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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汉代玉器丰富, 玉质甚佳, 玉雕艺术精湛, 所表达的文化内涵更为深髓, 因而研究南阳汉代玉器的艺术特征, 探索其文化内涵及在我国玉文化中的地位, 对于弘扬中华玉文化精髓、营造南阳玉文化氛围、带动南阳玉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南阳汉代玉器的特征 南阳汉代出土玉器品种较多, 且以西汉玉器为主。玉器有礼器、葬玉、装饰品、浮雕和圆雕美术品等四类。器物造型可分为几何型和人物、动物型两大类。玉器材质以透闪石软玉特别是和田玉占很大比重。 1，葬玉的新发展汉代的葬玉 以其品类多样、造型繁复、用法不一为新特点, 将中国传统的葬玉, 发展到了顶峰。其原因是:其一, 由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倡导,厚葬形式风靡一时, 以玉器殓尸、裹尸的制度, 成为社会政治文化(如等级)和礼仪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二, 道教的“长生不死”宗教观(认为玉可使尸体不朽), 深浸于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其三,葬玉的形式与内容有规范性和统一性的制度可遵循。南阳市十里庙砖瓦厂 M8出土的西汉时期玉蝉, 长 6厘米、宽 2.55厘米、厚 0.75厘米, 透闪石质青玉, 湿润微透。一半受沁呈乳白色。两面饰纹。凸睛双翅。刀法简洁, 线条疏朗[1]。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征是生命哲学, 它关注生命的实在价值(生前)与精神永存(死后), 道家思想很典型。《淮南子 ·精神训》:“人借蝉蜕以成仙, 为以是与宇宙并寿。”《道德真经集注》卷五:“有道之士, 其死也脱胎神化, 如蝉蜕焉, 身虽死而真身不亡。”蝉虫虽生时不过百日, 但其鸣声悠扬, 常留人的记忆中。人生苦短, 生前祈求长寿, 亡后希望以蝉鸣代言。汉人以玉蝉为葬, 是他们关注生命的复现、灵魂之永生的精神寄托。它虽有迷信和宗教色彩, 但其中所反映的汉代哲学价值观则不可忽视。 2，简约且姿态飘逸的玉舞人佩 南阳市烟草公司 M24出土了西汉时期一对玉舞人, 其一高 3.7厘米、宽 2.05厘米、厚 0.25厘米, 其二高3.45厘米、宽 2厘米、厚 0.25厘米。两件纹饰、质地相同, 大小略有差异。均青白色,色润微透, 为透闪石质青白玉。器表受沁呈鸡骨白[1]。两面饰纹, 皆刻一舞人。舞人弯腰屈肢,挥长袖, 婆娑起舞。头顶钻一弧形孔, 腋、足部各一孔。玉舞人佩一般为女舞人形象。她们是专供帝王或大贵族使役的舞人。长裙修袖, 身薄细挑, 舞步轻娆, 飘逸欲仙。其舞姿是上层统治阶级宴飨、礼乐或祭仪中歌舞场面的生动写照, 这就是《后汉书·宦者列传》所说的“蔷媛侍儿, 歌童舞女之玩, 充备绮室” 3.姿容风雅的玉剑饰 西汉时期的玉剑饰出土较多。玉剑首, 高 6.55厘米、厚 1.45厘米, 南阳市百里奚 M1出土。青白玉, 湿润微透。有暗红色沁斑。圆形。首端纹饰分两区。内区中心为一四角星, 外饰去纹。外区饰谷纹。内面饰两个同心圆凹弦纹。玉剑珌, 高 5.8厘米、宽 3.5厘米、厚 0.2～1.4厘米,南阳市拆迁安置办公室 M208出土。青玉, 质润微透, 有灰白色沁斑。平面为凹腰梯形。一面饰龙纹, 怒目, 角后披, 屈体, 卷尾, 尾饰纹丝纹;一面饰变形去纹, 纵钻一深 0.9厘米的浅孔。玉剑格,长 6.05厘米、宽 2.55厘米、厚 0.5～2.2厘米, 南阳市百里奚 M1出土。白玉, 润泽细腻, 有褐色、紫色沁斑。两面纹饰相同。为獠牙外露、阔鼻、瞠目的兽面纹。中钻一直径 0.75厘米的圆孔。玉剑璲, 西汉时期, 长 4.4厘米、宽 2.05厘米、厚 1.5厘米, 南阳市百里奚 M1出土。白玉, 湿润细腻,有紫色沁斑。正面饰浮雕龙纹, 圆形目, 广眉, 有角, 屈体, 卷尾, 前肢上扬, 后肢奋力, 作升腾状。原为玉剑璲, 后改为剑珌使用[1]。汉代人珍重佩带玉具剑, 主要的原因是剑身镶嵌四种精美的玉饰, 其价值也随之倍增。《吕氏春秋 ·侈乐》:“世之人主, 皆以珠玉戈剑为宝。”《汉书·王莽传》:“进其玉具宝剑, 欲以为好。”《汉书·艺文志》记《相宝剑刀》20卷, 该书成书于汉代。汉朝的帝王、诸侯, 争相佩玉具剑,一是象征某种权力, 以为仪仗或权仗之用;二是作为佩者身份和仪表的表征物,《楚辞九歌》说“抚长剑兮玉珥, 璆锵鸣兮琳琅”, 其佩剑的姿容风雅可以想见。 4.安定和谐的多层饰纹璧 在战国多层纹饰璧的基础上, 汉代的此类造型, 内容有新的发展。以兽面纹、凤纹、蒲纹、谷纹为主体, 排列顺序基本相同, 束丝纹置于两种纹饰的中间。南阳市烟草公司 M24出土的西汉时期青白玉玉璧, 直径 17.1厘米、好径 6厘米、厚 0.2厘米, 有灰白色沁斑。两面纹饰雷同。中部以一周绹索纹将纹饰分为内外两区, 外区饰兽面纹、云纹, 内区饰蒲纹。另有一块玉璧, 直径 14.15厘米、好径 4.4厘米、厚 0.2厘米, 青玉, 微透。大部分受沁呈褐色和灰白色。两面均饰谷纹[ 1]。古时以璧之圆喻天, 并以璧礼天神。西汉玉璧饰云纹、谷纹和蒲纹, 即是用以祈求天神保佑人间能得到农桑粮谷的丰收。兽面纹很可能是因本性威猛强悍, 所以古人认为有辟邪佑祥作用。因而, 这几种纹饰的寓意是和谐一致的。 5.盛行一时的玉印 汉代玉印制作较精, 数量较少, 且盛极一时。1968年在渭河北塬狼家沟地下出土西汉“皇后之玺”一件。四方形, 和田白玉, 通体润白晶莹, 螭虎纽, 四侧刻去纹。高 2厘米, 宽 2.8厘米, 当是“吕后之印”。此玉玺之发现, 是迄今所知汉代帝后用玉玺仅存有的一件出土遗物。此外, 河南省陕县后川西汉墓、三门峡火电厂西汉墓、杞县许村岗西汉墓均有一枚玉印出土。南阳市拆迁安置办公室 M76出土的西汉时期玉印, 长 2.2厘米、宽 1.9厘米、高 1.75厘米。青白玉, 有灰白色沁斑。上为覆斗形, 下呈长方体, 桥形纽。印面阴刻“杨差”二字。南阳川光仪器厂 M27出土的西汉时期玉印, 高 2.1厘米、长2.15厘米、宽 2.1厘米, 青白玉, 上为覆斗形, 下为方形。印面白文 “路人”二字[1]。两枚玉印款式规正, 字印清新流畅, 显示出主人的权高位重。 6.永生不死玉辟邪 南阳天冠集团滨河住宅小区 M26出土的西汉时期玉辟邪, 长 3.35厘米、宽 1.95厘米、厚 2.05厘米。黑色。圆雕。卧姿。虎形头, 耳较长,身团屈, 长尾[1]。应为传说中的神兽辟邪。造型生动, 形象传神。辟(避)字用“除”义, 见于《周礼·秋官·士师》:“玉燕出入, 则前驱而辟。”(辟除闲人)汉代辟邪兽, 取辟除邪恶义。《神仙传》:“老子所出度世之法, 九丹八石行气炼形, 消灾辟恶治鬼。”《博物志》:“学道之士, 居山宜养白犬白鸡, 可以辟邪。”知辟邪义和道教有关。作为祥瑞之兽的玉辟邪, 其形象如狮。《汉书·西域传》记乌弋山离国(今伊朗南部)之桃拔兽, 形似鹿, 一角者为天鹿, 二角者为辟邪。此外, 南阳市拆迁安置办公室 M164还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玉双凤出廓环,高 7.2厘米、宽 8.3厘米、厚 0.4厘米。白玉, 质润微透。受沁呈黄白色。环两面皆饰谷纹。廓外上琢“山”字凸饰, 凸饰中间钻一穿。左右出廓各一凤。凤高冠、勾喙、长尾。南阳市麒麟岗 M8西汉墓出土了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鹰 , 残高 6.5厘米、残宽 6.8厘米、厚0.7厘米。白玉, 表面多黑漆古和灰白色沁斑。正面用减地阳线法雕一立姿展翅状鹰纹。左翼上部有尖状凸起, 右翼仅存上端尖突少部。胸部饰“山”字形纹、去纹。下垂鸟尾。尾侧有粗壮有力的左腿及如勾的脚爪, 头部、左足残缺。颈部二穿似后人所为。背面光素。 二、南阳汉代玉文化的内涵 1，传承遗绪 南阳汉代玉器的造型、纹饰题材, 很多都有战国玉器的遗绪, 艺术风格总体上延续战国玉器的特征。如阴线刻的纹饰、浅浮雕谷纹、精美玲珑的玉具剑等。西汉早期的某些玉器, 甚至和战国玉器几无区别。礼仪器的多层纹饰璧, 工精貌美, 不减战国时的风采。 2.创新玉器 南阳汉代的创新玉器达到新高峰。装饰品、葬玉、日用品及观赏陈设器, 都在种类、造型与纹饰上有较多的新发明, 展现一派精彩纷呈的新面貌。装饰品的新品种有食货佩、刚卯严卯、女舞人佩、应龙纹佩、龙纹兽面纹璜、熊虎纹饰版、羽人螭纹佩等。葬玉新造型有蝉形琀、玉溟目、玉塞、玉衣、月形及猪形玉握、铺首。日用品新品种有枕、卮、水丞、盒、镜、屏风。观赏陈设有豹、辟邪。虽然有些新器种在玉器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刚卯严卯、玉衣等), 但有的则在后世玉器中得到承袭和发展, 如玉辟邪,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发展成大型玉石瑞兽雕塑, 其文化价值很高。 3.融和儒道 汉代思想文化的一大特征是, 黄老之学与儒学并重。南阳玉器所反映的儒道融和内涵, 在“道”与“器”两种观念上, 多表现为“道”“器”并用思想。“道”主要是指玉器内寓的礼乐规范性;“器”指玉器的实用性。本来在周代, 玉器的“道器”观念, 多表现为重道轻器。如孔子在《论语·子张》中说, 工艺制品 (含玉器), 基本属于 “小道”, 对它持轻视态度, 但他又说“虽小道, 必有可观焉”, 并没有给予全面的否定。南阳汉代玉器的“道器”观有所改变, 玉器作为“器”的意义和价值的提升, 首先反映在日常生活用器的发达。 4.崇尚白玉 在中国玉器史上, 使用白玉、特别是新疆和田白玉之众, 汉代是个新高潮。其数量空前, 品质上乘。南阳汉代出土的玉器更是清一色的和田玉中的白玉、青玉和青白玉[2]。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一, 汉帝国征讨西域的频频得胜,使东西两地交流大畅, 新疆玉料源源不断进入中原;其二, 盛行阴阳五行说, 人们赋予白色以吉祥寓意;其三, 最重要的是, 自西汉起, 将“尚白”观念与儒家“仁”学相提并论, 极大地提高了色彩审美的文化品位和白玉的道德品性。 5.追求吉祥 南阳出土的汉代玉器中, 无论是灵魂寄托的玉蝉、飘逸欲仙的玉舞人, 还是永生不死的玉辟邪, 祈求粮谷丰收的谷纹或蒲纹玉璧等, 都深深地烙上吉祥文化的主题。玉和玉器之所以能充分表现吉祥文化, 是因为玉所具有的特殊文化内涵使然。《山海经·中山经》屡记“吉玉”说。半人半羊的神兽, 需以吉玉祭埋, 这盖是以羊为祥的一种渊源。《汉书·沟洫志》注:“沈玉礼神, 见许福佑。”《论衡·量知》:“采玉者破石拔玉, 选士者弃恶取善。”以玉象征善德。上述之言, 都是汉代人借崇玉以祈祥思想的反映[3]。南阳汉代吉祥玉器的文化特征主要有:宗教性, 这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双重性所决定的;道教性, 追求人生命的无限;现实生活同神话宗教相结合, 它们呈现出浓郁的情景混一的生活气息和神秘色彩, 表现对人生、理想和宇宙等大主题的观点;楚文化为源, 汉代吉祥玉器的许多形式与内容, 都可在《楚辞》中找到依据出处, 保存了楚文化那样的想象、炽情、体悟、优美和浪漫的情怀;民俗性, 玉器吉祥文化中最重要的民俗信仰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可得到的, 只好在精神灵魂的欲求中争得满足, 这也恰是国家的支撑力和治人的麻醉剂。 三、南阳汉代玉文化的地位与作用 公元前 292年, 秦国从楚国手中夺取了宛。宛成为南北接壤的中间地带, 交通便利, 商贾云集, 工商业逐年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到西汉时期,南阳不仅有发达的工商业, 而且还有宽阔宏伟的城垣, 被列为全国五大城市之一。东汉时期, 宛居京都洛阳之南, 号称“南都”, 光武帝刘秀又出生于此, 被誉为“帝乡”。据清光绪《新修南阳县志》记载, 当时宛城以内“王侯将相第宅相望”, 工商业也随之得到了迅速发展[ 4]。社会的繁荣, 促进了玉文化的发展。汉代玉石、彩石及砚石资源得以广泛开发利用, 树碑立传之风盛行, 石刻事业迅速发展。从南阳出土的众多汉代玉器中我们可以知道, 对玉石的雕琢利用有了更大发展, 表明汉代南阳玉文化达到了鼎盛时期。就玉器而论, 汉代饰用玉器的雕琢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成为一大特色。同时, 宫廷玉器在汉代玉文化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这不仅包括各种佩玉, 而且所有宫廷显赫处多用玉石装饰。相传汉武帝年间用玉最丰, 张衡(今南阳市宛城区石桥镇夏村人)《四愁诗》称:“美人赠我金错刀, 何以报之英琼瑶”;“美人赠我琴琅玕, 何以报之双玉盘”;“美人赠我貂襜褕, 何以报之明月珠”;“美人赠我锦绣缎, 何以报之青玉案”。全诗以“美人”比贤明的君主和清明的朝政, 代表作者的理想, 以美人赠我“金错刀”、“琴琅玕”等, 比喻自己时刻不忘朝廷君主的恩德;以我欲报之“英琼瑶”、“双玉盘”、“明月珠”、“青玉案”, 比喻自己向朝廷奉献治国安邦的忠诚和韬略。诗中重章叠咏的表现手法, 藉以突出主题, 反复用珠玉咏叹, 加重抒情气氛。同时也表明东汉时期宛城玉石的开发、玉雕加工、玉器交易等玉业十分兴旺。全诗酣畅淋漓, 真切动人, 在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衡在著名的 《南都赋》中记载:“于显乐都, 既丽且康, 陪京之南, 居汉之阳。......其宝利珍怪, 则金彩玉璞, 隋珠夜光, 铜锡铅锴, 赤垩流黄, 绿碧紫英......”“以速远朋, 嘉宾是将。揖让而升, 宴于兰堂, 珍羞琅玕, 充溢圆方, 琢琱狎猎, 金银琳琅......”对汉代玉文化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可见, 在汉代, 南阳的玉器加工就已具备了相当大的规模, 雕刻工艺亦精巧绝伦, 杯盘碗盏, 圆的、方的, 盛上佳肴美味以待远朋嘉宾。据《汉书》记载, 当时南阳的独山称为 “玉山”。现独山脚下的沙岗店村, 相传在汉代叫“玉街寺”, 是加工、销售独玉及其工艺品的地方, 后毁于三国战乱。当时这里家家采玉, 人人雕琢, 男采女磨, 就地开掘加工, 宛城客商往来如梭, 非常热闹繁荣, 治玉之人, 达千人之多, 表明南阳玉器加工经营规模很大, 成为中国玉雕史上辉煌的一页[5]。三国、西晋、南北朝, 整个中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峙的局面, 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科学文化事业亦发展迟缓, 出土玉器极少, 只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有:“南阳有玉山......山山出碧玉。”由于当时人们不爱好琢玉, 而盛行食玉, 认为“玉亦仙药”, “服玉者, 寿如玉”。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服食之风影响下,觅玉、食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神农本草经》记载, 秦汉时期独山玉还成为药用矿物, 入药治疗多种疾病。 文章来源：南都学坛， 2010年 02期 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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