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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以诗存史:近代藏书家藏书故事三则

 新华书店好书榜 2018-03-07

清姚文田曾自题书房对联:“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说起读书就不得不提到藏书,无论是读书还是藏书,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都是件很神圣的事。中华千年文化的传承,百代礼乐的兴盛,随着历代典籍的记载自古及今,绵延不绝。而中国自古以诗为盛,有以诗论文、以诗纪事的传统,因此清叶昌炽以诗的形式综述藏书家渊源递嬗关系,撰成《藏书纪事诗》一书,这种特殊体例一起,风靡所致,遂为士林所重。其后,多有续编、补编之作出现,较为有名的就是清末明伦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记述了藏书家藏书之事。

父子相承

一册垂为学海津,毕生事业与书亲。

伟哉雕木破前例,几许刊传近代人。

汲古书亡目幸传,如何斧季但论钱?

容斋末笔人争睹,独懔遗言不敢镌。

缪荃孙(1844—1919),江苏江阴人。清光绪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鼻祖。

缪荃孙以学问、藏书而闻名。明伦评价缪氏父子:“一册垂为学海津,毕生事业与书亲。伟哉雕木破前例,几许刊传近代人。”作为清末大目录学家,缪荃孙校勘勤精,藏书著述甚丰,最为有名的是署名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实际操刀之人就是缪荃孙。

虽然后世有人怀疑该书并非是当时年仅24岁的缪荃孙所作,但是历来传世名作出自青年才俊之手者也不乏其例。赞诗中所说“一册垂为学海津”指的就是《书目答问》这部书嘉惠士林,为入门学习之津梁。该书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就是突破常规四部分法,又创丛书一类。虽然《隋书·经籍志》定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后世采用此法者居多,但是藏书仍兼有各类分法,尤其是私人著述,不一而足。如清代孙星衍的《孙氏家藏书目》就是如此,孙氏发凡起例,分为十二部,以应岁周之数。所以,缪荃孙“破前例”,丛书目一类为后世广泛运用。

缪荃孙之子缪禄保继承其藏书之后,却并未保存完好,明伦诗云:“汲古书亡目幸传,如何斧季但论钱?容斋末笔人争睹,独懔遗言不敢镌。”缪禄保将所存之书在上海古籍流通处出售,所剩无几。其中,士礼居刻《汲古阁书目》也抵债散尽,仅剩缪荃孙日记因遗言不曾剞劂,为后世留下诸多遗憾与遐想。缪氏父子相承藏书,虽并未传世相守,但在藏书史上仍值得一书。

兄弟相继

文学彬彬大小徐,选诗当代石仓具。

别裁初刻同前辙,犹胜壬秋一字无。

徐世昌(1855—1939),天津人,因祖上在河南为官,出生在河南。

徐世昌和徐世章兄弟二人,多编书、藏书,所编之书并不甚精,多是仓促草就,但因其社会地位等原因,在近代藏书史自然有一席之地,因此赞诗云“文学彬彬大小徐,选诗当代石仓具”。

徐氏兄弟所编之书,多蹈步前人之轨,并无创见。他们效仿明代曹学佺《历代诗选》而作《晚晴簃诗汇》,与清代沈德潜编的《国朝诗别裁集》有合辙之处。加上徐氏好名惜费,有沽名钓誉之嫌,所以所编之书如《清儒学案》等,简陋多瑕,任其详略,实际上不可与《明儒学案》《宋儒学案》相提并论。

徐世昌的编著在历史中虽不甚精湛,但是其以文存史、接续前贤的功绩还是应该肯定的,所以说“犹胜壬秋一字无”,相对于传续帝王学的王闿运来说,徐氏兄弟还是有贡献的。

师生相传

绝代峨眉王静安,赵商传业郑君门。

手中何限名山副,眼底无涯山海观。

王国维(1877—1927),浙江省海宁人。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他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成就斐然,多有创获。

明伦将王国维与其弟子赵万里列在一起,赞诗中称“绝代峨眉王静安”,以中国传统意象符号“峨眉”相譬称,表明王国维学问做得相当好。因为宋词中有“峨眉曾有人妒”之语,何况王国维是“绝代峨眉”。所以就后世来看,称国学者必言王国维,就好像汉学家说郑康成、宋学家说朱熹一样,王国维对国学自有开拓之功。

赵万里本人受王国维亲炙,王国维的许多手校之本多被赵万里移录副存。在继承王国维学问的同时,赵万里对王国维藏书以及著作保存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王国维的学问是走在当时学术最前沿的,就是放在今天有些也不会过时。赞诗中所言王国维学问无涯,无论是甲骨之学还是理论美学,涉及领域之广、成果之多、启发之大,后世如王氏兼通精善者十分罕见。

以诗存史

上述人物明伦均列为藏书家,但纪事很明显都是在讲其学问之大小、精粗等。这里就牵涉到学问和藏书之间的关系。由此引发出自古藏书常见的两种现象。其一,为做学问而藏书;其二,为藏书而藏书。

以上所举的例子,在笔者看来均符合第一种情况,即在做学问的过程中积累藏书,并且在自己已有学识的基础上对所藏古书的版本流传、目录编排、思想源流等都有研究,进而收集更多的史料。这是一种在学问和藏书之间的良性互动。王国维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在接触到最新出土资料和已有藏书积累基础之上,他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出土甲骨文献与传世《史记》文本相对照,来印证商代世系的递嬗。

第二种情况是一种藏书心理的满足。古往今来,对书文典册的收藏都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刻书、藏书兴盛之所,也必然是经济发达、财富集聚之地,所以明清藏书家尤以江浙人士居多。例如,黄丕烈对宋版书情有独钟,自号佞宋主人,名其书斋“百宋一廛”,足见其藏书心理。明代藏书家范钦建天一阁,学以世传,书以代增。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纂修《四库全书》,向天下征求遗书,范钦八世孙范懋柱进呈阁书638种,在当时罕有其匹。后虽因各种原因并未如数归还,对天一阁来说可能是一种损失,但现在看来或许也是幸事。

在以学问作为自己藏书传播的媒介发展来看,藏书不是目的,由之而起的学问才是目的。这种学问一方面是藏书这门学问本身;另一方面是因藏书而获得的知识,这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家传藏书,子孙共守”不可能永世相续。黄宗羲曾为天一阁作《藏书记》,其开篇道:“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所以,这种象征财富的一时积累,总会随着岁月流逝而出现变化,以致最后消失。

就当前来看,在现代公共图书馆发展和电子媒介技术日益进步的情况下,阅读范围扩大,新的阅读途径产生,触目所及即是海量信息。因此,藏书也只限于部分做学问和藏书爱好者,与古代为藏书而藏书者也有所不同。

用纪事诗记叙藏书这种形式本身就是继承古代“以诗存史”的传统,由纪事诗本身就可以梳理出因藏书而学问、由学问而学术的清晰脉络。因此,我们对这些藏书纪事诗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它不是藏书家的简单罗列,这种以大多数私家藏书而学问的研究,也可以成为学术史进程中的另一条线索,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当下学术会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标题:从藏书到治学——近代藏书家的藏书之道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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