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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世界在变好，而我们往往感觉不到，甚至感觉相反； 我们的认知往往建立在流血的新闻标题或悲惨故事之上； 我们倾向于怀念过去，其实只是因为我们那时更年轻； 我们的大脑倾向于“故事性思维”而不是“数据思维” —— 读一读哈佛大学心理教授斯蒂芬·平克的这篇文章，能让我们更清醒地认知自我和这个世界，纠正我们可能的认知偏差。 斯蒂芬·平克 // 每个人都活得很痛苦——除了“我” // 来自世界各地的种种数据都在证明：现在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得更长久、更健康、更富有、更聪明、更安全，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同时，人们对世界的状况也越来越悲观。正如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曾经总结的西方历史一样：“人们似乎习惯了经济的显著改善，然后又巧妙地发现了新的担忧并为此惴惴不安。”在一个进步的世界里，我们如何解释悲观主义？ 这并不是说，人生来悲观。正相反，人们其实倾向于通过玫瑰色的眼镜来看待自己的生活：他们总说自己很快乐，孩子的学校也不错，居住的社区也很安全，诸如此类，尤其是涉及“概率”相关的事，人都会觉得自己比一般人更不容易成为事故、疾病、炒鱿鱼或犯罪的受害者。 但是，当人们被问及如何看待他们国家的发展情况时，就会从盲目乐观的模式转为悲观模式，并坚定地认为：每个人都活得很痛苦，世界将沦为地狱。 // 非理性的悲观主义 // 这种认知和事实的脱节，首先源于新闻的本质：新闻关注的是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吸引眼球的事，而不是“没有发生的事”，这必然导致新闻报道的重点就是突发的和令人不安的事件，比如天灾人祸、企业倒闭、枪击、恐怖事件等等。大多数积极而正面的事件，跟新闻媒体很难“交好”，何况好事大多无法一蹴而就，坏事却非常有可能突然到来。所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媒体标题从未出现过战争、恐怖袭击这样的头版新闻，你可能也没读过谁突然报道说：仅仅一天的时间，就有18万人摆脱了极端贫困。 新闻媒体的这种特性反过来又给人们的认知带来了糟糕的影响：我们对风险的感知，不是来自详尽的统计数据，而是来自图片和故事。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都是形象和故事思维模式，而非数据思维模式。人们把每年杀死了几十个人的龙卷风，看作是比哮喘更危险的事（哮喘每年导致数千人死亡），这不就是因为龙卷风的画面和故事，看上去更刺激吗？所以，很明显，这种由新闻导向性引发的认知偏差，会轻易让人们得出世界在变糟的结论。 其次，非理性的悲观主义，也由我们的另一种认知偏差引起：一件事，有太多出错、出状况的可能；而不出错、把事情顺利完成的方式，往往只有一种。这就为那些专家们创造了一个有效市场，他们有太大的余地准确预言不好的状况发生，这种情形被预言家、专业学者、社会批评家、反乌托邦的电影制片人和小报心理学家充分利用。而那些指出世界正在变好的人 —— 即使只是完全不加渲染地念出数据，也可能被认为是天马行空、过于乐观的人。 此外，心理学家还帮我们找出了人总是对现状表示怀疑并怀念过去的原因。因为时间会治愈大多数的伤口，那些不好的、负面的经历，总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淡去。而且，我们还会把成长和变老的沉重负担，与一个不再纯真的世界混为一谈 —— 因为我们个人的体力、能力都在不可避免地衰退，我们就会觉得周遭的世界越来越沉重。 有一句话说：“我们怀念过去，不是因为过去真的那么好，只是因为那时，我们还年轻。” 是的，流逝的不是时间，而是我们。 斯蒂芬 · 平克教授用生动的数据告诉我们 世界如何进步 // 不够性感的“数学思维” // 纠正这些认知偏见的办法就是培养“数学思维”：我们的世界观，并不应该建立在流血的标题或悲惨的故事之上，而更应该建立在人类进步的那些标尺上，比如我们增长的寿命、文化、繁荣与和平。毕竟，数据统计，会把好的和坏的，已发生的事情和不会发生的事情都整合在一起。 定量的数学思维，尽管不够性感，但确实是一种更聪明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更开明的方式。它的出发点就是：所有生命价值平等，而不会给我们自己或与我们亲近或上镜的人以特权。同时，这种思维，也能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问题的根源，从而找出最可能有效的解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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