渐息。君子之泽之不能久而不斩，固非人力所能为也。今陈氏之学，遞衍者十余也。暂绝而复继，将刻而益兴，殆古今所罕闻。”

我还惦记着打杮子的事情

贺涛认为，中国古代能有几世相传的藏书十分难得，他在文中讲到了刘向刘歆家族的递传情况，之后又提到了宣城梅氏和高邮王氏等等的递传。虽然这些著名的家族都有传承，但他们都无法与陈家的十几世递传相颉颃。

后来到了陈烈新这一代他又开始广泛地藏书，陈遹声中进之后在京做翰林，因此他每有闲暇都会到琉璃厂去买书而后寄给父亲。俞樾在给陈烈新所写的墓志铭提到了这一点：“所居曰枫桥镇，故有‘见大亭’，明给谏骆缵亭先生讲学处也。咸丰辛酉毁于兵，君醵资兴筑，使邑之后讲过其庐而想见其为人。君历任余俸，悉以购书。宋元椠本，往往存焉。于宅西建‘授经堂’，藏所得书。后遹声成进士，官翰林，每至厂肆，遇有精椠旧钞，必购以奉君。君手为雠校，详告以版本之良楛、诸家之源流，以是为颐老之娱。于是陈氏藏书又富，虽不能复‘七樟庵’之旧，然已逾三万卷矣。”

对于陈烈新的藏书之好，贺涛在《陈莼斋先生墓表》在也有如下记载：“先生好学而嗜古，尤喜聚书，百方购索，久而弥勤，或贬损衣食，以重贾求善本。所得既多，悉藏于先世所筑授经堂，而课子其中，即蓉曙童子时读书处也。”

陈烈新节衣缩食也要花高价去买善本，而后他建起了授经堂，他在此堂中教孩子们读书。看来陈遹声有藏书之好，很大的原因是受父亲的影响。因此，贺涛在此《墓表》中又说：“蓉曙官翰林，以淹雅见称寮友，其学盖一本于先生。吾友武强贺松坡涛为蓉曙撰《授经堂记》，称美其家学，而侈言藏书之盛。其为先生寿言，直比先生父子于汉之刘向、歆及近代高邮王氏，其推重如此。而俞先生亦言陈氏累世藏书为越中冠，后稍散佚矣，先生能力复其旧。蓉曙在京师，得佳书必以奉亲。先生则大懽，以为善承我志。俞先生之意与贺君略同。 ”

如前所言，俞樾将陈家的藏书史追溯到了元末的日新楼，对于该楼的情况，诸暨文史专家杨士安所撰《诸暨古代藏书楼述略》一文中写道：“元末明初陈玭筑。陈玭（1332—1359），字季玉，别号慕椿。勤奋好学，能继承祖业，鸡鸣即起，诵读无辍，独得父陈策（1298—1359）之传，博览群书，与同邑进士胡一中为文字交。明初，朝廷征辟，县令田赋屡征不出，晚年筑‘日新楼’，藏古今图籍及先世遗文，游衍楼中，手不释卷，自号‘慕椿居士’，著有《慕椿稿》四卷。”

可见陈家的确是藏书世家，既然有如此悠久的藏书历史，为什么陈家的书到如今却难以看到踪影呢？从其他的资料来看，陈遹声颇为重视文献的传承。陈遹声写过一篇《补梅花馆词稿叙》，其在《叙》中写道：“自是以后，余羁宦京师，筠孙亦无意用世，出为青田学官，不数年而卒。余既闻丧而悲，又私计筠孙虽不见用于世，而著述无恙，其可传世者固在也。”

他的朋友“筠孙”去世了，但他想到朋友的文章应当不会受到损伤，他觉得这很欣慰。然而事情不是他想象得那么乐观：“辛、壬之变，社屋鼎沦。余自海上与疾归里，即至其家访问遗书，而不可得。窃叹天既厄筠孙于生前，并身后传世之名而亦靳之。其忌嫉才人，不应若是之酷也。属季君幼苏多方搜辑，历三年而得若干卷，谋付剞劂，责序于余。”

当陈遹声找到筠孙的家人时方得知他的手稿全部都失散了，这让陈遹声大为感慨，于是嘱咐筠孙后人努力搜集，用了三年时间终于编成了这部词集，而陈遹声特意为其写了序言。可见，他对文献的传承看得如何之重。既然这样，那为什么陈遹声家族的藏书却少有记载呢？

陈遹声序《经学辑要》 清光绪十九年上海点石斋石印经学通纂本

我把疑问拋给了阮建根，阮先生果真了解其中的细节。他告诉我说，陈氏父子藏书量达三十万卷，在那个时代是不小的数量。这些书中的一部分在民国九年陈遹声去世后，一部分由三子陈叔辛运往杭州，另一部分交由幼子陈季侃掌管。最大的损失主要是在抗战前后，按照当地的传说，当时汪伪蔡廉部队驻扎在了枫桥，不知什么原因陈氏家族与其发生了矛盾，于是陈季侃就给蔡的上司写了封告状信。但没想到的是，这件事被蔡廉知道了，就一气之下派手下把陈家的畸园洗劫一空，而里面的书则被搬至畸园旁的一座石桥边，当街烧毁，也有部分被卖给绍兴书商。但即便遭此浩劫，园中藏书尚余万册。在建国后，这部分书大多被作为“四旧”，运往杭州处理。

畸园里再也没有藏书了，可惜也没有留下藏书的书目，再后来，畸园也只作为一个地名而存在。至今只能偶尔的在坊间见到钤印着“畸园秘笈”的零星陈氏旧藏面世，当时保存过的大量字画有仅有少量的在官方机构收藏，几代人的藏书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众人闻言均唏嘘不已。天下之事太难长久，然而畸园如此大的藏书量，竟然就这样灰飞烟灭了，这是怎样的令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