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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标题大家一定想到说的是谁了，而他对于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王朝，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将功成万骨枯”。翻阅中国古籍中对战争的记载，通常只看到有显赫功名的将帅们在主宰成败，而很少描述“无名小卒”的状况，小说中的厮杀多是战将们相互间多少个“回合”的刀枪较量。若考证古代真实的大军交战，将领主要职责还是指挥，对阵的浴血拼杀还是靠士兵。只是因帝王将相占领中国历史舞台，文人对士兵的记述稀少，若想把这种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研究历代战史的重点应转向兵制、兵源、兵饷、兵风等长久被忽视的领域。“兵者，国之大事”。王朝之兴衰，军旅之强弱，主要还是由军事制度变革来决定。 “商君变法”VS“胡服骑射” 夏、商至西周时期，国家形态还不很完备，王朝还像一个部落联盟。参军打仗是奴隶主和自由民的义务，经常由国君、诸侯直接率兵，这形成只有少数人参加的“贵族战争”。下层臣民同这样的战争没有关系也没有积极性。春秋之间300多年不义之战，只是以大的列国兼并小国。进入战国时期后，奴隶制社会形态基本瓦解，自耕农成为社会主体，能服兵役的人日益增多，战争规模日益扩大。公元前4世纪以后，华夏大地上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的局面，其中谁的军事制度好，谁的军力就强，谁就有一统天下的最大希望。 变法以魏国为最早，以秦国为最烈（最烈变法后的帝国崛起） 魏国是“三家分晋”后兴起的强国，疆域从如今的陕西北部，经山西延伸到河南东部。首都原在安邑后迁大梁（现开封）。公元前5世纪，李悝主持变法，在兵役方面实行了自耕农青壮年普遍当兵的征兵制，其军事力量一度居于头强。魏国大将吴起还率军夺占“河西七百里”，即攻占了黄河以西原来秦国的大片土地，威胁到咸阳和秦都雍城。 从地理环境看，魏国位居中原四战之地，除燕国外与其他五大国都接壤，易于四面受敌而多线作战。魏国内部又倾轧严重，像吴起这样出色人才都流失别国。魏国在其他诸国实现全民普遍的兵役制度后，又缺乏激励机制，丧失了优势地位。兵士征战影响农作，出力流血后功劳又归将领和国君，从军的积极性自然不高，因而很快衰落。 楚国地跨如今的云南和江浙，面积相当于其他六国的总和，国都长期设在郢（如今的湖北荆州）。其人口在列国中最多、出现了屈原等著名文人。不过楚地传承几百年的贵族势力太大，上层精神状态一派颓靡，给后人留下的只是古钟乐舞和诗赋。楚国灭小国最多，造成疆域广大，主体民族荆人在国内不占多数，族群矛盾尖锐而难形成合力。南方又不适合养马，难以发展骑兵，楚军车兵的马匹数量质量也逊于北方，导致其长期兵多而不强。 齐国位于富庶的山东半岛，以人口而论也算大国，却长期安于自保。燕、韩属于小国，仅有燕国的乐毅有过“东下齐城七十二”的短暂战绩。赵国疆域原来只有晋北和如今河北中南部地区，却学习匈奴“胡服骑射”最早发展骑兵，在关东六国中一度军力最强。不过赵国国小民少，经济水平不高，也没有建立有效的鼓励从军的机制，败于秦国后就难以重振。 秦国在战国期间的政治、军事变革中，成为一枝独秀的异类。这个崛起于西方荒蛮之地的国家因文化落后长期被中原列国视为“西夷”，却通过变革成为军事和经济最强之邦。 战国之初秦国有被魏攻灭之忧，于是穷则思变，从孝公起便求贤若渴，结果出现天下人才多向西流的现象──秦国所用丞相和主要谋士，倒是来自那些它攻击之国的“客卿”，如来自卫国的商鞅，典型代表还有范睢（魏人）、吕不韦（卫人）、李斯（楚人）等人。他们的才智未能见用于本国，入秦却成为变法革新的主持者或推动者。 秦孝公为富国强兵发布《求贤诏》后，商鞅以一介平民入宫，用几天时间讲解变法强国设想，马上被破格跃升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庶长（相当于后世的丞相），这在讲究论资排辈的后世简直不能想象！ 商鞅变法的中心，就是耕、战，前者达到粮食丰足，后者鼓励民众打仗。按照这一思路，整个秦国都塑造成只知道耕田和打仗的机器，老百姓的职责要么就是多打粮食，要么就是到前方去杀敌立功。 商鞅非军人出身，以研究“刑名之学”起家，变法主要改变了政治体制，给了草民以立功升迁的机会。在过去的列国中，齐军最善布阵，魏国甲兵冲击力最强，此时秦国“科头”军却压倒了魏国精锐，在西河（如今的陕北）一战便斩首8万。据记载，那些穿布衣、不戴头盔的“科头”冲锋时全不顾性命，一心要取对方首级。立军功者能升官晋爵，又刺激了更多的人投军并拼命杀敌、略地和缴获愈多又使秦廷论功行赏有了资本⋯⋯如此循环，秦军愈战愈强，成为一支东方诸国闻之丧胆的虎狼之师。楚国曾牵头召集五国之兵两次到函谷关外联合抗秦，然而一见秦军战旗下的强弩劲兵冲来，各国兵马无不吓得望风而逃。 特定的华夷混杂环境，使酷烈的秦法得以推行战国时列国都在变法，唯独秦国能实行严刑峻法和最赤裸的功利刺激，让国人只知追逐功利，这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正好印证了“存在决定意识”。 秦人出身于大西北草莽，与游牧民族混居，同只讲究骑马弯弓征战的义渠国还能合并。秦国上层学习代表中原文明的“周礼”，却从未真正接受其优雅精致、中庸谦让的伦理道德。秦王族通过联姻掺入了许多他国血脉，几百年间同楚国有记载的联姻就多达19次，多位秦王系楚国或魏国公主所生。楚公主嫁秦时往往都带有众多的陪嫁乐工、诗书陪读，相当于一次文化输出，也只是让秦国上层多一点优雅的外表和享乐情趣，根本改变不了急功近利、不顾礼义而渴求征服的特性。 秦王嬴政当政后，韩国公子韩非子被召入咸阳，他初次接触秦人的感受就是，那里的百姓听说要打仗，就顿足赤膊、急不可待，根本不考虑生死，好战习性在列国中独一无二。 关东诸国受周礼影响，习惯于按出身和血统贵贱分配权力财富。公元前359年商鞅推行变法前，秦国也循“世卿世禄”制度，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平民从军得不到什么好处。商鞅推动的变法最重要的条款是实行“军功爵”，以上缴杀敌首级作为晋爵受奖的依据。此举打破了以出身定官制，士兵斩一敌军官马上可晋一级爵位，这较之魏国只赏铜八两的规定诱惑力大得多，秦国军人也成了最荣耀的职业。 从考古发掘的秦国云梦竹简中，可以看到秦兵上阵最渴求的是求得敌人首级，为此内部竟然经常为争战利品头颅自相残杀。按商鞅规定：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整个生活都跟打仗立功挂钩。军功爵还可以传子，若父亲战死，其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真是一人立功全家受益。 长时间对外征战，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粮食。秦变法后鼓励耕作和修渠灌溉，关中平原成了当时天下产粮最多的地域。如秦以倾国军力进攻赵国三年，在长平僵持，军粮输送源源不断，赵军却因乏食无法持久，军心崩溃导致长平大败。《商君书·兵守》记载，秦国除了招募壮年男子从军，还让女子、老弱为兵负责守城，担任运输、养马、做饭、救护等后勤补给工作，相当于实行国家总体战部署。 秦国有庞大的兵器制造业，长项是超过列国的长射程弓弩。秦军作战时的惯例，先是在远距离发射如雨的弩箭，使对手阵势大乱，再发起冲击以大量斩首。在列国中，秦国兵器制造规定最严，上面还要刻工匠的名字，如有不合格产品就要严惩制造者。 凡此种种严苛要求，虽能有力保障作战，也会让秦国老百姓苦不堪言。自商鞅变法起，秦国实行了最严酷的刑法，目的是不许人发怨言，敢非议者轻则发配当苦役，重则斩首、车裂、活烹。靠着军功爵刺激，秦国这一机制才能在征服六国前得以运行，却势必不能持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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