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红军刘来宝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合影，看到这样的全家福，您的心一定很疼。 刘来宝（刘炳煌）的唯一儿子刘建生。 散落的红军系列故事之59 刘来宝：红五师新圩之战的唯一幸存者 撰稿 汤华明 供图 文东柏
红军长征胜利81周年的秋天，广西灌阳县组织力量在新圩乡的一个叫酒海井的地下溶洞里，打捞出当年被残忍杀害的100多红军伤员遗骸。原红五师师长李天佑上将的儿子李亚滨、政委钟赤兵中将的女儿钟安屏和红34师100团团长韩伟中将的儿子韩京京，专门从北京赶来现场，为这些惨死的红军烈士举行遗骸安放仪式。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来不及转移的新圩乡和睦村战地救护所的100多伤病员，被当地土豪劣绅勾结反动武装，用棕绳捆绑后推下井中，制造了红军长征史上最大的伤员屠杀案。很有幸的是，悲壮的红五师有一个人历经磨难活下来了，他就是潮立村的刘来宝。 大山上的青青翠竹，一根根参天挺拔，象征红军烈士长存永生。 人物档案：刘来宝，原名刘炳煌，江西省宁都县洛口乡刘均前村人。1917年生，1934年入伍，长征时任红五师14团二连战士，1934年11月27日新圩阻击战打响时，在最激烈的新圩乡枫树脚到排埠江的阵地，阻击东南方向蜂拥而来的桂军第十五军。战斗打到最后时，二连的阵地上只撤出两名伤员，他和另外的一名战士。受伤的他被附近一名出家人收留，病认作儿子。从此，他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生活，生养唯一的儿子叫刘建生。后来经很多长征研究者证实，他是新圩阻击战红五师唯一的幸存者，也是酒海井100多被害红军伤员的唯一见证人。2004年，刘来宝在潮立村挂门前屯去世，享年87岁。 一、枪声停下来时，尸山血路让战马都打寒颤 2016年夏天，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时，我重走长征路，曾在这激战三天三夜的阵地上走过。今天，我再一次怀着崇敬的心情，一步一步再走当年红军与桂军血战的每一寸土地，酒海井、战地救护所、杨柳井红五师李天佑的指挥部旧址、枫树脚、排埠江主阵地……走在这段曾经被2000多红军烈士染红的山路上，始终有一种揪心的疼。 红五师政委钟赤兵之女钟安屏，来到父亲战斗过的新圩阻击战旧址凭吊烈士。 原红五师师长李天佑上将在他的回忆录《把敌人挡在湘水面前》中写到，“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敌军在猛烈炮火、机枪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猛扑，从望远镜里看到，我们的战士全被硝烟和尘土遮住，战士们顽强地从土里爬出来冲向敌人……第二天佛晓开始，战斗更加激烈，敌人的攻势更加猛烈，我军的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这不是我军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上的战士全部阵亡才被敌人占领的。一列列伤员从我的眼前抬到战地救护所去，团长、政委、营长伤亡很大。说明我们付出的伤亡代价实在不小。到了第三天，军团首长传来电报，红星纵队正在湘江边靠近，红星纵队已开始渡江。几乎每一封电报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继续死守。我们的任务是繁重的，稍一不慎，让敌人突破新圩，红星纵队就非常危险……” 新圩阻击战，以红五师14、15团和红六师18团伤亡殆尽的沉重代价，为中革军委红星纵队渡过湘江赢得了时间。 红34师100团团长韩伟中将在他的《红34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中写到，枪炮声停下来后，走在硝烟还未散尽的尸山血路上，血腥味、火药味充满了山沟。人经过时异常害怕，连久经沙场、只直前进、从不后退的战马也四肢寒颤。 红五师师长李天佑上将之子李亚滨在酒海井祭奠牺牲的父亲战友。 二、蒋来宝 蒋来福 一个连只剩下两名伤员
走过当年激战的阵地，过了新圩乡，我的心还在剧烈地颤抖。急切想见到那个活下来的红军刘来宝的后代，再次深入了解当年红军的英勇和悲壮。 爬两座小山包，就是新圩乡的潮立村。聚在一起的村民告诉我，老红军刘来宝的儿子刘建生，早就搬到另外一个叫挂门前的村子。我只得再向前2公里，来到挂门前村。还好，在村前遇到潮立村的黄荣正支书。他将我领到刘建生的房前，遗憾的是，刘建生的家铁将军把门。这是一处有30多年很破旧的房子，刘建生、蒋淑姣夫妇仍然住在低矮的房子里，他们的残疾女儿嫁到同村的前一排，可是她有些智障，说不清爷爷的往事，而刘建生一家去了儿子刘海迪在桂林的家过年。 见有记者从外地来寻找红军的后代，十几个村民全都围了过来，上烟的、倒茶的、问候的、找刘建生电话的，几个人热情地为我服务。村妇联主任干脆拨通了刘建生的电话让我通话。尽管没有见到的红军后代，但村民这份热情已经让我感动不已。 李亚滨夫妇和儿子，来到新圩杨柳井，在李天佑上将当年的指挥所旧址凭吊。 电话中，刘建生告诉我，父亲刘来宝（刘炳煌），生于1917年，红五师14团二连战士，湘江战役的新圩阻击战时，他的阵地就在最激烈的枫树脚。红五师的参谋长胡震、团长黄冕昌就在那里牺牲，红15团团长白志文也在那里身负重伤。那年11月29日，父亲的腰部负重伤昏死在死人堆中。他和另一个伤员被当地斋公蒋振华救回一条命。 刘建生说，灌阳县党史办有父亲1977年和1983年的回忆记录，你去找找，那是父亲在世时的回忆，很完整、很真实的。 按照他的提示，我联系到党史办的文东柏老师，翻出了1977年和1983年刘来宝两次回忆新圩阻击战的原始记录，还有《灌阳县党史通讯》上刘来宝的回忆文章（见原件）。 据刘来宝回忆，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激烈的时刻，我参加了红九军团，那时我只有17岁。后来我被编入红五师14团。部队长征经湖南道县到广西灌阳县时，军中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当时我是个兵不知道这里的原因，但能感觉到将有什么大事要发生。11月27日，我们团进入新圩的排埠江阵地，阻击冲上来的桂军，排长和班长都知道为什么要大这一仗，目的是把桂军挡住，不让他们威胁中央红军红星纵队的安全，用我们的生命保护中央首长安全过江。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整个阵地的枪炮声就像煮粥，也像炒豆子，一刻也没有停过。冲锋声、喊杀声从早到晚。山和地都在抖动，敌我双方战死的尸体，遍布山梁、农田、路边，河沟里的水流都是血红血红的。战役到了后期，我的后腰部被流弹击中严重受伤，伤得这么很想撤出阵地都很困难，只得咬牙坚持又打了一阵，我不能站起来打枪，就趴在地上扔手榴弹。结果用力后伤口被撕开更大血流不止，班长把我扶到隐蔽处休息，自己又冲出去战斗，他再也没有回来。 韩伟中将的儿子韩京京和儿媳、闽西红军张云龙少将的女儿张薇薇在酒海井。左边为灌阳县党史研究专家文东柏。 天快黑时，流血过多的我口渴，爬到附近田边找水，突然一个扛锄头的男子，一把抓住我的胸口衣服说，你不要命了？他让我脱去红军的衣服，沿着大路往山上跑，我拼命爬到山上的破庵里，两个老人（后来知道他叫蒋振华）见到我浑身是血，知道我是红军，立即烧火取暖，给我吃的喝的，为我包扎伤口，留下我暂时休养。我当时不能动弹，随身带的一支手枪，被身无分文的老人拿去换了钱，买药给我治伤，他是实在没办法啊，不然怎么会买枪？破庵就在的阵地附近，为了防止敌人发现，蒋振华又将我转移到舅父陶云家躲藏。 中央红军红34师100团团长韩伟的儿子韩京京,参加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 三、蒋振华夫妇有了两个红军儿子 过了几天，又一个受伤的红军战士来蒋家躲避，蒋振华老人认我们做儿子，我改名蒋来宝、小战士叫蒋来福。一家成为四个人。 我们的伤治好后，开始在山上打柴换钱度日。弟弟蒋来福出去给人耕种、帮工。1937年，我被国民党抓到兴安县当兵，如果是抗战打鬼子，我会毫不犹豫地参战。可是，我当兵的部队一年都没有开赴抗战前线，我肯定不愿意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混，我在那里干了一年后，偷偷逃回了新圩的家。不到一个月，伪村长又将我抓去当兵，这回去的是平乐县，反动派的军队与红军大不一样，当官的欺负当兵的，那时常事。我在那里很不习惯，不久我又趁机逃脱了。而那个我那个蒋来福弟弟，再也没有回来。我还没有来得及问问他到底叫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哪里的人，他毕竟与我做了兄弟，我一直怀念着他。 我回到养父母身边还是给别人做雇工，但我知道，这样也比在反动派的兵营安全，万一自己的红军身份被暴露，绝对师活不成的。解放前夕，我到文市乡的一家杂货店做了3年伙计。1949年，我的养父母去世了，这个家只剩下我一人，土地改革的那一年，我与一个叫路德妹的女子结婚成家，她是失去丈夫带着一个女儿生活艰难，才改嫁给与我成婚的，后来定居在新圩乡潮立村。养父母没有了，才将姓氏改回姓刘，恩人、养父取的来宝名字，后来一直在用。1972年，我在政府的帮助下，曾经回到江西宁都看望亲人。 灌阳县新圩酒海井烈士纪念碑，我的身后就是残害100多红军伤员的酒海井。重走长征路经过这里时，烈士的遗骸还没打捞出来。 四、酒海井被杀害的红军伤员全是红五师的 关于新圩酒海井里被残害的100多红军伤员，到底属于哪一支红军部队？因为当时参加新圩阻击战的部队有红五师14、15团，红六师18团，还有后来奉命接防的红34师的部队。原红五师师长李天佑上将的儿子李亚滨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父亲的回忆文章《把敌人挡在湘水前面》中记录，他看到一列列伤员抬到后方去。 老红军刘来宝在1986的《灌阳县党史通讯》第70页这样回忆：新圩阻击战后，红五师的14、15团基本打光（该师所属的红13团当时去了兴安县的界首铺，跟随军团长彭德怀参加界首铺阻击战），残部撤出阵地渡湘江时，设在新圩和睦村的战地救护所的100多名红军伤病员，没有来得及撤离转移。被当地的土豪劣绅蒋成勋、蒋连勋，勾结的反动民团用棕绳捆绑，抬到酒海井，残忍地丢进深不见底的溶洞里。 83年过去，这些手无寸铁，身负重伤被残忍杀害的红军战士遗骸，从酒海井被打捞出来，灌阳县和红军将领的后代，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到这时，100多屈死的英灵终于入土升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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