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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莉的待机时间只有七天，电量不足，就有自动关机的危险。
作为一位尿毒症病人，每周三下午，她都会消失几个小时，到透析病房，为自己的生命值续费。
这样的日子，她已过了14年。
（应受访者要求，汪莉为化名。）
汪莉说，她的“视界”异于常人，常遇古怪。
19岁，在老家老屋睡觉，背朝窗户面靠墙。半夜一回头，床边站着一个黑影，“看打扮是个女人，但看不清脸。”
“第二天听说，附近有个女人昨晚死了。”
事后她病了几天，至今依然坚称，“不是在做梦。”
阴历七月、清明前，她会整夜梦见过世的亲人，“一梦一醒间，一个接一个。”
“开始很害怕，经常遇到，也就习惯了。”
汪莉生于1980年夏天，下午4点，申时。
“猴年猴月猴时，算命的说，我这是‘童子命’。”
迷信的说法，童子体弱，常见灵异，婚姻不顺，一生多舛，大多活不长。
为此，奶奶用桃木刻了小人，作为她的替身，供在庙里。
“算命的说，童子命12岁后才定根，24岁大劫，躲不过，就死了。”
以上是我和汪莉的聊天，还有更多闲话，我没记。再记，就写成玄幻故事了。
一个周三下午，在约定地点，城北一家眼科医院门口，我见到了汪莉。
我们向来标榜自己是公益栏目。
这两年，公益生意不好做。除了汪莉，很久没人联系过我们了。
一见面，她也是顾虑重重，“是要把我写成励志人物吗，凄凄惨惨，催人泪下，顺便还带个征婚？”
我说，应该不会，那太俗套了。
我看得出来，她还是不太放心。 今天是汪莉去做透析的日子。
我们一起乘28路公交，穿城而过，前往医院。
为了避免冷场，她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出生在宜宾的一个县城，爷爷、父亲都是中医，母亲也是县医院的医生。
子承父业，2002年，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她去了医药公司上班。
波澜不惊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2004年。
又一个猴年，汪莉24岁，本命年。
5月初，她持续感冒了一周，“一到晚上就发烧，白天又没事了。”
去了省医院，初步诊断是肾炎。 母亲从宜宾老家赶到医院，比预期晚了两小时。
心急火燎的她，在医院门口摔了一跤，左手腕关节粉碎性骨折。
手上裹着新鲜纱布，她赶到了女儿病房——现在看来，这一跤似乎也是某种不祥之兆。
一周后，汪莉病情恶化，随后转院。 母亲一再告诉她只是肾炎，但遮掩不住的焦虑，让她意识到并没那么简单。
趁医生午休，她从办公室翻出了诊断书，“慢性肾功能损害，双肾萎缩。”
我打断了她，“这病，有通俗点的名字吗？”
“你可以理解成尿毒症，或是肾衰竭。”
所有的侥幸，在翻开诊断书那一刻烟消云散。
瞬间失控的情绪里，一半是绝望，一半是不服气：
没有家族病史、身体健康、生活规律、没有任何预兆…
所以，这个问题让她耿耿于怀许多年：
谢谢品尝，或是再来一瓶，意外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需要理由，也没有答案。
2004年5月17日，按道理，汪莉在那天就已经死了。
当天，她的病情急转直下，呼吸衰竭，休克，进入抢救。
那个晚上，她被下了5道病危通知，道道催命。
“有人说，人快死的时候，会看见很多幻觉。”
“但我什么都没看到，只是清楚地知道，哦豁！要死了。” 稍微清醒时，她向母亲交代了后事：
1、葬礼不要放哀乐，她不喜欢听； 2、不要用假花，要用真花，用向日葵； 3、遗像不要用黑白照片，选好看的。
明白自己难逃一死时，恐慌忽然沉了下去，不甘浮了起来：
“才20多岁，没结婚就要死了，不划算。” “好多好吃的没吃，好多地方没去过，可惜了。” “以前不该给妈老汉儿吵架。” ……
包括父母，已做好了接受现实的准备。
与此同时，她的后事在老家也准备好了，接她的车就停在医院楼下。
老家的风俗，人不要死在外面，“剩一口气，也要送回老家再死。” 5道催命金牌后，汪莉居然活了过来。
科学的解释，大概是当年奶奶供奉的桃木小人起作用了。
之后，她住了45天院，“74床，靠窗的位置。”
这可能是她这辈子最漫长的一段日子。
窗外，是一片空地，“有几棵大树，空荡荡的，有时有人走来走去。”
夏天，阳光穿过树叶，有时下雨，有时起风。
“看着窗外，像看另一个世界，一切都变了。”
“恍惚间，一切都和我没有关联了，我从此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死里逃生后，汪莉又面对一道难选的题：
尿毒症病人，要继续活命，有两条路，一是换肾；二是长期透析；
换肾的优点自不待言，但费用高，配型难，即使手术成功，“一颗肾存活期15年左右，到期了还要换。”
透析，通俗说法是洗肾。
肾脏失去净化功能的病人，通过机器，将血液中的有害物质“滤”出体外，维持生命。
选这条路，意味着将和透析机相伴一生，皮肉忍受无数次穿刺之苦。 背着她，家里召集亲友开了一个会。
“父母、亲戚都同意了，去做配型，谁配上了，就给我换。”
母亲换肾的决心，尤其坚决。
若干年后，和母亲闲聊汪莉才知道，当初为了给她换肾，母亲还有一个朴素的计划：
“第一步，如果你爸舍不得拿钱给你医，我就跟他离婚。” “第二步，把家里的房子卖了。” “第三步，没钱了，我到医院门口当讨口子给你医。”
最终，汪莉没有选择换肾，她有她的顾虑：父母的负担、换肾之后终身服药、手术失败的几率…
两条路都不好走，她选了更漫长的那条。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
汪莉的病友之一，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和她曾有短暂交集。
老太太有5个儿女，“都怕被拖累，舍不得出钱。后来，就把老太太送回去了。”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大难临头，有人选择孤注一掷，也有人选择各奔东西。
汪莉感到庆幸的是，她没有被放弃。
住院期间，汪莉身体极度虚弱，长时间不能进食，电解质紊乱，吃啥吐啥。
“那40多天里，能喝的只有盐水，能吃的只有西瓜。”
出院时，她体重只有70斤了。
“是西瓜救了我的命。”
“一出院，什么都不想，就想喝一口丝瓜蛋汤。” 丝瓜蛋汤，挽救不了汪莉坍塌的心。
“街上看到每个人，心里都是愤恨。”她说，“那时做精神检查，我一定是有狂躁症的。”
夜半三更，她常站在空旷的楼道里嘶吼，但这并不能释放她的怨气。
她试过割腕，“妈妈把家里刀具都藏起来了。”
“跳过楼，被妈拦住，把妈妈的手也咬伤了。”
后来，母亲也不拦她了，“你跳吧，我不拉你，但注意脸别先着地，你长那么好看，摔扁了就难看了。”
“跳好点，万一没死，摔残了、瘫了，一辈子坐轮椅，也可怜。”
“后来，不想死了。”她说，“我才二十多岁，死了可惜。” 汪莉之所以找我分享她的故事，原因有两个。
一，“让大家了解透析病人的生活”，“多一些关注，少一点偏见。”
二、给正在痛苦中挣扎的病人，一点信心和鼓励。
健康人对病人的安慰，是隔岸观火的廉价同情，没有意义。
感同身受，只有处在相同位置的生命，才能体会。
“因为他们正在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了。”
“我相信我的故事，能给他们共鸣和信心。”
汪莉也有她的顾虑，所以她要求化名。
“我怕别人对我产生怜悯之心。我不想被可怜，我只想做个正常人。”
说话间，我随她走进了血液透析病房。
冷清的等候室，自说自话的电视机，几位神色憔悴的老年人。
柜子的红色挂饰，给这里增加了一点鲜艳。
不是因为工作的话，医院是我最不愿去的地方。
在这里，哭和笑微不足道，生与死都太渺小。呆久了，容易神经麻木。
和我不同，汪莉在这里轻车熟路。
和护士打招呼、登记、填单子，像在熟悉的餐厅点菜。
在透析病房，每天都有新面孔出现，也有老面孔离开。
有人换肾成功，再没来过；有人结束治疗，回了老家；有人只留下一条简单的死讯，匆匆去世。
你很容易交到朋友，更容易被人遗忘。
唯有汪莉，也是个旷日弥久的传奇。
一般病人，一周做3次以上透析，汪莉只用做1次；
“按一周一次算，14年也做了700多次透析了。”
多数病人生活需要人照顾，让他们羡慕的是，汪莉可以正常生活、工作，无异于常人。
常有人来打听保养秘方，一些病友把她当成了榜样。
60多张床位的透析病房，每张床头，都有一台血液透析机。
血液从身体流出，通过导管进入机器，经过“滤芯”，再回到身体，循环往复。
屏幕上的黄色进度条，从这一边，走到另一边，需要4个小时。
“等于通过这台机器，把含毒素的血液，换成了健康血液。”
我在床旁坐下，和汪莉继续刚才的聊天。
左手腕部，有一圈显眼的凸起，“这是动静脉搭桥手术留下的瘘口。”
造瘘手术后两个月，才能正常透析。在此之前，会在颈静脉和颈动脉临时建立透析通道。
为此，她花了5元钱，在医院找了个理发店，一刀剪掉及腰的长发。
她哭了一场，也纠结了一晚上，最后还是变卦了。
“脖子留两个针眼，就像吸血鬼一样。”
死都不怕，就怕难看，这大概就是女人。
爱美之心，让她坚持用没做造瘘的右手，直接穿刺透析。
“透析穿刺的针头，比献血用的针还大，而且直接穿刺动脉。”
这是不规范的操作，风险大，肉体的痛苦也难以忍受。
两个月，她用右手进行了9次透析。
“我可能是这里最后一个用这种方式透析的，之后再没听说过了。”
左手造瘘手术后，她发现一个严重错误：
一般人惯用右手，所以选左手造瘘，避免运动，保护瘘口。
“我一想，不对，我是个左撇子啊！”
“瘘口，是透析病人的第二心脏，保护不好，是会死人的。”
为此，她开始训练用右手，直到和左手一样熟练。
“学会努力去改变，真变不了的话，就学着去接受。”
手臂的凸起和针眼，是透析病人的标识，也常给他们带来误会。
“夏天穿短袖，气色又差，坐公交上，很多人以为我是吸毒的。”
热天出门，他们会在手上套一个护袖。
一是保护身体，二是保护自尊。
“接受”和“改变”，是汪莉口中频次比较高的两个词。
“我是狮子座，年轻时也很叛逆，和家里吵架、离家出走的事也干过。”
“生病前，和家里人话很少，见面少，回家少，电话也很少。”
生病后，母亲一直在身边照顾汪莉。
“有一次，我妈忽然说了一句，其实这样也好，至少我又能经常见到你了。”
“这一场病，改变了我和家庭的关系，改变了我对‘家’的理解。” 透析几小时，不能乱动，不能多喝水，无法上厕所。
早些年，汪莉靠看书打发这段漫长且枯燥的时间。
“现在，手机越来越好玩了，看不进书了。”
最近，她沉溺某款短视频APP，唱歌、和粉丝互动变成了最大爱好。
14年的相处后，她也接受了身边这台机器，她曾经对它充满抗拒。
“我曾把它当成一种无法摆脱的负担。”
“现在我把它当成朋友。”她说，“身体就像一个房子，打扫完了，房子敞亮，心情就好了。”
汪莉点了外卖，红烧肉盖饭，顺便也请了我一份。
因为健身，她平时晚上吃得清淡，但在做透析时，她喜欢吃好一点，当成打发时间的消遣、对自己的奖励。
在做透析时吃饭，是汪莉的特权：
“其他病人不敢吃太多，食物会对心脏造成负担，加速血流，导致血压升高。”
“他们都很羡慕我。”她说，“但没办法，我就是好吃。”
母亲有好几年没陪她来医院了。
“她带了一百多个老年人，最近在广场跳健身操。”
“她也有了自己的生活，爱好很多，逛街、打麻将，对我很放心。”
工作再忙，汪莉每年也要出门旅行两次。
一次国内，一次国外，看看外面的世界。
“没吃过的，都想尝一下，没看过，都想去一趟，不给自己留遗憾。”
“稍微可惜的是，跑不了太远的地方，7天之内必须要回来。”
“你看，除了透析病人的身份，我和普通人有区别吗？”
晚上11点，透析病房的人渐渐少了。
护士们开始整理床位，打扫卫生。
汪莉结束了透析，机器里的血液回到血管，她舒展了一下身体。
“很舒服，感觉像从里到外洗了一个澡。”
天晚了，我们互道告别，各回各家。
汪莉说，周五她会去健身，我们相约，下次在她常去的健身房见面。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距上次见面，已过去一周。
晚上7点半，我赶到城西，到达约定的地方。
“我能恢复得这么好，也许跟健身有关。”
2004年，从阴霾中走出来后，汪莉开始了健身。
她从小喜欢游泳，“从小下水就不用游泳圈，6岁差点选进游泳队，但我妈没同意。”
她的健身计划，也是从游泳开始。
身体有所好转后，开始瑜伽、形体训练、有氧运动、大型器材，逐渐加大强度。
她的体重也从刚出院时的70多斤，恢复到了90多斤。
“我有两个时间很固定，一是去医院，二是去健身。”
汪莉的生活习惯，受父亲影响很大。
父亲也是健身爱好者，虽然年纪已大，但脱掉衣服，依然是一身疙瘩肉。
“以前天冷会生冻疮，偶尔感冒，坚持健身后，这些症状都没了。”
汪莉说，绝大多数病友没有健身的习惯，一是身体吃不消，二是心态问题：
“反正身体都这样了，再练能有什么用？”
“其实可以像我一样，慢慢适应，循序渐进。”
饮食方面，早餐鸡蛋、牛奶、苹果；午餐少量米饭，精肉，少糖食物；
晚餐补充一些麦片、水果或酸奶。
接受医生建议食谱，尤其慎食高钾、高磷食物。
“我曾有误食高钾水果，差点挂了的经历。”
汪莉脱去上衣，展示了她刚练出来的马甲线。
春节过后，她去健身房的频次增加了。
“三月不减肥，四五六七八九十月徒伤悲。”
除了健身，汪莉认为，来自父亲的“秘方”也很重要。
汪莉生病后，爸爸苦心搭配了一套药方，药材定时给她寄到成都。
“每天早晚各一次，一直没断过。”
“最重要的一点，心态不能崩！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多余的人。”
“和正常生活脱节，再回去就难了。”为了找点事做，2005年，汪莉联系上了北京的一家杂志社。
“我平时喜欢写东西，就做了他们在成都的撰稿人。”
稿费不多，一篇4百元。工作量不小，除了组稿，还需要外出拍摄。
每个月只有一两千元，“但成就感很强。”
“有事做了，闲着瞎想的时间就少了；能挣钱了，对未来的信心就多了。”
有一次，汪莉路过北门，见到一家眼科医院的招聘。
“当时只是试一试，就没公开自己的病情。”
“没想到就应聘上了，还很快升到了护士长。”
“是否该继续隐瞒病情？”工作时间久了，这事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她找母亲商量，母亲说，做人要实诚，工作可以不要，但不能瞒着别人。
做好被辞退的准备后，汪莉向院长坦白了自己的病情。
出乎意料的是，她不仅没被辞退，还被调到了公司的网络部。
“这是公司对我的关照，不用像临床工作那么辛苦。”
母亲说，你帮了人家，不一定要记得，但是别人帮过你，你一定要记得。
汪莉住西三环，公司在北一环，每天上下班就要花不少时间。
出于对公司的感激，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十多年，“到现在也没想过要离开。”
除了几位公司领导，以及关系特别熟的同事，很少有人知道汪莉的情况。
在他们看来，她只是很普通的一个女孩。
除了周三雷打不动按时下班外，她没有任何不同之处。
临告别时，我给汪莉开玩笑，要不要帮她征个对象？
她说，不用，其实平时追她的人就挺多。
新年第一天，又有人给她表白，“我拒绝了，但我也哭了。”
“我不想拖累别人。”
健身结束，我送汪莉走了一段，到她家门口，挥手告别。
最后，她还有几句话，想送给正在看这篇文章的朋友：
重视自己的健康，每年请至少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及早发现身体隐患，防范于未然。
如果你也是一名透析病人，请不要放弃，坚持治疗、合理健身、保持乐观。
“相信未来，我们都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
以上，就是汪莉，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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