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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阙里书院 2018-03-07 21:55:08 【作者按】小文写于四年前，发于阙里书院微博（及新浪自动生成之同名博客），曾为人转载。今稍有调整，再略说这个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久远的学校：【【阙里书院】李冠云：历代圣裔的专属学堂——阙里故地四氏学】 孔子第六十九代孙、清人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学校》云：“古者，国有学，术有序，党有庠，家有塾。今孔颜曾孟四氏学，官为置师，比于郡国，其实孔氏之家塾也。昔者，孔子没，子孙即宅为庙，藏车服礼器，世以家学相承，自为师友，而鲁之诸生亦以时习礼其家。魏文帝黄初二年，诏鲁郡修起孔子庙，复于庙外广建屋宇，以居学者，此孔氏家学所由仿也。” 如孔继汾所述，就历史来看，汉武帝时，太史公司马迁曾“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亲见“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史记·孔子世家》），孔氏子孙这种“即宅为庙”，“世以家学相承，自为师友”的情况，就是原始的孔氏庙学。至魏黄初二年，魏文帝下诏“令鲁郡修其旧庙”，“又于其外广为屋宇，以居学者”，使“莘莘学徒，爰居爰处”（《魏鲁孔子庙碑》），这种情况则是孔氏正式因庙建学之始。但随之而来的西晋之乱，却使“百度废弛，数百年中无复讲诵”，虽然刘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曾“诏下鲁郡复学舍、召生徒”但“荐经荒乱，旋复废坠”，乃至“沿及隋唐，无可纪述者”。再至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孔子第四十四代孙、孔仁玉第四子孔勖奏请“于家学旧址重建讲堂延师教授，得旨报可，而庙学之名始起”。宋哲宗元祐年间，孔氏家学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庙学正式转变为孔颜孟三氏学：“哲宗元祐元年（1086）十月，改建学于庙之东南隅，置教授一员，令教谕本家子弟。其乡邻愿入学者，听。寻添入颜、孟二氏子孙，又拨近尼山田二十顷，充庙学生员供膳，赐经、史书各一部”。四年（1089），又添置学正、学录各一员，以教奉圣公胄子（《阙里文献考·学校》）。宋哲宗时期的这次改建，不但明确了庙学即孔氏家学，接着添入的颜、孟二氏子孙和学田的划拨，更标志着三氏学的成型和始设，这无疑是对孔氏家学的一次扩编，赵宋尊儒崇道的内容也因之更加突出。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曾一度更改三氏学之名为“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司”，至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经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奏准，“颁给三氏学官印”，三氏学之名又被改回。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山东巡按史毛在请在三氏学中增入嘉祥曾氏子弟，得到批准，并改铸四氏学印信，其制，一体比照国子监之例，自此四氏学之名遂定，直至清末，再未更改。准此，纵从宋哲宗元祐元年算起，四氏学的存续时间也有九百余年，以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久的学校视之，亦毫不为过。 在儒学经籍之中，《周礼》中的国家教育工作，主要是由《地官·大司徒》所掌理，其《乡师》职“各掌其所治乡之教而听其治”，《师氏》职“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此外，《夏官·诸子》又“掌国子之倅，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小戴礼记》则有《文王世子》一篇，所谓“世子”，其本义即指天子、诸侯之嫡长子，孙希旦《礼记集解》云：“此篇合众篇而成。首言文王、武王为世子，及周公教成王之事；次言大学教士之法；次言三王教世子之法；次言庶子正公族之法；次言养老之事；末引《世子之记》以终之。”在历史上，早在司马迁编撰《史记》的时候即已将孔子列入诸侯一级的“世家”，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六十四代衍圣公孔尚贤又请得应袭长子题曰“公世子”，钦准年满十五岁赐以二品冠服。所以乾隆《曲阜县志》卷四十二亦云：“四氏学教公世子，即仿古大学教公卿大夫嫡子之意。” 从孔氏庙学、到三氏学、再到四氏学，其成立之初，即得到了中央政府层面的特别优礼和照顾。四氏学学官有二：教授和学录。教授“掌训课四氏生徒”，即掌理教学任务。宋哲宗元祐元年改建庙学后“置教授一员”，“令教谕本家子弟”，并规定“于举到文官内差，或委本路监司举有义行者为之”。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勅“于四举五举终场进士出身人内，选博学经史、众所推服者”充任四氏学教授，秩正八品。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朝廷议准：“三氏子孙学官，初本不以常例拘之，后来有司不体优待圣贤之意，将听除人，一概注授，遂使学校废弛。以后注用人员，必听衍圣公遴选，以为定制。”明代教授秩定从九品。清乾隆七年（1742）复改定为正七品。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曾奏准四氏学教授的升转与各府、卫教授同。乾隆二十六年（1761）“令衍圣公将拣选应用人员移送抚臣验看，再送部具题”。同时规定，嗣后此职缺出，“如孔氏见任学录内有文行兼优、已历俸六年、堪保送之员，准一体拣选升补”。从而使四氏学教授的升转与国家官吏的选拔相一致。学录为教授之佐，本为国子监之职，普通学校无权设置，明人陈镐《阙里志》亦云：“天下学官皆用教谕，独四氏学用学录者，盖以比隆国学，亦以圣贤之子孙不与他学同也。”学录之设始自宋元祐四年（1089），当时尚有学正一员，与学录同以孔氏充任，而令教授自置。金元间，学录、学正间用异姓。明洪武七年（1374）裁去学正，只设学录一员，其秩“未入流”。明宣德元年（1426）“定以圣裔任，令衍圣公保举孔氏生员年德俱尊、学问优长者，咨部除授”，从此专用孔氏。清代因袭明制。雍正十三年（1735）定四氏学学录官秩为正八品，而同时期的国子监学录则为从九品，至乾隆元年（1736）之时，方改为正八品。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氏学学录由衍圣公“于孔氏岁贡廪生、捐贡及廪生内”“拣选应用人员，移送抚臣验看”，再送部除授。四氏学学官的选择，“教授用异姓，学录必以宗人”，是因为“异姓则师严而道尊，宗人则情亲而爱笃。严者激励以成其材，而亲者用以拾遗而补阙，其用意亦良深厚矣。”（《阙里文献考》卷七十六） 四氏学校址，数经迁移，其规模也屡有变革。宋代以前是“因庙建学”，学舍沿用曹魏黄初时旧址。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始将庙学建于孔庙东南，自此三氏学迁出孔庙，其规模不详，但总体上形成右庙左学之制。金代，据《孔氏祖庭广记·金阙里庙制》图所示，当时的学舍位于今孔府之南，有两进院落，学舍在西，教授厅在东，各自独立。学舍另辟西门，以便进入孔庙。明弘治十一年（1498），在山东巡抚主持下，对三氏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建，其规模为：“中为明伦堂，堂之后为讲堂、读书室，其前为东西斋，斋之后为诸生肄习之号舍。学门故西向，今易之南向，复作中门，又为便门以通庙。教授、学录各为公廨，讲堂后之左右以楹计，凡一百一十有奇，外燎以崇垣，规制焕然，视其旧有加焉。”（《刘健撰重修三氏学记》）这次修建，使三氏学学舍建制第一次正规起来，但由于学校房屋仍不宽敞，后来在孔庙稍东又增建了“三氏书舍义仓”。嘉靖四十二年（1563）巡抚张监发帑银重修，“新为屋，南五楹，东西十楹，重门周垣，井灶必备，佥守者一人同扃”，供教授、学录及弟子32人居住。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曲阜世职知县孔弘复，以“学舍界于公府，藩臬行署湫隘抑塞，规制不备”，迁三氏学于按察司东（今曲阜师范学校以东，古泮池以北），改建工程历时九年而成。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十三代孙曲阜知县孔贞丛又迁四氏学于庙西观德门外，即清代所谓学宫。其建制与弘治年间所修大致相同，《阙里文献考·学校》记载到：“中为明伦堂三间，左右厢房各五间，东曰启蒙斋，西曰养正斋。后为尊经阁，左为教授署，右为学录署。外辟重门，门外为泮池，跨以桥，桥前为状元坊。”并立有四氏学历代考取进士题名碑。随着清末的科举废、新学兴，民国十四年（1925）九月，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之继妻陶太夫人又出资于四氏学旧址创办“阙里孔氏私立明德中学校”，由孔德成先生出任校长。1947年9月改成曲阜县立中学，1958年更名为曲阜县第一中学。 与同时代的省、府、县诸学相比，四氏学有着其他学校无法企及的特殊优待政策。《阙里文献考·学校》载：嘉靖六年（1527），“山东巡抚刘节奏称：‘三氏学生员岁贡，向来惟以入学为序，并无考选例，是以学者无所劝惩。请定为考选之法，凡在学生员先立廪膳，增广附学之名，廪增或照府学各四十名，或照州学各三十名。附学不限名数，俱令提学官考校，以上等者为廪膳，次等者为增广，余为附学。廪膳有缺，增广收补；增广有缺，附学收补。至于岁贡，不论入学深浅，惟照廪膳名第为定，不许搀越。’部议，照州学例设廪增各三十名，以廪膳名次起贡，每三年贡二人。”清代，兖州考场设东、西二棚，东棚在曲阜，西棚在兖州。清乾隆以前，参加东棚考试的有邹县、曲阜等十二县的县学及四氏学。考试时，以十四个单位计算，四氏学顶两个县的名额。乾隆十九年（1754）沂州新设考场，原参加曲阜东棚考试的各县学重新划分试所，结果东棚只剩下曲阜县县学和四氏学，不足一棚之制。为此，山东学政以“圣人之乡久建之棚，不可轻废”为由，行知兖州府议准，复将泗水、滕县、峄县、邹县、宁阳等五县的县学划归东棚，从而使曲阜的考棚得以保留。四氏学在乡试科举中，享有特别优厚的待遇。明天启元年（1621），云南道御史李日宣“请将所在孔氏后裔于山东省额中式外，每科加举一二人，贡之阙下，以光新政”。礼部议准“孔氏后裔另编‘耳’字号，于填榜时总查各经房，如孔氏无中式者，通取孔氏试卷，当堂公阅，取中一名，加于东省原额之外；但不必拘定一人，以滋多碍；凡历五科，皆取中二名。”崇祯七年（1634），鲁宗学分去一名，遂一度曾只中一名。清顺治十四年（1657），允准“将旧额二名归还四氏，不拘孔、颜、曾、孟，凭文取中”。雍正二年（1724）复增一名，共正额三名，成为定例。乾隆元年（1736），“恩科广额于三名外，得广一名”。四氏学每次科中的举人，都在三名以上，到同治九年（1870）竟达八名之多，故山东乡试曾有“无孔不开榜”之说。关于专门为四氏学圣贤后裔单独编“耳”字号，正体“聖”字含有一“耳”字，取“聖”字左上之“耳”，其意即取自圣贤之义。四氏学之有岁贡，始于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衍圣公孔弘绪上奏朝廷，以圣贤子孙“在学读书者不下二三百名，止由科目一途进取，不无淹滞，乞依各府儒学事例设岁贡”，部议：“令三岁贡一人，以曾经科举及考试，通习经书，素有行止者充选。”此规定与县学相同。至明正德四年（1509），礼部议令贡孔氏三名之后，其年同贡颜氏一名；孔氏又贡三名之后，其年同贡孟氏一名，以为定例。至明嘉靖六年（1527），经山东巡抚奏准，三氏学“以廪膳生起贡，每三年贡二人”。明万历四十年（1612），经提学道陈瑛奏请，四氏学岁贡又改为每年贡一人，从此成为定例。清代，四氏学的岁贡生则比地方上多两倍。 昔孔子杏坛设教，首开人类平民教育之先河，重视教育本是孔氏千年一贯的家风。在制度和管理上，四氏学虽有教授、学录之设，但其均为衍圣公属官，而由于四氏学的家学性质，作为孔氏大宗主的衍圣公对四氏学更始终负有督查之责。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二月，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在袭封伊始，即给四氏学下了一道告示：
此外，古老的四氏学还在清末又有了新式学校“四氏师范学堂”的创设。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清德宗载湉发布上谕兴办新学，提出除京师大学堂之外，各省均设办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及蒙养学堂。次年又推行“新政”，再令各地开办新式教育。清德宗兴办新学的谕令发布后，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更领风气之先，多方周旋，于光绪三十年（1904），会同山东巡抚杨士骧在衍圣公府之南、祖庙之东的原曲阜考院旧址，创办了新式师范学堂“曲阜县官立四氏初级完全师范学堂”，这是当时全国唯一设于县城的师范学堂。衍圣公孔令贻并亲任新成立的四氏师范学堂总理，亲身在堂，督率教习，勤于功课，从校长到每一位教职员工的选任，再到组织招生和后勤保障，物无巨细，事必躬亲，二师师生无不铭感之。清末之季，西学东渐，身为儒宗世嫡的孔令贻创办新学，本乎祖德，博通时务、兴行起化，而以“植基立本、成德达材”为宗旨，实为近代曲阜教育的开创者和第一人。四氏师范学堂嗣后又于民国三年（1914）改称“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民国二十三年（1934）又更名为“山东省立曲阜师范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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