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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玉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2002年，我们在距今约七千年的仰韶时期的宝鸡关桃园遗址中，就发现了漂亮精致的玉环，但这还不是最早的玉器。考古发掘资料记载，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已有玉玦、玉斧、玉锛等玉器出土，这处遗址距今已有近8000年的历史。这表明，用玉和琢玉在中国至少已有八千年的历史，但是商周以前的古玉毕竟发现很少，虽然后来发现的红山和良渚文化的玉器十分震撼国人，但对于广大古玉爱好者和收藏者来说，可望而不可求。 上世纪70年代，陕西考古工作者在关中西部的宝鸡茹家庄，发现一处尘封三千年的西周方国墓地，该墓地坐落在该村的缓坡地上，由四座墓葬和两座车马坑组成，是西周考古中很难遇到的保存完好的贵族墓葬。从随葬青铜器铭文得知，这是一处鱼国的国君鱼伯与其妻妾的异穴合葬墓地。后来相继在其南北的竹园沟、纸坊头又发掘出十几座墓葬，它们同属于一个方国。 弓鱼国不见史料记载，其神秘已多次见于各大新闻媒体，出土以青铜器、玉器为大宗的各类珍贵文物2675件，其中玉器达554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玉质之好、制作之精，为西周考古所罕见。仅茹家庄鱼伯墓出土的玉器就达三百多件。这些玉器从造型外观上可分片状扁平浮雕和立体圆雕两大类，而又以片状扁平浮雕为最多。从种类上看，有礼玉和装饰及兵器、工具等。 弓鱼国墓地共出土玉鱼72件，其中茹家庄鱼伯墓就出土56件，是动物玉饰中最多的。这些玉鱼全为薄片状浅浮雕，造型多样，形象生动。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这些鱼大体分为VII式。 I式特点是鱼身作弧形弯曲状，穿孔在上鳍部。如图1，青玉质，墨绿色，头部有褐斑纹理，玉质晶莹鲜润，两面磨光，以阴线雕刻出目、鳃、鳍等，体宽而薄，背部有一穿孔，动感强，形象逼真生动，长11.3、宽3.2、厚度仅0.15厘米。图2的形状、大小、色泽、质地、纹理与图1相同，甚至可以完全重合，当为同一玉料对剖雕琢而成。图3的造型、大小和厚度与图1、图2相似，只是玉质为乳白色略泛绿，表面光亮。图4出土于竹园沟，因为竹园沟地的时代比茹家庄要早，因此这件玉鱼的时代可以到西周早期，为青玉，褐色中带有纹理，长度较短但较前者为厚。再如图5、图6、图7。 II式特点是尖头、尖尾、平腹，背为弧形，穿孔在嘴部。如图8，青玉质，灰绿色，略带透明，尖嘴部有一穿孔，长8.8、宽2、厚0.2厘米。再如图9、图10、图11。 III式特点是鱼体肥硕，背部微鼓，穿孔在头部中央。如图14，青玉质，灰 绿色，有黑斑，不太透亮，长9.7、宽2.6、厚0.4厘米。图15、16两件也出自竹园沟，鱼体短宽扁平，腹背较平直，青玉质，灰绿色略带黄斑，长6.2、宽1.8、厚0.3厘米。再如图12、图13。 IV式特点是鱼体平直，首尾宽窄匀称，穿孔多在鱼背部。如图20青玉质，灰白色有黑斑，略带透亮，鱼尾部较宽，显得肥硕，长9.7、宽2.3、厚0.2厘米。图18尾部斜尖上翘，鱼吻部平齐，青玉质，墨绿色，透明晶莹。穿孔开在口部，圆目特大，长6.1、宽1.5、厚0.2厘米。图19青玉质墨绿色略带透明，两面光素无纹饰，长8、宽2、厚0.3厘米。再如图21、图22。 V式特点是鱼体作窄长条形，背平直，穿孔或于背部、或于头部。如图25青玉质，墨绿色，玉质晶莹透亮，与图26当为一块玉料对应剖割雕琢而成，长15.5、宽1.7、厚0.2厘米。图24青玉质，灰白色，略带透明，头呈尖斜角，长8.2、宽0.8、厚0.3厘米。 VI式特征是鱼体作三角状，形制奇特。图27青玉质，灰绿色，透明鲜润，鱼吻部平齐，腹平直背隆起，尾端尖角。圆目、鳃、鳍等用阴线雕出。口下有一穿孔，长6.9、宽1.8、厚0.4厘米。 VII式主要是鱼体宽短肥硕。如图28青玉质，灰绿色，透明鲜润，两面未经明显的阴线雕刻，只是在鱼的背鳍、腹鳍和尾部稍作刻划分割，长4.8、宽1.9、厚0.15厘米。 鱼的存在历史比人类存在的历史还要早，旧石器时代的许多鱼纹化石标本就是证明。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中，常可发现大量鱼类骨骼与人类活动的遗迹共存，这就表明鱼与古代先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实际上在农业发明之前，鱼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之一，因此鱼的形象就必然要反映在人类活动的历史记忆中，遗留在各个时代的遗址中。鱼形象文物的发现区域虽然很广泛，但在关中西部的渭水流域似乎更为突出。前仰韶时期的宝鸡关桃园遗址上的一个早期灰坑中就发现不少鲤鱼骨；距今六千多年的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蒜头壶上的水鸟啄鱼纹，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鱼形象。西周鱼国墓地出土的这72件玉鱼，是继商代妇好墓出土的76件玉鱼以后数量最多、最有影响的发现；关中周原、长安等地的西周墓地亦都有相同的发现。不仅如此，眉县出土的西周编钟铭文中就有渔官的记载，说明当时关中地区的渔业生产已经十分发达。进入春秋以后，鱼形象的文物出土更加频繁，有玉质的，还有铜质的。到了汉代，这种鱼题材的文物有了进一步扩展。具有地区特色的大量考古发现，特别是这次西周鱼国墓地的大量玉鱼现象，可能揭示关中一带，特别是宝鸡地区的一种独特的鱼文化现象及这种玉鱼文化现象的渊源关系。 这种文化现象首先可能是一种图腾和崇拜观念。有学者认为，“水鸟啄鱼纹”中的鱼代表大地，鸟代表苍天，鸟啄鱼寓意大地与苍天之间的沟通。北首岭时期，先民把鱼与鸟绘制在陶壶上，西周时期鱼国墓地出土的这些玉鱼与玉鸟共出，鱼与鸟联系的如此紧密，恐怕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如果鱼与鸟在古人的心目中起天地沟通的神化作用，那么这种文化现象和良渚文化的玉琮崇拜观念的天地沟通意义酷似。 其次是鱼的神化意识。《淮南子·地形》曰：“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后稷是周人始祖，死后一半变成鱼，回到大自然。所以先民尊鱼神为始祖。又由于鱼产子多，繁殖力强，子孙众多，被先民视为家族兴旺的象征，所以民间广泛流传“得子之喜与鲤相连”，凡谁家生了男孩，亲朋好友都要执鲤前往祝贺。在中国汉字文化中，“鱼”与“裕、余”谐音，因此年年有鱼（余）、吉庆有鱼（余），逐渐成为一种吉祥语，经久 衰。后人经常以玉鱼作为佩饰，寓意富足有余。 第三，鱼可能和鱼氏家族的“鱼”姓有关。古代先民的意识中，鱼和鸟具有特殊的神秘性，许多原始部族有以鸟名官名姓的习俗。由此看来，“鱼”可能是鱼氏这个部族的图腾象征和氏族代号。《说文解字》上虽无“”字，但按字意演绎，“”从弓，弓字是象形字，在甲骨文中就有，从弓的字多与弓箭有关，弓箭古代多用来射杀鸟兽，因此“”当是鸟和鱼的合体，天与地的结合。“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鱼氏部族不但尊崇天神（鸟），还尊崇地神（鱼），把鸟和鱼作为部落氏族的图腾，以“鱼”为部族的姓氏和国名，是最佳选择。 鱼国墓地的玉器主要出在茹家庄和竹园沟，而又以茹家庄的鱼伯墓最为典型。这不仅因为这座墓保存最为完整，历史上从未遭到盗扰，而且到目止，在西周王陵没有发现的情况下，这是西周等级较高的一处方国国君墓葬。又因其年代在昭穆之际，因此对于西周玉文化的研究至关重要。玉鱼是鱼国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最多的器种，从已经发掘并见于著录的关中地区西周墓地出土的玉器看，诸如鱼国墓地出土的片状浅浮雕鱼形佩比较常见，大凡等级较高一点的贵族墓葬中都有发现，只是由于这些墓葬大多早期就遭到人为破坏，其组合关系被扰乱，这些体量很小的玉鱼等多被劫后遗留在墓室或盗洞中。除关中地区，甘肃灵台白草坡、北京琉璃河、山西曲沃、山东济阳、河南襄县、湖北黄陂等地都有西周玉器出土，这些玉器中玉鱼的风格不乏有鲜明地方特色，但大体与关中地区一致。然而鱼国墓地出土的玉器其时代、种类、数量上的优势和精湛程度格外引人瞩目。 鱼国墓地出土的这些玉鱼，基本上继承了商代的一些特点，是从商代立体的、平面的、繁复的多种类型的玉器，逐步转化为薄片状、平面阴线刻为主的玉器，较多地沿袭了商玉线条简练的做工，但也有它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 一是以薄片状浅浮雕的手法，自然地表现了鱼的扁平体生理特征。考古发现，这种片状鱼形玉佩在史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这个时期的玉鱼造型逼真，虽数量不多，但是片状玉鱼最早的例证。妇好墓出土的75件玉鱼是商代玉鱼最多的一次发现，这些玉鱼制作简练，形体扁而薄的片状特征十分突出。当然薄片状浅浮雕的手法是鱼国墓地出土的五百多件玉器的共同特征，但表现在玉鱼的制作工艺上，呈现出千篇一律，不像共出的玉蚕、玉蝉、玉牛等，还有圆体雕刻的特征。这种片状浅浮雕的手法表现在玉鱼的制作上，突出了鱼的形体结构和形象特征，经过简练而又准确的外轮廓线，将鱼设计安排在片状玉材上，切割出外形，增强了玉鱼的写实性。扁平的鱼身或直或曲，张口圆目，背部有一大鳍，腹下有两小鳍，两面再阴刻上简化的线条纹饰，在光亮细腻的玉质衬托下，像一条跃出水面的活鱼！使雕琢出来的玉鱼鲜活生动，别有韵味。特别是弯曲的鱼体，强化了其动感，即就是长条细体状的鱼身,也折射出很强的动感。 二是单线阴刻的手法充分表现了西周玉器的时代特征。西周玉器在品种上与商变化不大，虽然承袭了商代玉器的基本风格，如玉鱼的薄片状浅浮雕手法，但在纹饰上却与商有明显不同。此特点和商代玉器多饰繁复纹样形成鲜明对比。与沣西、周原等地区出土的西周玉器相比，更显朴素与简洁。纵观这些玉鱼，无一例外地运用流畅的单线斜刻手法，表现出鱼背部的大鳍和鱼腹下的小鳍，突出沿线左右两侧大面积减地，使这些线条有序的连续排列形成整齐的凸棱线，给人一种阴、阳线配合使用的效果，强化了玉鱼丰满的身躯和灵活的 大小鳍翅，具有强烈的装饰感。绝大多数线条呈现倾斜形，只是在鱼的鳃颈部以双弧线雕刻出鱼身与鱼头的分界，以圆圈阴线雕刻出鱼的眼睛。这种手法很少见于商代，到春秋后也不多见，可以说是西周中期玉鱼特有的风格。 三是形态各异的玉鱼体现了西周中期玉器工艺的精湛水平。鱼国墓地出土的玉鱼造型多种多样，有的肥硕宽短，有的灵巧细长，有的呈弧形弯曲，其工艺的精致程度可涵盖西周玉鱼的基本特征。商代玉器一般显得较固板，而不大注意通过对其细部的刻画表现其动势，动物各部比例关系也不十分协调。鱼国墓地出土的这些玉鱼，雕琢比例关系较协调，并利用流畅的阴刻手法，对鱼的嘴、眼、鳍、尾等部位进行了写实性刻画。在艺术表现上注意把外在形象的刻画与内在神态表现结合起来，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如图23至图26，虽然与图1至图7在造型上形成鲜明反差，但流水般的细线造型和嘴、尾部的刻意雕琢，加上与玉料颜色的搭配，同样使鱼栩栩如生，增强了鱼的动感，体现了西周玉器艺术的感染力，堪称西周中期玉鱼艺术的佳作。 还有一个问题需提及，这就是如何看待这些玉鱼上的穿孔问题。鱼国墓地出土的这些玉鱼，都有一个小穿孔，只不过穿孔的部位有所不同。大部分穿孔的部位在头部，也有一部分开在鱼的上鳍背部，个别开在鱼的下鳍部位。因为这些玉鱼的特征是形体小，且是薄片状，长期以来人们对其佩饰的作用未产生过怀疑。也就是说，这些穿孔是用作携绳而方便佩戴之用。那么玉鱼在当时到底作何用途？《古玉精英》作者说：“各种小刀的柄雕作鱼、虫、兽形，在目处穿孔悬挂。同式器物在安阳大司空村曾有出土，可知商后期器物。它是经过艺术加工用着随身佩戴的小工具......”，作者认为这类玉鱼不仅是作佩饰，还是一件“小工具”，其实这二者都与玉鱼上的穿孔并不矛盾。刘云辉先生在《春秋战国秦式玉器概览》一文中云：“玉鱼......为棺饰葬玉。”这种葬玉的说法是否注意到这些穿孔？不过，作为葬玉，起码已摆脱了其作为佩戴的实用性。如是玉鱼上的穿孔意义恐怕就不是用作穿绳了。引起我们提出这个疑问的是，1987年我们在茹家庄发现一个西周晚期的青铜器窖藏，其中有一件鱼尊的下唇口沿处有一直径为0.3厘米的穿孔！如果说玉鱼上的穿孔是用作佩戴携绳之用，那么这件青铜鱼尊嘴部的穿孔绝不会是用“佩戴携绳之用”就可以解释得了的。因为这件青铜鱼尊高15、长28厘米，重1.1公斤。无论其体量和重量，都不可能用作佩戴。翻阅相关资料，我们又发现苏秉琦先生早年在斗鸡台发掘时，出土一件瓦（陶）鱼，其嘴唇部位也有一个小穿孔。从这件陶鱼的质地、大小和重量上看，更不会有人想到其嘴部的穿孔是用作携绳佩戴的。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对这些玉鱼上穿孔的意义提出质疑！ 撇开红山和良渚文化玉器的神秘性不谈，就商周玉器而言，它不仅承担着沟通天地神鬼的神圣职责，而且成为贵族阶层显示身份地位高低尊卑甚至王权的神物。那个时期广泛流行、取材于自然界中原型的各种动物玉器如鱼，多有特定的文化含义与宗教意义，代表着一个特殊的观念符号。这使得商周时代的玉器，其文化意义远远大于写实意义。人们在雕琢刻画这些玉鱼时，决不可能逾越当时这些礼制的模式，超越对神鬼的崇拜。如果前述鱼和鸟的形象在古代先民的意识中是天、地沟通，人、神沟通的桥梁，那么雕琢在这些玉鱼上的小圆孔，首先应当是天与地、人与鬼神沟通的通道。不管是早期的图腾崇拜，还是后来的祭祀和葬俗文化，其原始意义应当是相通的。虽然这些玉鱼上的小圆孔也可以被人们用作佩戴时携绳之作用，但这不是玉鱼穿孔的原意和本质。 备注：鱼国的鱼，应为：弓鱼国。但是这个字打不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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