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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为评述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明清史专家李洵先生关于明史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贡献的纪念文章。 李洵（1922－1995），字仲符，辽宁省北镇县人。早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受教于冯承钧、瞿兑之、谢国桢、刘盼遂、容庚、陈垣等知名学者。1948 年到东北大学（后改为东北师范大学）任教，直至去世。主要著述有《明清史》、《明史食货志校注》、《下学集》、《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孙嘉淦与雍乾政治》等。 关键词：李洵；明史；纪念 十几年前，我在李老师的鼓励下，准备写《宣德皇帝大传》一书。我将《明宣宗实录》大致看了一遍，结合其他材料，将朱瞻基个人的活动经历排列一番，写出了草纲，寄给李老师。李老师在当时教学科研任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不顾年高体弱，仔细审阅了我的草纲，很快给我回了信，写了十几条批语，从字迹可以看出，老师完全是信手拈来、一气呵成的，可见材料之熟悉，功力之深厚。李老师给我的信件和批语，内容大体上分为两部分，一是关于书稿中涉及到的宣德前后的历史问题，二是关于历史人物传记的具体写法。两部分内容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但主要是围绕明宣宗及其时代的问题展开的。 关于成祖朱棣与仁宗朱高炽的关系，先生认为，朱高炽是个比较有思想见解和有所作为的皇太子，他与朱棣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朱棣立朱高炽为皇太子，有些被迫的因素，虽然曾—度倾向以次子朱高煦为太子候选人，但未立成，朱棣便运用权术来驾驭兄弟二人。朱高煦身边的一批人“换太子”的活动过于露骨，朱棣知道弄不好会重演一场皇位争夺战，只好将他发往乐安。太子朱高炽身边也有一批官员，朱棣对他们并不放心，时常找碴儿“打击”一下，使他们不敢有非份之想，同时也想使朱高炽顺从自己的意志，因此屡次将太子的官属关押下狱。后来朱瞻基的政权班子，基本上是朱棣和朱高炽的老班子，经过朱棣几番“敲打”，是相对“可靠”的。朱棣着力培养朱瞻基，对他寄与厚望，显然考虑到朱明王朝长久统治。 关于宣德时期的削藩活动，先生认为，朱高煦与朱瞻基之间的斗争，仍是叔父要夺侄儿天下的老模式，足明初分封藩于的“后遗症”，当权者必须从制度上来限制藩王的手脚。这些限制法令的确定不在宣德时期，而是在成化前后。削藩的措施则是从永乐朝开始的，宣德时期继续推行这些措施。两朝的大致区别是：永乐时期以俯拾藩王过失或罪行来惩治藩王，或迁或废；宣德时则限制藩王某些经济、政治特权，并使之制度化了。我在书稿中认为，宣德时期的许多藩王都是朱瞻基的长辈，禁止他们来朝，就可以保持瞻基作为君父的绝对权威，先生则进一步指出，禁止藩王进京来朝，还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因为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进京朝见天子本身即是一种政治特权，是一种高贵地位的象征和标志。平民百姓和大部分中下级官员根本没有这种特权，因而可以朝见天子的藩王们，其政治地位不仅大大高于平民百姓和中下级官员，也高于相同等级的藩王。完全禁止藩王来朝，则在无形中剥夺了他们的这一特权，降低了他们的政治地位，使其与中小官员甚至平民百姓差别不大了。 宣德时期藩王们的境遇大为下降，甚至有些可怜，我在书稿中肯定了朱瞻基的削藩之举很有成效，先生却认为：尽管朱瞻基对宗藩亲王们一再削弱和限制，但并不彻底，也并不持久，他的作法不过是贵族阶级内部皇权对另一部分贵族势力的管制，这种管制对整个贵族阶级基本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所损伤。包括藩王在内的贵族阶级，毕竟是朱瞻基政权的阶级基础，瞻基要维护和调节这个基础，而不是彻底削弱它。因此，宣德时期的削藩活动不过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减少不利于集权的离心因素。从这点来讲，瞻基与藩王们的根本利益并无本质上的冲突。 内阁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是宣德时期的重要政治内容，我只注意到了内阁地位的上升和宦官专权的出头，先生则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二者的关系，指出，内阁的票拟权和宦官的代天子批红权结合起来，构成了支配明代政治结构的基础。这种体制是专制君主制下的一种特殊结构形式，皇帝采取这种形式来进行统治，是要防止两种危险的出现，—是权臣当政，二是宦官专权。宣宗朱瞻基对三杨虽然信任和重用，但从来超越“祖训”，这些阁臣的权力不外两个：一是票拟，这是翰林院工作的放大，二是参与机务，这是过去相权的一部分，并且票拟权通常受到宦官批红权的牵制，因此内阁拥有的权力很有限，已完全不是从前的丞相。宦官则不同，是皇帝的心腹和家奴，代天子批红权某种程度上即是决策权。因此这种体制对宦官的防范小于对阁臣的防范，明代当政的权臣极少，但专权的宦官却—再出现，原因就在于此。 “仁宣之治”的守成特点是较为突出的，我写明宣宗对永乐时期的政策和制度有调整，先生则从永乐时期的政策及其结果来看洪熙宣德时期的政策走向，指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永乐时期的开拓扩张性活动(打安南、蒙古、下西洋、迁都等)，已大大超出了当时国家的财政能力(国力)，而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以田赋收入为主，其数额基本上每年是固定不变的，国家的储备并不多，所以一旦有额外支出(尤其是纯消耗性的支出)，财政就难以为继了。因此洪熙帝上台后，不得不采取收缩的政策和措施，调节国力和政策实施间的平衡，缓解永乐时期造成的严重的财政困境。这个收缩政策并不等于保守政策，相反仁宣二帝政治思想上是积极的，也有些作为，但总的形势却是守成的态势，这是一对矛盾。 除此之外，先生还从明王朝发展的角度来论述朱瞻基的守成政治，先生指出，朱元璋创业立国，第二代帝王应该是一个守成者，任务是完善和巩固开国局势，才能使新王朝长治久安，这是中国王朝的传统和常规。建文帝即充当了这一角色，其“新政”即是对洪武局势的调整和完善，是一种守成政治。但朱棣“靖难”成功，打断了建文帝的守成进程，南击安南、北征蒙古、六下西洋、迁都北京，几乎是继朱元璋之后的再一次开创之举。这些举动似乎违背了第二代帝王做守成之君的常规，而仁宗和宣宗的守成之举，是合乎这一常规的。洪武永乐两朝是创业时期，谈不到守成，而在宣德时期明代君主专制体制所能达到的框架结构己基本到位，但运作起来尚需调整和完善。宣宗对此做了相当的工作，创立巡抚制等一系列举动，即是对这种体制的完善和加强。 宣德时期军事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军士被占役、逃亡者多，军屯受到破坏，边军的供给不足，军备弛废，我在书稿中叙述了瞻基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扭转这一局势，只是穷于应付，才干不如祖父朱棣，应对“土木之变”间接负责。先生则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先生认为，朱瞻基虽然对明代军制做了一些调整和完善，如清理军伍、整顿军屯等等，但卫所屯田军制只是适应于明初恢复时期的社会条件，到了宣德年间，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卫所屯田制已不再适应这种变化，二者的矛盾从军士逃亡、军官腐化、军屯败坏等各方面显露出来，这些问题与当时的社会问题相联系，可以说是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瓦解了这种军制，当时还不会产生一种新的军制来代替卫所屯田制，因此朱瞻基的完善和补救措施也就不可能收到更大的实效。 明宣宗是个有一定才气的帝王艺术家，他的诗文书画有一定的艺术成就，我在别人的帮助下查阅了他的《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三十余卷，还复制收集了一些他本人的书画作品，我在书稿中作了大量的介绍，但未能从整体上给予深入恰当的评价。李先生认为，明宣宗是明代帝王中多才多艺的一位，但同时也是明代宫廷腐化生活的开端人，巡游放荡、废后选美、斗蟋蟀开豹房都是他开的头，明代的风流天子不少，宣宗是头一个。这种情况和封建社会中大地主家庭常出纨绔子弟差不多，但宣宗是其中最好的一位。后来的明武宗也跟他学，更不像样。宣宗的艺术成就在明帝中是较为突出的，朱元璋的诗朴拙而粗俗，朱棣的诗有气魄但不像是诗，相比之下，朱瞻基更会作诗。他的诗文书画诸艺都有师承，而且都是师承当时的名家，所以都较为脱俗，但诗文工于技巧，内容不见新意，他与杨士奇等人唱和时所写的台阁体诗文雍容有帝王之像，但性灵不饱满。他的书法是宫廷派书法，是翰林先生教出来的，带有贵族气；他的画很有天才，懂得艺术，属于宋以来的画院派画风，他是明代宗室画由早期转到后期的人物。评价明宣宗的艺术成就，首先应该注重他是个政治家，是个守成的“太平天子”，如同赵佶是画家，李煜是诗人，但他们首先是亡国之君一样，皇帝的地位决定了宣宗艺术上的特点，也限制了他在这方面天才的发挥；朱家皇帝有一种传统，那就是既习文又尚武，既会作诗绘画，也会骑射打仗，朱瞻基在两方面都说得过去，比起朱元璋、朱棣、朱厚照诸帝，朱瞻基可以说是较为的杰出的一位。 关于朱瞻基所处的历史朝代，我注意到他是明前期向中期过渡的历史人物，并从王朝发展折角度来认识他的“仁宣之治”，而李先生则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来认识这一点，他指出，应该从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甚至晚期的发展阶段来看待明宣宗的“仁宣之冶”，明代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不是一码事。从明朝历史上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是明代的前期，正统以后则进入中期，洪熙、宣德时期是明代由前期向中期的过渡和转折，仁宣二帝的“仁宣之治”就是完成了这一过渡和转折。大约从八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进入后期，公元960 年宋朝建国以后，后期社会的标志才开始明显暴露出来；大约十六世纪中、六世纪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入晚期，相当于明王的正德以后，而此前的洪武至宣德时期，则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由后期向晚期的过渡时期。具体说来，洪武、永乐两朝的半个多世纪是“承上”的，这一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方面，基本上是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形态的一个暂短继续，是经过百年来元朝统治之后，传统封建关系的再协调，再恢复时期；而宣德一朝十年加上正统前期是“启下”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入晚期的“初期”，此后的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如新型生产关系，大规模的市民运动，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运动等等，显示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某些特征。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变动，明初几个皇帝费尽力气搞出来的诸如卫所屯田、黄册图册等等，已不适合于这一变动，基本上是封建社会后期过时的东西，军制由世袭卫所改为募兵，屯田改为民田，两税改为一条鞭，宝钞废而白银兴，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是社会变动的结果。从明王朝的兴衰来看，朱瞻基是个有地位的“人物”，可是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朱瞻基就不是什么有地位的“人物”了。朱瞻基完成了其父开创的“仁宣之治”，稳定了明朝建国以来的局势，调整和完善了洪武以来的政治体制，但又受到了“祖训”的严格限制，未能有更大的作为，这是他与那个时代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体现。 关于明宣宗传记的具体写法，李先生结合我的书稿中存在的问题，一一指明，先生认为我的草纲虽然材料较为充实，也思考了许多问题，但给人一种平淡的感觉，虽然守成皇帝难写是事实，但只要向深处挖掘，就有东西可写。先生的大致想法是：根据确凿的史实写出宣德皇帝的守成心态，将他写成有血有肉，有公开和隐蔽的思想活动的人物。让他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也就是写出他的人性、特性。必须站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解剖的高度来审视“传主”，作者要真正比“传主”高明，看透并超过“传主”，才能真正写好“传主”。否则站在与“传主”同等的时代水平，只能写成，“吾皇圣明”；还应切忌无限拔高“传主”，如写成比今天的“共产党员”还高，就不是历史主义了。至于宣宗传的具体写法，先生提出，宣德时期是明史的转折时期，宣宗是在这个背景下的皇帝，他身上的适应性是什么，矛盾性又是什么？他的适意和苦恼都是什么？以宣宗为中心的政治群体怎样，三杨、蹇夏及内阁和宫廷里的风波如何？君臣间的关系如何？要写明宣宗在这个群体中的情况，不要使宣宗孤立于群体之外，他既离不开这个群体，又与这一群体存在着矛盾。写传记免不了写些生活琐事和一些的细节，不能只写些无意义的“趣味”来吸引读者，而应将这些事情放在宣宗的整个历史中去写，放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去写，放在皇帝的地位和政治环境中去写，这样不仅可以吸引读者，也可以使读者多方面地理解“传主”及其时代。 我写明宣宗，大体上是从永乐后期写起，先生认为大背景不够开搁，应加上洪武后期的形势，甚至应从明初半个世纪的整体背景出发，来描述朱瞻基的幼年时代，这种写法叫“烘托”，用开阔的大背景烘托出朱瞻基这个人物，弄清楚时代赋予宣宗的品格、能力、作为的渊源，这样写来就深入一些，还可以同后面的“朱瞻基及其时代”一部分相照应。只是注意历史背景不必专题写，抓住几个具体内容烘托一下环境，让瞻基在里面亮相即可。 我曾写信询问先生，宣宗传是否应有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一条线索，先生认为大体上有两条线索可以考虑，一条是由明初二帝的开创到仁宣的守成，这条线较为平凡，视野窄些，因为几乎每个朝代都如此，明朝也不例外；另一条是明王朝的转折点，即明王朝由盛到衰的转化和中国封建社会从后期向晚期的转化，二者交织在一起，这条线的视野宽些，可以看到社会的演变和大环境的转化，然后将宣宗放在这个大视野中去观察他的一生：权力、作为、心态、性格、人际关系、为政得失……他既与这个时代相适应，又与之相冲突……这样写想来就生动有戏了。 我写宣宗的活动，按史实归类的方式加以叙述，先生认为这样的写法不太合适，因为传记尽管没有一定之规，但章节的安排还应以人物(传主)的活动为主线，不应用“概论”的形式来写传记。否则不易看出传主活动和各专题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尤其是用写政治史的写法来代替人物传记，有喧宾夺主之势，不是人物传记了。写人物活动固然要同历史背景相结合，但二者不是一回事，在历史背景中放大人物的“个性”，才是人物传记的写法。 关于明宣宗的思想，我的想法是单列一章来写，但又觉得他的思想内容较为分散，没什么更突出的东西，也不是有贡献的思想家，于是请教李老师。先生回信说，一个人一生的思想是否可以单独立章来写，要看其思想是否成体系。朱元璋虽然出身农民，但其政治思想成体系。朱瞻基的思想较为丰富，但不成体系，因此最好是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结合起来写，这样可以更贴切、更深入地分析传主，并且不至于重复。传主思想价值的成熟度不同，写法也应不同。除了政治思想外，瞻基还有许多东西，如他对艺术的看法，对历史的看法，对孔孟、对佛教、对君臣关系、君子小人的看法，对父祖施政方针的看法等等，都是构成这个历史人物的重要部分，通过这些内容的叙述可以提高对整个传主的分析深度。应分析瞻基的一些矛盾意识(如保守与开拓、忧患与虚荣)在其思想中的作用，找出制约瞻基思想的思维模式，要用他最本质的思维模式来分析他思想意识中所有真实的东西，而不必再重复其政治活动的动机。这些丰富的思想意识，加上个人情趣和生活，才能写出一个完整的人，不要将宣宗写成有什么高深政治理论的政治家，这才是成功的写法。 此外，先生还就书稿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指点我，如宣宗的司法活动一部分中，我举了大量的宣宗断案的事例，先生指出这样写举例大多，中心思想有点被淹没；宣宗的宫廷生活一部分，我加入了大量的反映这种生活的诗句，以此来渲染气氛，先生认为这样写虽然比较生动，但加入诗句太多，冲断文气，许多地方是“赘笔”，虽然叙事多而详，但用叙事来表现宣宗个人的修养思想、心理、行为等人格特点的塑写不够，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不可太铺张，生动不生动在于“择事与分析”，即选取典型事例用分析的笔法来写，使读者不是简单地看热闹，而参与思考，得到启迪。可能这才是“深入浅出”。 为了使读者了解宣宗时期的民族和一些特殊的制度，我在书稿中大量交待了这些内容，以宣宗为主，夹叙史实，先生则认为这种写法欠妥，使人感到呆板和勉强，文字不活泼，叙事不精炼，常识性的东西可放入注解，整个叙述还应与传记的风格相统一，同时一些活动的叙述方式要避免“程序化”的倾向，避免使读者有沉闷的感沉。 书稿中每部分都有小标题，以一句话的方式点明内容，先生指出，这种小标题还须洗炼，提纲挈领，“俏皮”但不伤雅，并且告诉我，这样的小标题以所见《鲁宾逊漂流记》写的最好。 经过先生的一番点拨和帮助，我对宣德一朝历史的认识和人物传记写法的功夫，都有一定的提高，虽然我的功力水平很有限，但加工修改后的书稿质量自然比从前略有进步，出版后的《宣德皇帝大传》，也得到了明史界一些学者的肯定和较高的评价。我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几篇有关洪熙宣德时期的论文，有些还被人大书报中心刊物转载，或被海内外的学者所引用。我的研究涉及到洪宣时期的历史特点，朱瞻基和朱高炽的历史地位，朱瞻基政治核心集团的形成，朱棣与朱高炽的关系(包括永乐政治与“仁宣之治”的关系)，宣德时期内容的性质和作用，宣德时期的削藩活动和巡抚制的建立等方面，其中许多研究成果和结论已被学术界肯定和接受。这一切没有先生的指点和帮助，我是不可能做到的。从当时的情况看，明史界关于仁宣史事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可以说，李先生的指点和帮助，不仅使我对仁宣史事的了解和研究加深了一步，也间接推动了整个明史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程。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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