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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在党纪上如何定性，实践中的主要争议观点有两类：一类认为应当以纪法衔接条款定性，一类认为应当以其他违反生活纪律行为定性。这两个观点见仁见智，都有其自身的道理。 个人倾向于认为应当以纪法衔接条款定性。主要理由如下： 一、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的范围 违反生活纪律行为是2016年处分条例新增的一章，共4条规定。该章将2003年条例中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的通奸行为调整修改后并入，并增加了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行为和违背公序良俗行为两个条款，此外，还有第129条兜底条款：“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该款规定具有“空白罪状”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征，明确了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的主要范围，即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行为。一般认为，社会主义道德主要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但129条规定的其他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只包含了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两方面的内容。其中社会公德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所普遍认许、遵循的道德准则。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中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而纪律是特定组织对其内部成员的行为规范，也属于社会规范的一种形式。就党纪而言，从处分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来看，实际上是涉及了道德与法律两大范畴的。 法谚“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一般认为，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有很多的道德规则已经表现为法律规范，例如不得遗弃老人、夫妻互相忠实等。一个行为既违反社会公德也违反法律的情况是较为普遍的。 二、党员干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定性问题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该规定授予人民法院对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相关权限，这些权限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保护的是国家或公共利益。个人认为，从性质上来看，这些措施与行政处罚有些类似，都属于公法性质的强制性法律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 （一）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二）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三）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四）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五）违反限制消费令的；（六）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该规定明确了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措施是由人民法院实施的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信用惩戒措施，只要被纳入名单，就意味着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即存在违法行为。 三、关于条规适用问题 道德规范一旦被纳入法律范围，即具有了确定性、普遍性、完整性、国家强制性等特点。而未被纳入法律的社会公德等毕竟属于道德范围，其认定容易受到个人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其不成文不确定的缺点较为明显。 个人认为，对于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党员干部，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给予党纪处分的，应当以纪法衔接条款来定性处理。如果没有被纳入名单，只是违背了诚实信用等原则的民事违法行为，如果造成后果需要追究责任，可以从社会公德、公序良俗等生活纪律的角度考虑。但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一类情况，从法律效果上来看与被行政处罚更为类似，如果造成后果需要给予党纪处分，个人认为还是应当以纪法衔接中的第29条来定性处理更为适宜；如果拒不履行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可以第27条来定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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