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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法和读法，其实就是活法 讲课 | 欧阳江河 节选（3） 整理 | 贺嘉钰 责编｜杜小烨 选自《花城》2017年第3期“思无止境”栏目
摄影 | 《之间》周知 …… 我们再来看一下翟永明《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我认为这是一首非常精彩的诗，既是一个女性主义的文本，又是一次知识分子的写作，诗歌能不能从新闻报道里面提炼它的思想灵感、主题和力量，获得诗意立场，这首诗是一个绝佳的写作例证。我认为这是最近十年来最重要、最萦怀难忘的当代中文诗之一。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 雏妓又被称作漂亮宝贝 她穿着花边蕾丝小衣 大腿已是撩人 有美丽的衣服，又“大腿已是撩人”，已经初具女人味了。 她的妈妈比她更美丽 她们像姐妹“其中一个像羚羊”…… 她的妈妈也年轻美丽，和女儿像姐妹。羚羊，一种优美意义上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动物性出现了。 第一段就写得非常直接。一个小女孩，但又直截了当开篇就是破题的“雏妓”。这首诗的写作，来源于翟永明在媒体系列报道中，看到的一个追踪叙事：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娃娃被人拐走了，卖去接客，几个月时间内接了三百多个嫖客。她父亲到处找她，几个月后找到她，她那尚未发育成熟的子宫已经被嫖客们用得烂掉了，只好做手术取掉。我们经常读到女儿寻父的故事，但发生在这个雏妓身上的，是父亲寻找到女儿的故事，她还是个发育不全的小女孩，却连女人的器官都宿命般地预先被剥夺了。这么一个悲惨的当代故事，媒体报道之后，看看诗歌怎么来处理。翟永明这个作品我觉得是大手笔的。文本里面有多重的立场，至少有四个人在里面：第一个是诗人，第二个是女人（而且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第三个是知识分子，第四个是成年人，历经沧桑世事的过来人，面对一个小女孩。面对一个新闻事件她是诗人；面对整个社会事件她是知识分子，保持批判立场；面对那些嫖客，她是一个女人、女性主义者。四重角色在这首诗里面是怎么混合的，立场又是如何交叉的，特别复杂，但又特别清晰，浑然一体。 男人都喜欢这样的宝贝 宝贝也喜欢对着镜头的感觉 看见没有，“对着镜头的感觉”，已经是一个照片意义上的人了。她现在只在照片上还是美的，只在照片上还跟她的母亲像姐妹一样。她跟她母亲的关系，是美的关系，往事关系，被摧残之前的形象只留在照片中，非常有意思。那是新闻的东西。 我看见的雏妓却不是这样 因为她看到的是新闻报道，是这个照片背后的。 她十二岁 瘦小而且穿着肮脏 这是在进入世界以后、被嫖客糟蹋以后。 眼睛却能装下一个世界 或者 根本已装不下哪怕一滴眼泪 她的爸爸是农民 年轻 但头发已花白 她的爸爸花了三个月 一步一步地去寻找他 失踪了的宝贝 雏妓的三个月 算起来快一百多天 三百多个男人 这可不是简单数 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那么多老的，丑的，脏的男人 要趴在她的肚子上 她也不明白这类事情本来的模样 “这类事情”，掂量起来，其情感的、美妙的成分，全都没有。她不明白。这种禽兽般的事情，连脏都不是，连原罪都算不上。她搞不清楚这种事情本来的模样是什么，一种连原罪都不是的东西，有没有“本相”意义上的本来模样，我想谁也不知道。 只知道她的身体 变轻变空 被取走某些东西 雏妓又被认为美丽无脑 关于这些她一概不知 她根本就还没发育成熟，心智和身体都还没有发育成熟呢。 她只在夜里计算 她的算术本上有三百多个 无名无姓 无地无址的形体 他们合起来称作消费者 消费政治的东西出现了，商业主义的消费出现了。 那些数字像墓地里的古老符号 太阳出来以前 消失了 蝙蝠，或者吸血鬼。吸血鬼就是一见阳光就要消失。 看报纸时我一直在想： 这个后面非常有意思。前面都是讲新闻发生，她把它用诗歌的方式叙述了一遍。 不能为这个写诗 这一句太厉害了。 不能把诗变成这样 不能把诗嚼得嘎嘣直响 不能把词敲成牙齿 去反复啃咬 那些病 那些手术 那些与十二岁加在一起的统计数字 一直用的是医学术语。我们说消费时代的客户，取消了人，而是变成数字，点击率、消费量、接客量、民主选举的投票率、电影院上座率，都是数字。民主时代，数字化时代，都是消费的，很有意思。 诗、绷带、照片、回忆 刮伤我的眼球 （这是视网膜的明暗交接地带） 一切全表明：都是无用的 都是无人关心的伤害 都是每一天的数据 它们 正在创造出某些人一生的悲哀 部分地 她只是一张新闻照片 这有一个“照片”“新闻照片”。 十二岁 与别的女孩站在一起 你看不出 她少一个卵巢 一般来说 那只是报道 每天 我们的眼睛收集成千上万的资讯 现在讲到“眼睛”了，这个器官。 它们控制着消费者的欢愉 它们一掠而过 “它”也如此 信息量 热线 和国际视点 像巨大的麻布 抹去了一个人卑微的伤痛 我们这些人 看了也就看了 它被揉皱 塞进黑铁桶里 这首诗的后半段特别有意思，我们先讲后半段。我要回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美国诗人，跟弗罗斯特完全相反的一个伟大诗人，华莱士 史蒂文斯，他是一个宗教冥想式的诗人，他的诗的写作独特在什么地方呢？曾经有一个研究者，非常有洞察力地指出，在别的诗人结束的地方他开始写作。通常我们认为从哪里开始都行，诗歌也好，绘画也好，最重要的是寻找在什么时候该停止、该结束。那么史蒂文斯特别重要的一个诗学特征就是，他通常是在别人结束的地方开始。将这样一种结束和开始彼此反转的写作范式，带入到我们对翟永明《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这首诗的解读，会非常有意思。通常这样一首诗写到某种地步，它已经表达了女性主义的愤怒，表达了诗人的独特看法，表达了当代知识分子的高蹈立场，表达对社会乱象的批判心态，一首诗写到这里应该就已经结束了。翟永明却接着往下写，把诗作者本人作为资讯的、信息的、新闻的消费者，她把这样一种当代消费政治的身份搁了进去，也就是一个深具反消费意识的诗人作为消费者的日常人，展现出这么一种微妙、隐秘、吊诡的当代身份。她作为一个诗人的正义感，女人的愤怒、诗人的愤怒，知识分子的疼痛感、批判性，被资讯消费给激发出来了，许多不同层叠的东西混在一起，诗人立场与日常人身份混在一起，一边批判一边自嘲。你看她最后写了，“我们这些人 看了也就看了/它被揉皱 塞进黑铁桶里”。一个如此深刻、如此愤怒、如此痛惜的诗人，思想和写作之余，还能做别的什么呢？这让我联想起另一位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塞缪尔 希尼的一个著名言说：诗歌不是一个发生，词不能变成一辆坦克。两个诗人，表达的是同一个思想。 文学自古以来一直在争论一个很重要的诗学母题，就是：词，是不是物？这个文学母题对诗人尤其重要。大诗人的一个基本抱负，也可以说是写作的野心，就是想把词当作物来使用。不仅仅止步于用词来描述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感状态，不仅仅只是用词来描述世界正在发生、已经发生、将要发生的事件。这还不够。词，不仅仅只是对发生的一个描述、一个叙述，它要直接成为发生本身。诗歌写作，不仅仅止步于表达和传递物态世界的那个“是”，诗直接就是这个“是”，这个Yes。诗歌是发生。它不仅仅只是发生的一个描述，它直接就是发生本身。关于词，拉康有一个说法。1997年夏天，我随一位法国建筑师朋友，带着“建筑的角度”转悠巴黎，转了一个星期。有一天走着走着，他突然指着大街上一面涂鸦的墙说，“你看，这是拉康的话”。写的是什么呢？“现实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词语的。”就这么牛。现实不真，也不假，也不是物的，更不是肉体的，现实是词语的。拉康就这样定义“词”。这是关于“词是不是物”最极端的一个表达。词就是物，就是发生。 但翟永明在这首诗的写作推进中，她看到这么痛的发生后，她怀疑了，动摇了这个“词就是发生”的立场。她觉得诗歌所写的词，包括她写的这首诗本身，跟那些新闻一样，被消费一下、被阅读一下，看一看、写一写、读一读，然后痛一痛，批一批，接下来就揉成废纸扔进黑铁桶——这个更狠，不是垃圾堆，是“黑铁桶”——黑铁桶才是现实，才是物。这首诗的无可奈何、疼痛和纠结，以及诗人对诗歌作为发生本身，无法制止这么荒唐、这么痛苦、这么糟糕、这么邪恶的事情的真实发生，由此导致一种更为深刻的怀疑。她对诗歌作为发生的写作权力产生了怀疑。一直以来，不是说在文明世界，诗歌是一个精神立法吗？不。诗歌所能起的作用，跟新闻报道其实并无多大差别。也就是消费一下、感慨一番、疼痛一番，表达一下自己的愤怒和批判，然后怎么办呢？更深的秘密被揉成废纸，扔了，忘掉了。这种怀疑已经直接涉及到诗歌的存在感本身。 所有这些在资讯时代控制了消费者的欢愉，控制了消费者的痛苦，怎样都是消费。然后，一个更大的意识形态来了。我为什么要特别讲翟永明这首诗的后半部分？因为翟永明在诗文本的后半部分，实际上处理的是诗歌对待消费政治生态的一个根本质疑。诗歌一方面警惕这种信息消费，但另一方面它又毫无办法，无可奈何地融会进资讯消费。词本身变成了消费，“写”成了“被写”。诗歌本身是反消费的，但是它也难逃这个当代消费政治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几年来一直在强调难度写作，一直在强调“反词”立场的长诗写作，我想反抗诗歌被媒体意识形态卷进这个消费逻辑、卷进这个新闻的发生、卷进这种命运，我一直在抵抗它。我用诗歌的难度、长度和深度来反对它，用费解来反对垃圾信息大量涌现的公共现象。你要是看不懂这样的诗你就绕过去别看，就翻过去，或者压根不碰这些让你头痛的东西。就像庞德讲的：我当然希望有人喜欢我的诗，但是不喜欢就算了，就翻过去吧。我宁愿这样，也不愿意像垃圾新闻一样被消费然后忘掉。回到这首诗作，它的后半部分，翟永明的表达，她的批判、怀疑和嘲讽，已经不仅仅是针对时代乱象，针对消费奇观，也是针对诗歌自身。另外还有一点，置身这样一种消费生态，尤其是词、语言、信息本身变成消费对象、消费材料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光是中国，放眼看整个世界，自现代性发生以来，由于消费政治的出现、资本逻辑所起的统治作用、塑造和程序作用，一种我称之为“媒体意识形态”的东西正在左右着、控制着我们的时代精神、时代风尚，控制着我们的注意力，正在取代政治，取代宗教，取代信仰。我们每天的注意力被打岔，我们被各种各样的现代性名目下的方便的东西、碎片的东西、由小意见而不是思想形成的东西引领着，被各种各样的报道、各种各样的奇观、甚至是各种各样的灾难吸引着，正在失去我们文学本身、信仰本身、心灵本身的内驱力、凝聚力，正在失去诗意，正在被变成消费对象。这是翟永明这首诗后半部分的隐含意指，一方面是作为一个读报者，消费报纸的人，一方面对读报和消费者这个身份的反讽和质疑态度，写得直接、痛彻，诗歌本身的无力感也被写进去了。 我们再回到这首诗的前半部分。这里的诗歌叙事就跟小说叙事有关联了。诗作者在前半部分结束之处、下半部分开始之处，这样一个文本的交接地带离迷地写到：我一直提醒自己诗不能这么写，不能这样咯嘣咯嘣的，不能写这些烂东西、这些糟糕的东西、让我们不快乐的东西。她一方面这样提醒自己不写，一方面又写了。在这个“不能这样，不能这样”的里面，她写了，建构起一个诗的当代叙事，一个只有诗歌才能处理的元故事，一个古老的故事。我说过，每天的新闻都有可能在“原诗”的层面上，跟三百年、五百年前的古老文化内部的某一个元素，产生某种重影的、相遇的、纠结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诗歌叙事里面，就是父亲寻找失踪的女儿，找到时女儿已经不是女人了。古老的元故事多半是女儿寻找父亲，这个故事被当代诗人颠倒过来，在现代性里面变成一个父亲寻找女儿的故事。她母亲呢？母亲浮现在一张照片上，但不是新闻照片，而是发生这个新闻事件之前那一个前兆。母亲不在女儿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当了雏妓之后现身。在新闻与诗歌叙事中，母亲后来都没出现，她只是在这之前、在照片里出现。所以女儿前后发生的根本变化是在照片上反映出来的，一张是新闻照片，一张是在这之前她和母亲的幸福的旧照片，美丽的，穿着蕾丝花边裙子的，那样一个从前岁月的照片。“其中一个像羚羊”，也不知道是谁，这里面有一个古老的、变形记的、神话模式的故事。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都被放出来，人的欲望被放出来，经济又成长，大家又有钱，成为消费者，身体的消费者、欲望的消费者，在乱世和盛世并举这样一种情况下，古老的女儿寻父故事变形为农民父亲寻找失踪女儿的当代故事：这个故事既是一则新闻，又是一首诗歌。女儿各个方面都还未成熟，生理和心智都还处于发育期，却成了“雏妓”这样一个现代性的消费品。值得注意的是，诗的文本叙事中，出现了一堆的统计数字。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崇尚统计学吗，大众信仰数字，金钱的数字，选票的数字，各种意义上的数字。在这样一个数字化时代，这样一种人的疼痛，这样一个父亲寻女儿的故事，其内蕴的震撼力，将诗人的女性主义态度，将消费政治受难者的以及反消费的抵制态度——这样一种复杂的、多义的当代诗歌思想，汇集在一起。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态度，从诗的文本深处是非常明显地朝现实世界弥漫。另外就是作为一个女人，作者的伤心和悲愤，似乎又被强行压抑到词的底部，因为她觉得这一切似乎都没用，词不是一个物，不是一个“发生”。如此之多的层次自这首诗的写作深处升起，将我们的阅读、理解、批评、思想带到一个不常有的高处。而这首诗故意写得有点干巴巴，这也是此诗必要的写作风格的一部分，大量的重复，而且一直扣着数字在写，借力非诗的材料在写，挪用新闻、信息、消费质地的语言在写，成熟且深具力道。 这样一件关于雏妓的新闻报道，引发出翟永明作为诗人这么多的感触，她提炼出这么复杂的、有层次感的、综合的，某种意义上讲特别难处理的主题，把深度诗殇呈现出来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非常辉煌的一首诗。它深入到我们这个时代、呈现我们这个时代本相的这样一种力量和境界，认真地讲，是我在当代小说里极少看到的。她直取事物本源，但是同时又把叙述者的尴尬，这种诗的自嘲和无可奈何，以及自我质疑和自我批判，同时放进去了。层次如此多了，还写得那么简单，甚至那么干巴巴、那么生硬。翟永明的诗通常都写得很柔韧，但这首诗却有一种生硬的东西在里面：包括诗的语调，修辞风格的选择，都跟诗意主题的呈现和力量高度吻合。翟永明这首诗真是特别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到底应该怎么写作，既具有公心，又保留诗人的自我特征，这是典范之作。至于这首诗本身该怎么评价，这是另外一回事。只是作为一个诗人，我知道这样的诗是不太容易碰到的。我讲这首诗，是要讲一个诗人怎么从所谓的“本事”，新闻的本事中提炼诗歌的力量，提炼时代的新诗意，提炼诗歌精神，提炼诗歌的立场和视点。大家看它里面不停地出现观看，“眼睛”这个词，就是观看，就是读图时代，然后又读到了文字，然后又读到了灵魂，读到了肉体，这是很多层次的东西。是不是无论诗歌写作还是小说写作都有这样提炼诗意的可能性？我不知道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 【未完待续，全文刊载于《花城》2017年第3期】 关注《花城》杂志 独立精神 人文立场 新锐主张 2017年第3期《花城》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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