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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社会，补课是补课者的“成长痛”，补课是家长们的“心头病”。 对于国内全日制中小学教育而言，补课是补课者的“成长痛”，补课是家长们的“心头病”。——补课的话题，也是我等退为旁观者的饭后一乐。
补课蛮多苦，补课也多趣。
放寒假了，电梯里遇见一位退休多年的大学校长，问他：忙吧？答曰：忙，我比上班忙，他比上学忙。校长所指的“他”，是读小学的孙子。假期所“忙”，补课也。
更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高教公寓的社区。楼上的业主，大多是一个教育大省教育主管部门的处职干部，而底层有一居室，窗外高挂手书红色大字标牌：精品家教，一对一辅导专家。
不知道那些白天在办公室制定禁止学生补课通知的工作人员，回头看到这个标牌，作何感想？不知道那些风雨兼程查处学校补课归来的工作人员，有何感慨？
媒体朋友去城郊的一所学校暗访，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执行省厅规定，到底有没有补课。摄像机是隐藏着的。校领导探明来意，爽声一笑：xx处长、xxx处长的孩子都在我们这里借读呢！——那些处长，记者们是久仰的，都在教育部门担任实职现职。
那个家教牌子，一直晾在窗外，风雨无阻。有乡友在中学任教，他们学校就在教育主管部门的一路之隔，问他周末补课否？他如实做答：补，一直补，不补家长不答应。——事实上，不补，校长也不答应，局长也不答应。当下社会对教育的评价，基本上还是以升学率、推进率为依据的。
现在看看，该省教育部门可能只有厅长、部长是公开明确表示不支持补课的。媒体上每年都可以见到类似的言论：莫让校外培训成教育生态雾霾。
不过，一位接近教育部门官员的朋友说，他们一次在讨论制定禁止补课的有关文件时，主要领导题外问了一句：你们在座的，哪一位处长家小孩课外没有上过辅导班？哪一位花费不在十万八万？现场没有人作答，唯有尽在不言中的一阵哄笑。
补课、报辅导班，在现实生活里，常常是教育者、教育管理者、受教育者、家庭教育经费提供者等多方参与却各有苦衷的一场欲罢不能的游戏。在一种强大的文化强磁场里，人格分裂有时也很可能是“被分裂”。
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研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总支出规模高达19042.6亿元，占2016年GDP比重高达2.48%，接近2016年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总经费的70%。巨额数据凸显课外培训市场的海量空间，同时更以鲜活实例呈现“剧场效应”的无穷动力。
问题根源在哪里？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而我的关注点在于，教育制度可能是所有制度设计中最精准到位的。在当下社会，补课是最有自发性、群众性的“活动”，源于教育评价制度直击人性的痛点、社会的痛点。这个制度是否人性，另当别论，而从操作性的角度，它是“成功”的。职场上，消极怠工现象并不鲜见，而在教育领域，几乎所有受教育者都不甘落后，不敢放弃，不得安宁——不过，好的制度，难道不应该是让人身心和谐而不是身心俱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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