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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今中国来说，从1920年代开始至1960年代发酵的印度经验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比较视角。1947年后独立印度的工业化诉求使得勒·柯布西耶和路易斯·康将彼时最先进的建筑思想深植此地，伴随着60年的建筑在地化演进，现代主义捆绑着工业化进程，成为持续至今的印度建筑底色，并衍生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印度当代建筑。本文以印度古吉拉特邦建筑为切口，或许百年印度经验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思考和启示。  王冲 北京神奇组建筑工作室联合创始人，东京大学工学硕士、南京大学建筑学硕士，曾就职于隈研吾东京事务所，WOHA新加坡事务所，曾获红点设计奖、日本建筑学会建造竞赛单元审查会特别奖等。 建筑风格上的身份变迁
1920年代的印度得益于现代性的职业分工，出现了类似西方的建筑师职业，然而印度建筑师协会本质仍是自上而下的精英组织，为殖民城城市物化英国价值。受阿尔伯特·理查森的著作影响，宏伟的巴洛克和法国古典主义风格的启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本土建造了很多新古典主义公共建筑，在英属印度城市公共建筑中，新古典主义风格也占据主导地位。此时位于印度西北沿海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经济发达，自古就以商贸闻名，圣雄甘地的一大支持者就是来自故乡古吉拉特的富商们。艾哈迈达巴德（Ahemedabad，以下简称艾市）作做为该邦最大城市，也处于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潮之中。同一时期的新艺术装饰风格（Art Deco）也在印度生根发芽。新艺术装饰风格的大型建筑在1930~1940年代的印度各大城市尤其是西部金融中心孟买兴起，直到1960年代。尽管在印度主义者看来这种风格过于激进甚至粗鲁，但其流线的形式，横三段竖三段的比例，甚至浮华的热带植物装饰都赢得了孟买富裕阶层的推崇，风格本身成为欧洲节制生活方式的符号，成为现代性的体现。  ▲ 作为改良的新古典主义作品，1938年建造的艾哈迈哈巴德市政厅强调了砖砌立面的表现力，古典主义对称里面中结合印度气候进行通风设计。  ▲ 孟买Eros电影院，典型的 Art Deco 风格。
如果说新古典主义代表着英政府的统治意志，新艺术装饰风格体现了城市富裕阶层的享乐心态。那么“印度现代建筑运动”则是对当时欧美主流建筑思潮植入印度的一次激进的反弹，建筑师试图从印度丰富的建筑传统中寻找身份符号，甚至以传统的建筑秩序指引当下的建筑设计。这种思潮伴随着20世纪初印度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英国统治的持续反抗，在印度独立前建筑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从风格上，这种在现代技术下拼贴传统符号的印度建筑复兴运动风格和更早期的印度-撒拉逊风格（Indo-Saracenic）相差无几，然而后者是英国建筑师主动融合地域特色进行创作，前者则在配合着20世纪初印度国大党领导的反英运动，强调印度本土符号的回归，相对于缺乏文化联系的国际植入风格，更容易从情感经验层面为印度上层人士理解，受到了具有本土反抗意志的印度上流阶层的首肯。  ▲ 迈索尔王宫，由英国建筑师Henry Irwin于1897年设计的印度-撒拉逊风格建筑，1912年建成。（图／维基百科）  ▲ 1930年代印度建筑复兴运动风格的本地豪强之家。
1947年独立后印度开始拥抱“国际式”现代主义风格，然而仅仅二十年前，1920年欧洲大陆兴起的包豪斯风格、德国表现主义、风格派等现代性建筑运动，由于缺乏的现实主义土壤对印度本土影响甚微。即便到国际式盛行的1930~1940年代，一部分对此感兴趣的印度建筑师仍无动机将国际式推广到这片土地。少量有着国际背景的富裕业主往往寻找欧洲建筑师进行设计，国际式的简洁风格被用以标榜他们与欧洲大陆同步的品味和生活态度。
然而正如二战结束标志着欧洲乐观主义的开始，印度独立使得人们重新审视传统，致力于创造新世界。这一时期对现代主义建筑的追捧有着经济性和精神性双重解读。一方面欧洲和苏联战后的大规模集合住宅建设给尼赫鲁新的启发，快速、大量、廉价、材料单一，早期现代主义预制装配式建筑改善了欧洲严重的住房短缺。在这种背景下，PWD（PWD为印度住建部的印地语转写罗马字母后的首字母缩写，也指Public Works Department公共作品部门）采用了相似方式建设大量住宅项目，砂浆抹面掩盖了手工艺的不足，缺乏装饰的立面节省造价，混凝土框架填充墙技术保证了建造的迅速完成。但是相比于之后的现代主义集合住宅，这个时期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折衷主义风格的出现，比如在一座有着现代主义风格建筑两翼中部拼凑艺术装饰风格，这些被现代主义者认为不诚实且缺乏内在空间逻辑的折衷风格作品体现了转型期印度本土事务所的迷茫和对新风格和建造技术的模仿心态。   ▲ 典型的PWD项目，位于德里的尼赫鲁中心（下），和艾哈迈达巴德一处疑似PWD项目（上）。
另一方面，从精神性角度，新的现代主义风格恰逢其时地迎来了渴望摒弃过去生活方式的客户。全球现代主义建筑的用户往往是那些智力和经济进步者（Eaton 1969），在独立后的艾市，这些需求者正是使用新技术的纺织业家庭，企业主和政治领袖，他们渴望摆脱传统文化范式的束缚。而相应的，此的印度建筑师们正从战后的英语国家新领袖美国学成归来，继承了彼时统治美国教育界的包豪斯等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百废待兴的时局将大量建设项目带给这些年轻建筑师，他们中的佼佼者包括1950年代初留学MIT的Habib Rahman、哈佛的Achyut Kanvinde、留学于密歇根大学和MIT的Charles Correa、为柯布西耶工作的巴克里斯纳·多西（Balkrishna Doshi）等。这些年轻人直接受到同时期巴西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巨大鼓舞，渴望以新的现代主义风格建设印度，也如愿的塑造了接下来三十年的印度建筑史。  ▲ 巴克里斯纳·多西（图/descroll.com）  ▲ 柯布西耶（左）与多西（图/getty.edu）
立体方盒子形式，平屋顶，立面无装饰，窗户无封檐，阳光投射每个房间。平面设计体现了空间的流动性，多米诺体系保证建造的便捷高效。这些代表了战后新的国际化生活方式的建筑手法迅速风靡了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运用现代技术修建的巨大板楼和点状摩天楼在印度出现。这种清晰易学的建筑风格，结构和建造方式，连同其所隐喻的现代生活方式风靡了印度大陆。然而欧洲功能现代主义并非全无弱点，也绝非像像早期现代主义者预期的那样，从北极圈到热带一样适用，印度酷热气候因素并未被充分考虑。客观来说，此时的现代主义复刻作品远不如经验丰富的国际建筑师贡献的大量银行和使馆建筑成熟。然而这种“过分思考”的经验主义建筑显然无法满足新一代印度建筑师对清晰而大胆的建筑表达的需要，这一时期的印度建筑界如同沙里宁和莱特之前的美国，充满着盲目而高涨的变革热情。总的来说，此时的英国经验主义建筑经历三个世纪的在地化而变得更为适宜印度的风土，但被作为需要打破的政治符号而遭到暂时屏蔽。阿尔瓦·.阿尔托，艾森·沙里宁，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的作品通过他们的印度门徒们复刻。  ▲ 1947年Achyut Kanvinde在艾哈迈达巴德设计织物工业研究所（ATIRA building）似乎全然是包豪斯建筑的复刻，成为尼赫鲁早期工业化建筑的代表。自由平面，功能分区，横向条窗这样的风格元素连同混凝土梁柱体系，空心井字楼盖建造方式被带入印度。
如果说这四种主流思潮构成了20世界上半叶印度建筑的基调。那么在流行的喧闹背后最不应忽视的却是一少部分欧美设计师的具有创造力的“现代印度风格”探索，这些创作和“印度现代建筑运动”的区别是对现代性的追求以及传统符号的主动转化而非简单拼贴。一种探索基于新艺术装饰风格，吸收着全球符号，被转化为装饰元素，形成“印度-装饰风格”。另一种是将现代主义风格和印度气候进行结合的尝试，兼具了现代性和气候适宜性。然而遗憾的是，从总体上来说这一小部分欧美建筑师的有益创作因其晦涩性并未掀起较大波澜，被同时期的其他建筑思潮所淹没。
同样有趣而被忽视的话题是印度领导人对所谓“印度建筑身份”的观念转变，Chandra Chatterjee是“印度现代建筑运动”中的复兴主义大师，擅长对印度传统风格进行拼贴，在1930~1940年代，这些作品受到了诸多印度贵族的支持，其中包括主导印度规划委员会的尼赫鲁，Chatterjee甚至在1940年代出版了这样的宣言《遵从历史规则，全印度建筑师联盟为印度创造新建筑》。然而在1947年后，尼赫鲁突然转向现代主义，Chatterjee随之被建筑师激烈批判，成为“倒退的复古主义者”。这种对折衷风格的推崇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体现了国际先进风格包围下的的民族身份焦虑。然而所不同的是，尼赫鲁为何如此快速地否定了这种折衷民族样式？
尼赫鲁在印度独立后需要抛弃的是两种符号，一为英国的形式，传统的印度样式在殖民时期对抗英国的历史使命已尽；二为印度传统的宗教对新型国家的羁绊，而此时，无论Artdeco，新古典，印度建筑复兴形式，都和英国经验主义，印度传统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形式呼应，而现代主义“标新立异”的评价体系轴心迎合了尼赫鲁大破大立的建设心态。然而究其本质，信奉“费边主义”的尼赫鲁仍然重视经验和渐进式的社会改革，纯粹功能主义而缺乏符号意义的国际式功能主义终难打动他。尼赫鲁希望苍白的方盒子建筑能够产生印度先进性和工业化的联想，所幸的是这些需求即将被随后到来的柯布西耶作品完美满足。  ▲ 勒·柯布西耶（图/franceculture.fr）
从另一座“光辉城市”开始
尼赫鲁治下的印度经济政策倾向保护主义，强调工业化、国家干预劳工和金融市场、监管商业活动、中央规划等，模仿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且和欧美密切联系。尽管经济增速缓慢，但综合国力迅速发展，民生稳定，欣欣向荣。这种背景下，印度政府、古吉拉特邦国企、研究机构和一批富裕的私营业主希望引进世界建筑大师作品以快速扩大印度的国际影响力。从1920年代开始倡导“光辉城市”，提出新城市规划理念的柯布西耶无疑成为了熟稔欧洲状况的尼赫鲁的最佳人选。他至少为同时代的印度人提供了这样全新的视角：昌迪加尔超前的城市规划和现代主义建筑和尼赫鲁的政治理想统一，充满未来主义愿景的工业化和现代主义建筑符号产生了的捆绑关系。而路易斯·康在南亚炎热的气候中将庭院通过重复的序列组合，形成阴影的遮蔽；建筑室内同时通过建筑中不可思议尺度的巨大砖洞引入可控的阳光，圆洞的砖拱和混凝土梁形成拉压平衡，功能形式的和谐落脚在奇妙的结构之上。 ▲ 路易斯·康（图/phaidon.com） ▲ 路易斯·康设计的艾哈迈达巴德印度管理学院IIM。（图／维基百科） ▲ 艾哈迈德巴德印度管理学院内外景（图／维基百科） 两位大师的作品为印度迎来了世界关注并开启了现代主义建筑在印度的滥觞，然而随后柯布西耶在印度的评价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变化。如今看来，他们在印度留下的遗产首先是一批跟他工作或者受到直接影响的西北部建筑师，这些建筑师最初的阶段复刻柯布的形式，比如甘地讷格尔（Gandhinagar）的规划，布局与昌迪加尔非常相似，直角网格清晰，80公顷左右的区块紧凑排列。独立的政府区块位于城市的心脏地带，尺度巨大，充满英雄主义地屹立于场地中心，抒发着独立印度的未来主义激情。住宅区块为7000人的邻里单元，内部融入公共空间和景观，初期规划希望将艾市的传统肌理融入其中，然而通过单纯空间布局控制社会结构的企图被证明是失败的，最终这些邻里单元和遍布印度的PWD住宅项目相差无几。 ▲ 昌迪加尔（图/Google Earth） ▲ 甘地讷格尔（图/Google Earth） 这一时期这些年轻建筑师开始关注印度自身气候和文化问题。多西1960年代设计的L.D.印度学研究所大楼，尽管借鉴了南亚传统住宅形式Haveli，但有着对柯布式混凝土梁板体系炫技般的展示。接下来的影响表现在对柯布和康空间原型和建造方式的借鉴，如柯布在艾市Shodhan别墅的遮阳深窗框、棉纺织协会总部双层表皮的建筑立面语言、Sarabhai别墅的砖砌拱顶、Sanskar Kendra博物馆的混凝土框架填充砖墙，以及路易斯·康IIM宿舍的秩序化的结构语言。多西随后的实践显然受到了双重影响，在他所主导的环境和规划技术建筑中心（CEPT）设计中，L形的平面围合出院落和街道，架空的底层打通了入口草坪和中心内院，巨大横梁和承重砖结构来自路易斯康的启示，而框板双层遮阳立面，粗野主义水落口，面向天空开窗的工作室剖面可以看到柯布的影子。 ▲ 印度学研究大楼是多西脱离勒·柯布西耶事务所后，作为独立建筑师设计的最早的公众建筑之一，是耆那教古代文稿和绘画珍品的收藏和研究机构。（图/维基百科）
▲ CEPT主楼的室内外
多西的Sangath工作室使用了柯布拱顶符号，然而其下沉庭院，十字通风布局，雨水收集结构则可谓探索印度地域化的精彩创作。Achyut Knavind在艾市附近的粗野主义力作杜德萨嘉乳品中心则受到路易斯·康的理查德医学研究中心“服务和被服务空间分区”的影响，制奶工业特需的竖直蒸馏双塔勾勒出充满节奏感的建筑轮廓，预应力混凝土框架填充板则可以被视为柯布之后印度最为流行的建筑立面样式。而柯里亚在艾市的管式住宅在柯布剖面的基础上探索了低造价住宅在印度酷热环境的适应性。 ▲ 多西的桑伽工作室（图/archiposition.com） ▲ 杜德萨嘉乳品中心（图/panoramio.com）
整个尼赫鲁计划经济时代直到政策延续的1980年代底，现代主义风格逐渐浸染了印度建筑的底色。无论是大量存在的、格鲁皮乌斯所倡导的功能实用性建筑，受到大众喜爱的“印度乡土”集合住宅，还是随后有着局部影响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或新陈代谢学派，受到巴西建筑运动、悉尼歌剧院和小沙里宁影响而产生的一些雕塑般的宗教剧场建筑。然而现代主义苍白有限的设计手法，天性不能调和都市文脉的弊端在全球城市建设浪潮中显露。斯特林说：“百分之九十的现代主义建筑是乏味的，贫瘠的，放在老城区中尤为具有破坏性。”。 ▲ 艾哈迈达巴德泰戈尔剧场（图/flickr.com） ▲ 英吉拉·甘地国家艺术中心（图/newsexperts.in）
在1986的印度德里，英吉拉·甘地国家艺术中心竞赛（IGNCA）率先打破了僵局，这个有着昌迪加尔一般野心的全球竞赛更像是尼赫鲁时代的一个总结，吸引了46个国家的作品。最终第一名归于普林斯顿大学Ralph Lerner，新古典的宏大建筑体量犹如印度神庙（shikhara，梵语原意“山峰”）被分解为连续的单体，呼应着德里的放射轴线尽端，体现了国际思潮中对城市文脉的重视和对印度历史的关注，于是印度建筑师们开始追问从埃德温·鲁琴斯时代延续的问题：什么是印度当代建筑的个性（Indian Identity）？
更多内容和图文信息详见《城市中国》081期“全球竞争中的亚洲城市比较”，本文有删改。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吴佳维博士对文献收集的大力帮助。 文+图/王冲 编辑/宋敖 /淘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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